王中宇：市場經濟與本末之爭（上）

　　王中宇《另類史鑒——對中華傳統文明的觀察》 第六章 市場經濟與本末之爭（上）

　　至此，我們從官僚政治的角度觀察了中華傳統社會，看到了這個政治制度的不治之癥。事實上，自清末民初起，就有許多學者在不同程度上意識到這一點。鴉片戰爭后，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強勢引發了國人的深思。其中一些人以中華傳統文明與西方社會對比，得出了中國社會落后源于市場經濟不發達的結論。在主流學界觀點看來，市場經濟是最優越的，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是150年前我們落后挨打的主要根源。從這個觀點看，連鴉片戰爭都有理由為大英帝國辯護。《歷史教學》2003年12期發表張宏偉、蔡中堅的論文《鴉片戰爭也應有“維護商業”性質》，更有人在天涯論壇上發文，稱鴉片戰爭被“誤讀”，“其實質是反壟斷和貿易自由”。(見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304090.shtml)《歷史教學》的讀者群是中學教師，市場經濟的神圣地位就通過這樣的渠道注入下一代的頭腦。

　　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市場經濟成了學界深信不疑的濟世良方，整整30年間，甚至直到現在，市場經濟仍是我們改革的終極目標，西方相關理論是各項政策選擇的理論基礎。

　　中國真的缺乏市場經濟的經驗嗎?傳統中國有無資本主義萌芽?萌芽于何時?用市場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真能解釋近代中國史嗎?成了學界長期爭論的問題。歸根結底，市場經濟真的就是濟世良方嗎?西方的市場經濟理論真的就反映了經濟現實嗎?

　　我們還需從這個視角，進一步觀察中華文明。

　　6.1 市場經濟的濫觴

　　傳說中有“神農作市”、“祝融作市”(《太平御覽》卷一九一引譙周《古史考》、先秦史官《世本》)。對神農時期的集市貿易，《周易•系辭下》描述為：“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注意“天下之民”、“天下之貨”可見其規模之大。

　　《尚書•酒誥》載：“殷人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殷人靠長途貿易為業，養家糊口。可見早在殷商時期，中國就有了市場經濟，以至于“商”這個部落名稱，在漢語里成了business的稱謂。

　　市場經濟的發展導致了貨幣，最早被用作貨幣的，是貝殼。這在漢字上留下的深刻的印跡，貨、貸、費、貿、資、貲、財、購、賄、賂、貪、賒、賑、買、賣、賞、賤、賬、販、賺、贏、貧、貴等與貨幣相關的字，均從“貝”。到商代，青銅工業發展起來，就出現了銅仿貝。“殷、周同用貝為貨幣，‘貝’字常見于甲文及銅器中”(錢穆《國史大綱》第一編上古文化三代之部)《史記•殷本紀》載，商紂王“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巨橋之栗”，而武王克商后，則“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逸周書·克殷解》)可見此時貨幣已經與糧食一道，成為國家政權聚散的對象。

　　周王朝都城的布局為“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周禮•考工記•匠人》)，即左為祖廟，右為社禝，前面是國王居住、辦公的“朝”，后面則是市場。可見“市”為國都中與祖廟、社、朝并列的四大布局之一。

　　“市”的功能是：“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大市，日仄而市，百族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周禮·地官·司市》)

　　除了都城，王畿內的道路上也設有市，“凡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周禮•地官•遺人》)。可見道路上每50里設一市，市里還有存積物資的“候館”。

　　各諸侯國，無論是“百乘之國”、“千乘之國”還是“萬乘之國”，均“中而立市”。(《管子•揆度篇》)可見各諸侯國首府，都設立有市場。

　　至于地方上，“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聚命之曰鄉。”(《管子•乘馬篇》)可見當時地方上的最小單位是“暴”，方六里，五暴成一“部”，五部成一“聚”，五聚成一“鄉”，而市設在聚這一級，故每鄉有五個市。

　　甚至周代的井田制也與市有關。《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何休注：“井田之義：一曰無泄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因井田以為市，故俗語曰市井”。“市井”一詞即來自“因井田以為市”，即農村的集市。

　　考古發現，商周手工業高度發達，這要求商業相應的發達。史籍中記載的，市場的廣泛分布，旁證了這一點。《史記•蘇秦列傳》載：“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史記•貨殖列傳》載：“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表明當時工商業的一般利潤率為20%。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謂原始積累”第6節末尾的注250中，引證《評論家季刊》說：

　　“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托·約·登寧《工聯和罷工》1860年倫敦版第35、36頁)

　　周代的資金利潤率一般能達到20%，可見當時的資本是“活躍”的。富商大賈的涌現和他們對政治的積極干預旁證了這一點。資本的“活躍”甚至感染了以“止謗”而著稱于史的周厲王。他對主張“專利”的榮夷公十分欣賞，大夫芮良夫諫曰：

　　“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國語·周語》)。

　　芮良夫指出：“專利”即壟斷一切有利可圖的百物間的交換。“專利”勢必導致“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匹夫專利”，會被人們視為盜賊，如果“王而行之”，則“周必敗”。

　　厲王不聽芮良夫之勸，用榮夷公之策，其結果“王流于彘”，厲王被國人驅逐。

　　6.2 春秋到兩漢的市場經濟

　　春秋時期，重商主義曾廣泛存在，如齊國的管仲，提出士、農、工、商“四民”之分，指出其各有功用，尚無“重”、“抑”之分，并建立商業區供商人經營“處商就市井”，且令“商之子恒為商”(《國語•齊語》)。

　　鄭國的子產與商人達成協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毋或匄奪，爾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左轉•魯昭公十六年》)

　　衛國的衛文侯以“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左傳》閔公二年)的政策，追求復興。

　　晉國大夫魏絳，在勸晉侯和戎狄時，論據之一是：“戎狄薦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左傳》襄公四年)可見與戎狄的貿易在晉國分量之重。

　　《詩經•氓》講述一個男子向女子求婚的故事，其開首第一句卻是“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男子托交易的名義接近女子，可見交易已經司空見慣，甚至可用于掩護其它行為。

　　《國語·齊語》描述了當時商人們的經營：“負任擔荷，服牛輅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商業交換活動的發展水平，已積累了相當的實踐經驗，足以總結出相應的經營理論。越國的計然就總結出：

　　“積著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物勿留，無敢居貴。論其有余，不足，則知貴殘。貴上極，則反賤;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史記·貨殖列傳》)。

　　在計然的理論里，已隱然將“以錢生錢”作為經營的核心目標，所以中心不是積累貨物，而是判斷貨物是否已達“貴極”、“賤極”的程度，據此作出吞、吐決策。而在整個經營過程中，則應追求“財幣欲其行如流水”，在不斷的周轉中，尋求貨幣的增殖。范蠡就是用“計然之計”，囤積居奇，而在“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的。

　　《管子•揆度篇》則討論了市場規模與商業計劃的時空范圍間的關系：

　　“百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估計)五十里。一日定慮(計劃)，二日定載，三日出境，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

　　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余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境，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

　　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

　　百乘之國的市場，計劃的時間在5日內，距離在50里內;千乘之國的市場，計劃的時間在10日內，距離在50里外;萬乘之國的市場，計劃的時間在20日內，距離在500里內。

　　而現實中，許多政治性都邑因商業的發達而繁榮起來。戰國時期，臨淄、邯鄲、陽翟、洛陽、郢、大梁等諸侯國的都邑，都發展成了大的商業城市。蘇秦描述臨淄道：

　　“臨淄之中七萬戶。……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斗雞走犬，六博蹹踘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袵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戰國策•齊策一》)

　　可見其繁華。而位于今菏澤定陶縣的古陶邑，則因居于濟水南岸，邗溝、鴻溝、菏水等運河的開鑿，使之“居天下之中”，因而發展成一個純經濟性的城市，大商人子貢、范蠡先后在這里大展身手，成為天下巨富。

　　春秋戰國時，跨國貿易已經出現，其基礎當然是中原各國間交通條件的改善。正如張儀對魏王所云：“諸侯四通，條達輻輳，……從鄭至梁(大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余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戰國策•魏策一》)

　　國際貿易導致天下物資周流，“四海之內若一家”，對此史籍多有記載。如《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載：“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管子•小匡》載：商人“服牛車，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國，奇怪時來，珍異物聚”。

　　《荀子•王制篇》載：“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轉移)”，“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

　　市場經濟的發展一方面導致“天下”觀念日漸普及，而“國”則日漸成為一個有限的行政單元。另一方面，產生出一批富甲王侯的富商大賈。如范蠡辭去越國官職后，下海經商，很快暴富，被稱為商圣。孔子門下“七十二賢人”之一的子貢，是個投機商人“臆則屢中”，“家累千金”，(《論語·先進》。《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貢所至，諸侯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當時魯國大夫叔孫武叔公開在朝廷說：“子貢賢于仲尼”。(《論語•子張》)

　　這些富商大賈甚至間或參與國際政治行動。如僖公三十三年(公元前627年)，鄭商人弦高去周經商，在滑國遇襲鄭的秦師。遂以鄭國使者名義，送4張熟牛皮、12頭牛犒秦師，使秦軍誤以為軍情泄露而歸。(《左傳•僖公三十三年》)

　　春秋中期，晉大夫荀罃成為楚國的俘虜，囚于邲。一位鄭國的賈人曾企圖把荀罃密置在貨車中救出，但因“未行，而楚人歸之”失敗。事后荀罃“善視”這為賈人，他不敢居功，去了齊國。(《左傳•成公三年》)

　　到了戰國時期，市場經濟的負面作用開始被注意到。戰國魏文侯時的李悝指出“農傷則國貧”，所以必須“盡地力之教”，就是高度重視農業生產。對于手工業，他認為“雕文刻鏤，害農之事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在那個年代，“雕文刻鏤”、“錦繡纂組”是精英集團的奢侈性消費，有害于國力的積累。抑制奢侈性的手工業，也就抑制了基于其上的商業。李悝重農抑商政策使魏國成為戰國七雄之一，可見重農抑商是當時統治集團探索出的成功經驗。

　　事實上，精英集團奢侈性消費為當時諸多學派所關注。墨子就強烈主張“崇儉”、“節用”、“節葬”、“非樂”，既反對“奢侈之君”，也反對“淫僻之民”。墨子稱：.

　　“是故古者圣王，制為節用之法曰：‘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韗鞄、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諸加費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為。”(《墨子•節用中第二十一》)

　　主張工商業以“足以奉給民用”為限。他認為：

　　“王公大人們的奢侈浪費所消耗的人力、物力是極大的;這些人力、物力可用于奢侈品的生產，也可用于民生必須品的生產;如果轉用于后者，就可以使社會財富成倍增長。”(趙靖《中國經濟思想史•第一卷》)

　　許行的農家向往原始共產社會，主張精英集團“與民并耕而食”，尤其厭惡商業欺詐：“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谷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孟子•滕文公上》)

　　即使主張發展工商業的東國法家，也意識到工商業過度發展的隱患：“野與市爭民，??金與粟爭貴。”結果“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國貧而用不足。”(《管子•權修》《管子•七法》)他們觀察到，精英集團奢侈性消費是百姓饑寒之源：“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鏤相稚也，謂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錦繡綦組相稚也，謂之逆。”(《管子•重令第十五》)其后果危及社會安定：“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管子•八觀第十三》)

　　到商鞅在秦國變法，目的在強國。在他看來，農、戰乃強國之本，所以需杜絕一切農、戰之外獲得名利的途徑，為此他提出了“能事本者禁末富。”(《商君書•壹言》)的主張，這就是“利出一空”。商鞅是最先提出“本”、“末”概念的人，開啟了“重農抑商”、“重本抑末”思想的先河。但在實踐中，秦并未堵塞工商業的發展空間，《史記•貨值列傳》記載的大工商業主中，生活在秦時的就有郭縱、烏氏倮、巴寡婦清、卓氏、程鄭、孔氏、曹邴氏。商鞅變法為秦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但秦的速亡又使重商主義再次盛行。

　　趙靖指出：“西漢前期雖然在理論上強調‘重本抑末’，而實際上除了令商人‘不得衣絲乘車’，不得‘仕宦為吏’外，沒有采取更重要的具體行動”(趙靖《中國經濟思想史•第一卷》)。到孝惠、呂后時就“弛商賈之律”，直到漢武帝之前，奉行黃老之術的朝廷，準許私人經營冶鐵、制鹽、甚至鑄錢等利潤巨厚的工商業。“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史記·貨殖列傳》)

　　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富豪迅速膨脹，到了西漢末年：“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于四方;廢居積貯，滿于都城。琦賂寶貸，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后漢書-仲長統傳》)。富豪甚至到了可以“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的地步。南陽樊重的田莊，“廣起廬舍，高樓連閣,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魚蠃梨果,檀棘桑麻, 閉門成市。兵弩器械,貲至百萬。其興工造作,為無窮之功,巧不可言”(《水經注·比水注》)而這一切建立在他“世善農稼，好貨殖”，“廣開田土300余頃”，大肆兼并土地的基礎上(《后漢書·樊宏傳》)。

　　到漢哀帝時，豪強膨脹，土地高度集中，百姓生存極度艱難。諫大夫鮑宣痛陳民有七亡七死：“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漢書 鮑宣傳》)

　　東漢政權建立在一大批豪強支持的基礎上。豪強勢力的發展更無障礙，如前述南陽豪強樊重就是光武帝劉秀的外公。后來投奔劉備的糜竺，其家族就是大商人，“祖世貨殖，僮客萬人，貲產鉅億”(《三國志·麋竺傳》)。

　　兩漢市場經濟的大發展，使遍布全國的交通網及其上的大都市迅速發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鹽鐵論•力耕》)。自秦以來，交通網高速發展，除了聯系咸陽與北部邊界，主要用于國防的秦直道外，向西北開通了從長安直到酒泉、敦煌，出玉門關接通西域的三千里通道，這就是著名的絲綢之路。西南開通了褒斜道、西南夷道，形成了從長安到云南的南方絲綢之路。在水路方面，通過開鑿漕渠，整治黃河、渭水，保障了長安水運，到漢武帝元年，關東漕運糧達400萬石。靈渠的開通則聯通了中原與嶺南地區。更重要的是，“車同軌、書同文”大大方便了遠距離貿易，使商業興盛起來，“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自出。”(《史記•貨殖列傳》)

　　市場經濟的發展帶動了城市網絡的興盛。秦漢時期的大都市有：長安、洛陽、邯鄲、臨淄、宛(南陽)、成都。均為大型工商業重鎮。出現在《》史記•貨殖列傳、《鹽鐵論》中的商業性都市還有：燕之涿、薊;魏之溫;軹，鄭之陽翟;楚之宛邱;楊、平陽、陶、江陵、壽春、合肥、番禺等，“皆為天下名都”，已然形成了分布全國的商業城市網。

　　《鹽鐵論•力耕篇》云：“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

　　以時人筆下的長安為例：“長安市有九，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六市在道西，三市在道東，凡四里為一市”(《三輔黃圖》卷二)。“披三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廛，紅塵四合，煙云相連。于是既庶且富，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班固《兩都賦》)。

　　除了這正規的“九市”之外，長安還有“會市”“長安城南北為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為隊，無墻屋，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笙磬、器物，相與賣買，雍容揖讓，或論議槐下。”(李昉《太平御覽》卷八百二八，引《三輔黃圖》)這顯然是大型的集貿市場。

　　對長安市場規模之巨大，市場交易之繁忙，市民之富庶，張衡在《西京賦》中描述道：“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槅，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轅接軫。”

　　其他都市亦有類似記載，不贅。但關于洛陽的一則記載值得注意：

　　“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眾，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于農夫，虛偽游手什于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潛夫論·貴忠篇》見《后漢書·王符傳》)。

　　“末業”即工商業，工商業者十倍于農夫，在大城市里可以理解。但虛偽游手十倍于工商業者，則是一個不祥的信號，意味著社會上已經存在大量的無業游民。這兩個十倍，意味者一個農夫要為10個事“末業”者和100個“虛偽游手”提供衣食之資。更危險的是，不僅洛陽是這樣，“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這樣的態勢，何以為繼?

　　按王符的描述，城市人口占到99%以上，這可能有些夸張。但一些證據表明，城市人口的比例已經遠超出了我們對一個農耕文明的想象。

　　漢宣帝臨死之年，一個問題令他百思不得其解：“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漢書·宣帝紀》)。

　　兩千多年后，何茲全回答道：

　　“其咎安在?其咎在于富商豪強的土地兼并。宣帝晚年的情況，更鮮明的顯示漢代社會出現危急的原因是交換經濟的發展，而不是租賦徭投的征收。”(何茲全《中國古代史》)

　　繼承宣帝的是元帝，元帝名臣貢禹上疏論“末利深而惑于錢”之害時，指出“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漢書•貢禹傳》)，即農業人口不足50%。

　　其他人則描述了當時人民流亡的情景:

　　賈捐之：“民眾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漢書•賈捐之傳》)。

　　鮑宣：“流民亡去城郭。盜賊并起”(《漢書•鮑宣傳》)。

　　漢成帝：“間者郡國谷雖頗熟，百姓不足者尚眾，前去城郭，未能盡還”(《漢書•翟方進傳》)。

　　據此，何茲全認為：

　　“賈捐之、鮑宣和成帝的話，反映西漢后期，城邑是集中了大量人口的。城邑人口和農村人口對比，不會像王符所說到一百比一，也或者不會是一半一半，但百分之四十或三十大約是會有的。”

　　“漢代臨淄十萬戶，一戶以五口計，已是五十萬人口。百郡千縣市邑萬數，全國城市的人口總數，一定很多。”

　　“漢代大量人口是居于城邑的，說百分之三十、四十居于城邑，大約是不為過的。”(何茲全《中國古代社會》)

　　這樣的城鎮化率，意味這什么?與之對比，1996年中國城鎮人口才占到總人口的30.48%，2003年才占到40.53%，2010年才達到49.99%!(歷年《中國統計年鑒》)。而那個年代的產業結構，根本不足以吸納如此之多的非農勞力，所以，王符對“虛偽游手”之龐大憂心忡忡。

　　與“虛偽游手”暴增并行的，是富商巨賈的暴發。朱伯康統計《史記•貨殖列傳》、《前漢書•食貨志》的記載，發現“秦漢時期‘富擬王侯’見于正史的商人有30多人，他們的資產在數千萬以上，其他財富不到此數的富商大賈更多”(朱伯康等 《中國經濟通史•上》)。“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力以成富，大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者，不可勝數”(《史記•貨值列傳》)

　　正是這些“傾郡”、“傾縣”、“傾鄉”者的崛起，導致大批弱小宗族衰敗、瓦解，向社會拋出大量“脫序人”，“脫序人”的大量出現，導致雇傭勞動盛行。戰國到兩漢，“庸耕”、“庸作”、“賃作”、“賣庸”、“客庸”、“庸以自給”之類記載充斥史籍，許多著名人物都有充當雇傭勞動者的經歷，如陳涉、欒布、匡衡、倪寬、公沙穆、衛颯等等。自由的雇傭勞動力的出現，為市場經濟的運行提供了必要的要素條件。流入城市的“脫序人”，少數在“末業”中找到生存空間，而多數則成為“虛偽游手”，那些沒能流入城市者，則在山野草萊間，為“綠林”、“赤眉”、“銅馬”、“黃巾”積累后備兵員。

　　更為嚴重的是，富商巨賈與皇家、官場關系密切。如廣開銅礦，操鑄錢業而富甲天下的鄧通，就是漢文帝寵臣，又如吳王劉濞專山澤之饒，以成私威，最后發動吳楚七國之亂。“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后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前漢書·食貨志》)

　　錢穆注意到：

　　“當時商賈經營事業，【據史記貨殖傳所載。】約可分為采冶、制造、種殖、畜牧、運輸諸項。這些事業，第一有待于山澤禁地之解放，【詳第五章】第二則有賴于大規模之奴隸運用。”(錢穆 《國史大綱》第三編 秦漢之部)

　　這顯示，市場經濟的發展，一則需要巨量的自然資源，二則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當時自然資源來自“山澤禁地之解放”(可見所謂“土地流轉”之類問題，早在漢代就以別樣形態出現過);而勞動力只能在農民破產的基礎上獲得其來源(史學界曾長期爭論中國有無奴隸社會，它在何時結束。漢代大規模存在奴隸的事實，成了雙方爭論不休的焦點之一)。

　　放任自由的市場經濟教訓了當權者。早在文帝時，賈誼就主張“禁銅布”，即國家通過控制貨幣材料以壟斷鑄造權。文帝時的晁錯則指出：商人“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其財富導致了巨大的政治勢力：“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政、經優勢使之成為土地兼并的主角“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前漢書·食貨志》)漢武帝時“天下奢摩趨末，百姓多離農畝”，東方朔甚至指著皇帝的鼻子譴責道：“上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前漢書•東方朔傳》)

　　為了長治久安，當局不得不再次限制市場經濟。漢武帝啟用桑弘羊實施管制經濟。但“事實證明，漢王朝雖多次嚴申抑商法令，而終漢之世，商賈勢力不是越來越衰弱，而是越來越強大”(朱伯康等 《中國經濟通史•上》)。到西漢末期，商人大土地所有者兼并土地，農民破產流亡淪為奴隸，商人資本操縱社會經濟，導致了劇烈的社會矛盾。

　　到西漢哀帝時，大司馬師丹提出對貴族豪富占田及奴婢的數量加以限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詳盡的措施：從諸侯王到吏民百姓，擁有田產最多不能超過三十頃;占有奴婢的數量，諸侯王不得超過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過一百人，關內侯、吏民百姓不得超過三十人;富商大賈不得做官、不得擁有田產;田產、奴婢數量超過以上限制者，一律沒收入官;官奴婢年在五十歲以上者，可以免為庶人。這顯然是緩解社會矛盾，挽救王朝的必要措施。但產官學一體化的豪強集團不可能接受這個損及其私利的改革。這個被束之高閣，淪為一紙空文。改革失敗使劉姓皇統在社會上失去威望，導致了王莽代漢。

　　王莽的改制，則集中在土地問題、奴隸問題和貨幣問題上,然而，豪強之弊已入膏肓，西漢王朝只能覆滅。而依賴豪強勢力重建的東漢政權，更不可能根治此弊。結果，兩漢均被流民起義動搖國本，隨后被自己養大的豪強們取代。

　　這一歷史過程的帶給人們的教訓極為深刻。自公元184年黃巾起義始，天下大亂，中央政權衰敗，外戚、宦官、軍閥、豪強輪番登臺，中原衰落導致外族入侵，史稱“五胡亂華”。等到589年隨滅陳，再次完成統一，整整用了405年!

　　這一過程中，集中了大量人口的商業都市，如洛陽、長安、徐州、荊州、壽春、一個個凋敝;廣大國土上則是一片凄涼，曹操看到的是：“舊土人民死喪略盡，國中終日行，不見所識，使吾凄愴傷懷。”(建安七年軍譙令)曹魏司空陳群稱：“喪亂后人民比漢文、景時不過一大郡”。杜恕、蔣濟亦有同樣判斷。

　　錢穆據史料匯總，稱蜀亡時有94萬人，吳亡時有230萬人、魏平蜀時有443.3萬人。三國合計767.3萬人(錢穆《國史大綱》第四編)與之對比，漢平帝二年官方統計數據為5,959.5萬人，漢桓帝永壽二年為5,648萬人。經過漢末、三國的戰亂，人口下降超過85%。而幸存的農民，則從兩漢時的編戶齊民，淪落為強宗豪族的“部曲”。

　　“如是則農民由國家的公民，【編戶籍，納租稅。】一變而為豪族的私屬。【納質任，稱部曲。“質任”即抵押，凡為部曲，必納其親屬子女為抵押品，以表誠信。】實在是農民身分之降低。”(錢穆《國史大綱》第四編)

　　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市場經濟大發展，得到了這樣的社會后果。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