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應把《水滸傳》看作是寫“農(nóng)民起義”嗎？

　　不應把《水滸傳》看作是寫“農(nóng)民起義”嗎?

　　馬幼垣先生在《水滸論衡·架空晁蓋》中說，《水滸傳》是“講窮途末路、爭取生存、謀求自保的故事”，“并不是什么農(nóng)民起義”。

　　他在《水滸二論》(三聯(lián)書店07年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的第239-240頁寫道，不應“政治掛帥地強說前無計劃、后無步驟、因應行事、以中上層社會分子為主干的梁山聚義是農(nóng)民起義”。

　　在接著的第335頁寫道：“東平、東昌兩府與梁山從無過節(jié)，梁山為了消弭內(nèi)部矛盾便隨意起兵攻打，不論城池被攻破與否，人民生命財產(chǎn)遭嚴重損害勢不可免。為何此兩地的人民該充當解決宋江政治難題的犧牲品?這樣子就是替天行道嗎?可容別具用心，硬給《水滸》套上現(xiàn)代政治解說者不顧書中所說的事而盲目美其名為農(nóng)民起義嗎?”

　　在第339頁寫道：“從‘逼上梁山’、‘替天行道’、‘官逼民反’等陳腔濫調(diào)所代表的角度去看《水滸》固然無法窺其堂奧，套用‘農(nóng)民起義’、‘英雄傳奇’、‘反貪官，不反皇帝’這類新八股亦難得要領(lǐng)。兩者均會導致得出膚淺且似是而非的結(jié)論。”

　　馬幼垣先生提出的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水滸傳》里的梁山聚義，不應看作是農(nóng)民起義嗎?不應把《水滸傳》看作是對那一社會里農(nóng)民起義的描寫嗎?

　　作為讀者，我很想看到馬先生對此有較為詳盡的論述，但馬先生的這厚厚兩大本書，重點并不是討論這個問題，而只是在論述其它問題時順筆一帶說了這樣的一些話。現(xiàn)在，我只有遵照馬先生指示的“就書論書”這一“簡單、正確”的方法，來考慮《水滸傳》是不是不能當作一部描寫農(nóng)民起義的書來看?又因為《水滸傳》寫的是宋江的事情，書中還寫了宋江去打方臘，這都與北宋歷史有關(guān)，不可避免就應當粗略看一下北宋歷史上宋江、方臘以及其他“盜賊”的情況。歷史上的農(nóng)民的反抗或起義總是被用“盜賊”這個字眼來記錄的，并無現(xiàn)成的“農(nóng)民起義”這四個字，關(guān)于這一點，應當沒有疑義，要不然，中國這么長的封建社會歷史上就不存在“農(nóng)民起義”這回事而成為世界史上的奇聞了。

　　為了避免過多引用人們早就熟知的《水滸傳》故事，我們不如先看看北宋歷史上有關(guān)“盜賊”的情況，他們起事的原因、隊伍的組成如何?他們的所言所行如何?朝廷對他們的政策如何?他們的結(jié)局如何?然后與《水滸傳》作一對照，二者是否一致?這樣，我們既符合馬先生的要求“就書論書”，又增加了參照系，應當較能說清楚這個問題了。至于理論上的引經(jīng)據(jù)典，就不費那事了，免得“膚淺且似是而非”，被馬先生戴上“政治強說”、“陳腔濫調(diào)”、“新八股”這幾頂大帽子。

　　據(jù)何竹淇先生《兩宋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料匯編》上編第二分冊所錄《宋史卷一八八》載：“元祐元年，司馬光言：‘近歲災傷，盜賊頗多……萬一有李順、王倫、王均、王則之事，乘間竊發(fā)，攻陷郡縣，豈不為朝廷憂?”

　　馬司光言及的這幾個“盜賊”，發(fā)生在《水滸傳》的年代之前，為北宋前期(太宗、真宗、仁宗)。我們不妨先來作一簡略的考察。材料來自《匯編》上編第一分冊。

　　1，關(guān)于李順。

　　淳化四年，四川“民王小波聚徒，起而為亂，謂眾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民多來附，遂攻劫邛、蜀諸縣……小波病創(chuàng)卒，眾推小波之妻弟李順為帥……賊勢日盛”。兵力達到十多萬以上，在與官軍多次作戰(zhàn)中失利，李順等人被捕遭極刑，余部繼續(xù)與官軍作戰(zhàn)。我們從《匯編》所錄曾鞏《妖寇傳·王小波傳·附李順傳》等資料可知，這是一次官逼民反，他們殺貪官，并建立自己的政權(quán)，最終失敗。

　　2，關(guān)于王倫。

　　慶歷三年，歐陽修《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說，沂州卒“王倫等殺卻忠佐朱進，打劫沂、密、海、揚、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橫行淮海，如履無人……及至高郵，已二三百人……王倫仍衣黃衣衫，據(jù)其所為，豈是常賊?……江海諸處，先有盜賊，漸與王倫合勢，而兇徒轉(zhuǎn)熾……”。《再論王倫事宜》：“近日四方盜賊漸多，兇鋒漸熾……王倫所過楚、泰等州，知縣、縣尉、巡檢等并不斗敵，卻赴王倫酒茶”，《論諫院宜知外事》：“王倫驅(qū)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騷”。王倫最后遭官兵剿殺。

　　3，關(guān)于王均。

　　何竹淇先生按說，王均起事形式上屬于兵變，但時間上是繼王小波李順之后，彼此不無相關(guān)。

　　咸平二年，益州叛軍推王均為首，據(jù)成都，陷綿、漢諸郡，知益州牛冕出奔漢州，都巡檢使劉昭戰(zhàn)死，均遂號大蜀，建元化順。王均戰(zhàn)敗，在獄中自盡。

　　4，關(guān)于王則。

　　慶歷七年，貝州卒王則據(jù)城反，號東平郡王，建國曰安陽，改元曰德圣，旗幟皆為佛字，王則原為涿州饑民，流至貝州為卒。起事前與州吏張巒、卜吉結(jié)黨預謀起事，后來事覺亟叛。文彥博募死士穴城，破之，檻送王則京師，剮于馬市。

　　綜析司馬光提到的上述四例，其領(lǐng)頭起事的有小民，如王小波、李順，有士卒，如王倫、王則，有中級軍官，如王均。除了王倫之外，規(guī)模皆很可觀，王倫的人馬大約只有千百，其他三人的兵力都在萬人以上，或多達十數(shù)萬，起事之后往往有“徒黨漸多”的現(xiàn)象。李順、王均、王則都曾“建元”，即使王倫，歐陽修也從其“衣黃衣衫”的行為斷其不是“常賊”，也就是距離“建元”之類只差著一步。有意思的是，歐陽修憂心如焚上書陳說如何從各方面加強政權(quán)的建設(shè)，卻無一字論及“盜賊”的起因，他是治標不治本;而劉敞卻從根本上找原因，他作了一篇《患盜論》，提出“盜有源”的問題，他認為“盜源”是“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如果是“豐世，治世，化世”，則無“盜，賊，亂”的問題。可見，那些或千百或數(shù)萬十數(shù)萬的“盜賊”隊伍，絕大多數(shù)人當如歐陽修所說“皆是平民”，即普通民眾或普通兵士。朝廷對這些“盜賊”的基本方針，是鎮(zhèn)壓、剿滅、殺戮。

　　那么我們再來看《水滸傳》故事年代(哲宗、徽宗)的歷史情況如何。史料依據(jù)何竹淇先生《兩宋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料匯編》上編第二分冊。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哲宗紀》：元祐元年，廣州岑探率群黨四五千人圍新州。

　　《宋史》蒲宗孟傳：元祐初，梁山濼，素多盜。

　　元祐六年，蘇東坡《賑濟淮浙流民狀》：壽州盜賊已漸昌熾……恐淮南群盜不止，流入潁州界，饑民附之。《與李直方酬獎狀》：知潁州蘇軾狀奏，臣自到任以來，訪得本州舊出惡賊，自元祐二三年間，管三等嘯聚為寇，已而又有陳欽，鄒立等亦是群黨劫殺，累至與捕盜官吏斗敵，……近日壽州界內(nèi)強賊甚多，打劫魏解元、施助教等家，皆一二十人，白晝騎馬于鎮(zhèn)市中劫人。

　　《宋會要輯稿》6791頁：紹圣四年，知福州溫益言，京東奸民，多匿深山窮谷之間，時出為盜。

　　元符三年，陳次升《上徽宗奏論永安縣強盜》：“今永安縣陵寢側(cè)近，賊盜公行，殺人無忌”

　　大觀年，《宋會要輯稿》6959頁：“中書省勘會諸路并京畿賊盜，未至衰息”。

　　《宋史曾公亮傳》：“時京邑有盜，徽宗期三日不獲，坐尹罪”。“畿內(nèi)饑，多盜”。陳次升《上徽宗奏論京師強盜》：“臣竊以京師浩穰之地，人物繁伙夥，寇盜頗多”。

　　《宋會要輯稿》6959頁：“河朔沿西山一帶，林木茂密，多有逋逃藏匿其間”。

　　蘇過《斜川集》：大觀初，太行有黠盜李免(勉)者，聚徒山谷，時出寇掠，驚擾郡邑。

　　《宋史》陶節(jié)夫傳，蔡居厚傳，石公弼傳：太原府群盜李勉起遼州、北平之間，河東河北騷動。河北河東群盜起，太原、真定守皆以不能擒捕，罪去。江賊巢藏菰蘆中，白晝出剽，吏畏不敢問。

　　《湖北金石志》卷11，隨州大洪山慧照禪師塔銘：政和三年，草寇李鬲，竊發(fā)于鄧之鄙，寺之運糧丁數(shù)十輩，偶為賊所掩，盡奪其糧以去。

　　《通鑒長編紀事本末》卷141：政和五年，晏州多罔多大首領(lǐng)卜漏，以其州六縣水路十二村及思峨之眾，并十州五村團羅始黨諸夷，凡十余萬，分兵四出，……蜀土大震。

　　政和六年，李綱《與鄭少傅書》：往年劉五起于淮南，不過有眾數(shù)千人，竄伏山谷間。

　　《十朝綱要徽宗紀》：戊戌重和元年五月，淮南廬、壽州平，生擒賊首劉五。

　　方勺《泊宅編》卷下：廬州慎縣黃山，連接無為軍、壽州、六安界，蓋賊穴也，居民千余戶，而藏賊以活者八百余家。

　　元好問《遺山集》卷22：西山(太行山)劇賊千余人，據(jù)險為柵……公(太中大夫劉汝翼)乃常服詣賊柵，辭情慷慨，群盜慚服，明日，與其酋把肩俱下，而無亡鏃之費。

　　《京口耆舊傳》卷八：劉賓王起黃岡，據(jù)險守要，官兵不能下。

　　陸心源《宋史翼卷李珙傳》：劇賊劉花三嘯聚，自虔、吉入寇廣東。

　　王偁《東都事略徽宗紀》：宣和三年二月，方臘陷楚州，淮南盜宋江犯淮陽軍，又犯東京、河北，入楚、海州。

　　以上記錄說明這個年代也是大小“盜賊”頻起，這正與《水滸傳》所反映的社會現(xiàn)實一致。雖然《水滸傳》綜合利用了元雜劇、元話本等資料，但不是簡單匯總加工就能作成這部小說的，在內(nèi)容的深度廣度上都說明它是一次全新的創(chuàng)作，這個創(chuàng)作所依據(jù)的社會歷史事實，它的靈感的來源，這些宋史材料就是一個生動的說明。把《水滸傳》一書輕描淡寫、普泛化地說成是“講窮途末路、爭取生存、謀求自保的故事”，“并不是什么農(nóng)民起義”，看來是很難成立的。

　　哲宗徽宗年代這些大小“盜賊”，其中規(guī)模較大、資料較多的是徽宗年間的卜漏、方臘、宋江。

　　卜漏是瀘南晏州諸夷的一個大首領(lǐng)，因不滿“瀘帥”賈宗諒為代表的統(tǒng)治者對夷人的壓迫剝削，率眾起事，兵力達十多萬人，最后被朝廷鎮(zhèn)壓，夷民慘遭大規(guī)模屠殺。

　　方臘是當?shù)?ldquo;摩尼教”首領(lǐng)，家有漆樹園之類，該屬當?shù)厣鐣猩蠈尤耸浚鹗碌脑蚴潜彼握臋M征暴斂，他以“聲色狗馬、甲兵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吾東南赤子膏血也……吾民求一日飽食不可得……東南之民苦于剝削久矣”為號召，幾天之內(nèi)，其隊伍就有十多萬人，三個月內(nèi)攻占了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處州以及青溪五十二縣，各處響應，人馬發(fā)展到百萬以上。方臘起義最后被朝廷血腥鎮(zhèn)壓下去(《匯編》記方臘事甚詳，亦可參見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

　　以上列出的較小規(guī)模“盜賊”中，有一處不是武力鎮(zhèn)壓的，而是運用了“招降”的一手，這就是元好問在《遺山集》中所記的：“西山劇賊千余人，據(jù)險為柵……公(太中大夫劉汝翼)乃常服詣賊柵，辭情慷慨，群盜慚服，明日，與其酋把肩俱下，而無亡鏃之費”。這一手有人主張用來對付“淮南盜宋江”，這就是著名的“侯蒙上書”，說：“宋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京東，官軍數(shù)萬無敢抗者，其材必過人，不若赦過招降，使討方臘以自贖，或足以平東南之亂。”徽宗對這條建議頗為欣賞，稱侯蒙“忠臣也”(《匯編》引王偁《東都事略》卷11《徽宗紀》)。

　　《匯編》的編者何竹淇先生經(jīng)考證認為，“宋江之討方臘，固有明證”，是一個歷史事實(見《匯編》上編第二冊第415頁)。侯蒙的建議得到了朝廷的采納，北宋歷史上“淮南盜宋江”是受了招安并且被派去參加鎮(zhèn)壓方臘。但翦伯贊《中國史綱要》認為宋江未降，而在方臘失敗后被朝廷鎮(zhèn)壓。至于宋江原來的身份，《宣和遺事》稱他為“宋押司”，別處資料只稱他為“盜”。

　　從以上簡略所陳可知，北宋徽宗年間這三起較大“盜賊”事件中，卜漏、方臘是當?shù)厣鐣袑右陨先耸浚癖垡缓纛I(lǐng)導了規(guī)模巨大的民眾起義，宋江從《宣和遺事》以及他的才能上推測，是個下層吏員，他手下骨干有三十六人，隊伍至少也當有數(shù)千人眾。他們起事的原因在卜漏、方臘事跡中記載最明確，宋江事中未有說明，只說是為“盜”，應當說那原因也與卜漏方臘起事原因差不多，是以民不聊生和反抗朝廷暴政為號召的。《匯編》中錄入的《揮麈后錄》說得對，朝廷動腦筋搜刮天下，而州縣吏對民亦無“卻顧之心”，他們“竭澤而漁，急如星火”，于是“民不堪命，遂皆去而為盜”，這就是“盜”的來源了。卜漏方臘宋江的基本隊伍，當然就是貧苦的農(nóng)民以至饑民，而方臘更有一種宗教做思想和組織的基礎(chǔ)。他們的所言是反抗腐敗黑暗的朝廷，他們的所行是與朝廷武裝的作戰(zhàn)。朝廷對于他們主要采取血腥的鎮(zhèn)壓，必要時也采取撫降招安的辦法。他們的結(jié)局是被鎮(zhèn)壓下去，如果是受了招安，就要被派去鎮(zhèn)壓別的“盜賊”，其結(jié)局可想而知，《水滸傳》對梁山英雄悲慘結(jié)局的描述，該是有充分的現(xiàn)實基礎(chǔ)的，而不是憑空的文學想象。

　　以上大小“盜賊”，除了有時急如飄風橫行千里無人敢擋之外，一般是藏身深山窮谷茂密林木以及江湖菰蘆之中，正如《水滸傳》里大小山頭的英雄們一樣。

　　《水滸傳》中的梁山好漢，即朝廷眼中的“盜賊”，在起事的原因、隊伍的組成、所言所行的方面，與史實所載的這些大小“盜賊”是一致的還是有何根本不同?另外，朝廷對他們的政策、他們的結(jié)局，與以上史實所載的是一致、還是大為不同?

　　我想，這是一道不難給出正確答案的問題，這題目交給任何一個良等以上的中學生即可完成，而且《水滸傳》作者在這個問題上，具有很明確的理念，生動體現(xiàn)在他的謀篇布局、人物安排、故事描寫這些方面，他就是要以這部小說給歷史上這些大小“盜賊”寫一部正史。比如打劫生辰綱，在官府看來是發(fā)生了不算小的“盜賊”事件，而在晁蓋吳用等七人看來，這不過是收繳貪官所得的不義之財。《水滸傳》中以高俅為代表的那些大大小小為非作歹的贓官污吏，不正是宋史資料中時時寫到的那些造成“民不堪命，去而為盜”的文武官員們的寫照嗎?《水滸傳》寫得明明白白，高俅們的總后臺就是宋徽宗，作者的筆一點也沒有饒過他，盡管知道他是一個了不起的書畫家。作者也沒有饒過蔡太師，盡管就連梁山好漢也曉得他是當代四大書法家之首。王教頭為何要“私走延安府”?林教頭是怎樣被逼上梁山的?武松是怎樣無奈何親手殺嫂的?所謂“十萬貫生辰綱”之類，不正是北宋歷史上朝廷巧立名目、官府到處搜刮的一個縮影?劉敞所說的“盜源”不正在此?至于梁山首領(lǐng)，正如上述歷史資料顯示的，并不一定要個個都是一個普通農(nóng)民，才能稱為農(nóng)民領(lǐng)袖，方臘、卜漏就是最好的榜樣，我們在這方面也不應當堅持“出身論”的標準。事實上梁山頭領(lǐng)中出身農(nóng)民漁夫之類的也大有人在。如果說到梁山那上萬的人馬，不用說，其絕大多數(shù)皆是普通農(nóng)民。一部《水滸》，真是寫得很分明，寫的是英雄好漢“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wǎng)上梁山”，“直教農(nóng)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插認旗”!

　　梁山好漢們口口聲聲放在嘴上的“替天行道”，“反貪官”之類的話不重要嗎?是沒有意義的“陳腔濫調(diào)”嗎?顯然不是，因為這正如王小波、方臘對他們的群眾所作的政治宣言一樣重要。更不用說李逵老是放在嘴上的要宋大哥奪了宋朝皇帝的“鳥位”的話，對于我們分析梁山好漢們的政治性質(zhì)的學術(shù)重要性了。雖然魯智深的上梁山并無林沖等人直接的遭迫害作為原因，但他也是因“打抱不平”而改變了個人生活道路的，而所謂“打抱不平”，這“不平”的原因，在《水滸》中出于贓官與豪強，這正是封建社會中占統(tǒng)治地位的力量，魯智深第一個打抱不平，是因拯救金老父女，第二打抱不平，是直接反抗了高太尉，所以他才淪為造反的好漢。在英雄排座次的大聚義大歡慶之時，宋江吟出“望天王降詔，早招安”的詞來，惹得李逵大鬧，而說出一句最為深刻的話來的是魯智深，他把朝廷比作他穿的黑色僧衣，說“洗殺怎得干凈?”他表示，“招安不濟事，便拜辭了，明日一個個各去尋趁罷。”這個粗莽之人，卻是粗中有細，他算得上是一個有較明確意識反抗黑暗統(tǒng)治的人。如此等等，在一部《水滸》中閃耀光芒，不但不是少得可憐的鳳毛麟角，而且是一部書的整體性存在，決定了這部書是寫農(nóng)民起義的性質(zhì)。難道，馬幼垣先生對這一切都是視而不見、都可以輕描淡寫嗎?

　　說到朝廷對梁山的態(tài)度，也完全與歷史資料中揭示的一樣，以血腥鎮(zhèn)壓為主，必要時則實行招降政策，而《水滸傳》不但寫宋江受招安，還寫宋江想受招安，他把梁山隊伍一步步帶上了受招安的道路，至于這條道上英雄們的結(jié)局，只能是歷史所給出的悲劇的必然。這一切的一切，都說明著，《水滸傳》是以歷史上農(nóng)民起義的情況為事實依據(jù)來寫就的，它寫的就是一場模模宏大波瀾壯闊的農(nóng)民起義。

　　至于馬先生說到的梁山攻打兩府的事件，我們就不贅論了，我們只問，作為反抗朝廷的梁山好漢，他們有沒有權(quán)利命令兩府投降?此是一;第二，我們能要求梁山好漢像馬先生要求的做事總那么正確嗎?歷史上的大小“盜賊”，比如方臘，他一起事，三個月內(nèi)就攻占了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處州以及青溪五十二縣，馬先生是否要對方臘說：你這樣做是正確的嗎?這些地方的官民都得罪了你嗎?人民該充當解決你的政治難題的犧牲品嗎?你這樣子就是替天行道嗎?你的主要骨干該都不是普通農(nóng)民吧?你和你的一伙們只不過是演繹了又一個講窮途末路、爭取生存、謀求自保的故事，而并不是什么農(nóng)民起義!馬先生的輕描淡寫已經(jīng)成了強詞奪理。

　　又，有人提出了一種判斷標準，即以隊伍的首領(lǐng)來定隊伍的性質(zhì)，并舉出民主革命時期國共兩黨兩軍為例。本文認為，在封建統(tǒng)治的社會中(《水滸》所描寫的社會，就是十分典型的封建社會)，主要矛盾是封建地主階級與農(nóng)民階級的矛盾，凡是農(nóng)民的反抗、暴動，不論其規(guī)模大小，都是對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打擊，都應當計算在農(nóng)民起義這個總量當中。至于領(lǐng)著頭干的人，或后來擔任其領(lǐng)導角色、左右其發(fā)展前途的人，是個什么思想，是不是處處都能忠誠地代表農(nóng)民，乃至最后是不是利用農(nóng)民的反抗、暴動、起義，來別有用心地做他的政治資本(如《水滸》中的宋江)，以至趁著農(nóng)民起義的勢頭并利用其力量做了改朝換代的工具(如劉邦、朱元璋等)，那都是另外一回事。《水滸》中王倫、晁蓋、宋江這三代首領(lǐng)思想意識各不相同，這并不能改變眾多下層人民(其主體在當時只能是農(nóng)民)跟著他們在山上與當時地主階級國家政權(quán)對峙這樣的情況，這情況(以及書中寫到的各個山頭各路英雄)的存在，沉重打擊和動搖了宋朝政權(quán)，而這個政權(quán)是封建地主階級的政權(quán)。所以，在《水滸》中梁山好漢們的存在，就是農(nóng)民的反抗、暴動、起義的存在。在此，毛澤東主席的幾條論述最能深刻而清楚地回答這個問題：

　　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nóng)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從秦朝的陳勝、吳廣……直至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shù)百次的起義，都是農(nóng)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nóng)民的革命戰(zhàn)爭……每一次較大的農(nóng)民起義和農(nóng)民戰(zhàn)爭的結(jié)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tǒng)治……(《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chǎn)黨》)

　　至于說到民主革命時期的國共雙方，確實與農(nóng)民有很大關(guān)系，因為當時農(nóng)民仍是中國社會人口的主體，也處在社會最下層，他們的痛苦最大最深，在那樣動蕩的社會中，軍隊的最大量人數(shù)，也只能是來自農(nóng)民(不論是以何種方式當了哪一方面的兵)。但在那個時代，不管天下有多少自發(fā)的農(nóng)民暴動，都已經(jīng)不存在歷史意義上的“農(nóng)民起義”了，因為時代社會的矛盾雖然仍有“封建地主階級與農(nóng)民階級的矛盾”，因而仍有反封建的革命任務(wù)，但又有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有了共產(chǎn)黨與國民黨，一切集中表現(xiàn)為“兩個中國之命運”的矛盾，至于利用農(nóng)民起義的力量建立新的封建皇朝已經(jīng)是歷史的陳跡，更不可能是時代之特點了。所以，以民主革命時期的情況來考察《水滸》是否寫農(nóng)民起義，分析離開了作品的語境，是不能得出正確結(jié)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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