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 中國范兒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內在的穩定的結構，是通過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凝結下來的中華民族穩定的世界觀、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核心價值、管理模式、組織形式與人的主體性特征，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粹，中國范兒是中華文化范式，是中華文化的特殊本質。中國范兒是曾經使中國巋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成為世界強國最根本的軟實力，也是當前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力量之源。實現中國夢，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建構中國話語權體系，確立中國國際話語權，靠的就是中國范兒。
關鍵詞 中國夢 中國范兒 中華文化范式 對稱思維方式 中國話語權
習近平同志最近指出，中國夢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中國夢必須堅持走中國道路，弘揚中國精神，凝聚中國力量。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努力提高中國國際話語權。凝聚中國力量、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建構中國話語權體系、提高中國國際話語權最根本的，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最核心的，是中國范兒。中國范兒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內在的穩定的結構，是通過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凝結下來的中華民族穩定的世界觀、思維方式、行為方式、核心價值、管理模式、組織形式與人的主體性特征，是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粹，就像2013年春節聯歡晚會新年第一曲的《中國范兒》歌詞：真草隸篆寫著那中國范兒，梅蘭竹菊畫著那中國范兒，笙管笛簫吹出了中國范兒，唐詩宋詞誦出了中國范兒……
中國范兒是中華文化范式，是中華文化的特殊本質。中國范兒是曾經使中國巋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成為世界強國最根本的軟實力，也是當前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力量之源。實現中國夢，靠的就是中國范兒。中國范兒就是這么氣派!中國范兒就是這么這么帥!
中國人憑什么?中國人憑中國范兒!
什么是中國范兒?
中國范兒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觀。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禮記》)“天人之際，合而為一。”(《春秋繁露》)“萬物皆備于我”(《孟子》)。在中國哲學中，主體與客體，人與外在的世界處在和諧一體、相互溝通的狀態，追求的是“盡心知性則知天”“天人合一”(《孟子》)的境界，實際上不自覺地揭示了宇宙和人之間的全息關系?
中國“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得到了科學發展的證明。愛因斯坦相對論中的時空就帶有主觀的色彩,實際上包含著“天人合一”世界觀的萌芽,只是愛因斯坦不自覺而已?量子力學的“測不準”原理和愛因斯坦相對論告訴我們:主體和客體不可分，這種不可分不僅僅是認識論意義上的,而且是本體論意義上的,也就是說不是康德所說的“不可逾越的鴻溝”這一消極層面意義上,而是空間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實證在于主客體的統一，任何一門科學都是主體性與科學性的統一，實踐標準是事實標準、價值標準、邏輯標準的統一。“天人合一”、主客體對稱世界觀可以在量子力學與愛因斯坦相對論基礎上演化出五度空間世界觀。自從愛因斯坦相對論問世以來,空間和時間就是不可分割的整體?
無論是相對論還是量子力學,其中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意識與物質之間都有著千絲萬縷、剪不斷理還亂的關系，這本身就說明，用包含意識空間在內、把意識空間與物質空間統一起來的五度空間觀來代替相對論的四度空間觀有必然性。五度空間觀是四度空間觀發展的必然結果，五度空間觀是相對論的完成，量子力學是相對論向五度空間觀轉化的中間環節。五度空間即時間、空間、層次的統一。傳統物理學的空間概念，就是立體三維空間。愛因斯坦相對論認為，空間和時間可以相互轉化，時間是空間的另一種方式，因而傳統的三維空間加上一維時間，成了四維空間。根據系統論，任何系統都是有層次的。這個層次不僅是傳統物理三維空間中的高度，或可用感官把握的不同的物理層面，而且狹義上指事物的不同深度的本質。它雖然只有通過人的抽象思維來把握，然而卻是外界事物的客觀存在。同時，這種不同層次的本質也可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演變成事物發展的不同階段，成為人們感官可以把握的新的物理三維空間。因此，四維空問還應加上層次一維，任何真正的系統都是五度空間。這五度空間的任何一維都可以和其他四維相互轉化。作為事物本質的反映的人的意識空間或心理空間，本質上就屬于這五度空間中的第五度空間——層次空間，而且是高層次的層次空間(意識本身又分成不同的層次，哲學思維的空間是最高層次的層次空間)。它同物質世界的相互轉化，是五度空間相互轉化的具體表現。五度空間觀突出了人在“社會——自然”統一系統中的主體地位，用主客體的對稱關系重新定位整合人所活動于其中的一切系統的各個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使之符合人的全面發展、人類可持續發展的要求。在知識經濟時代，“天人合一”—主客體對稱—五度空間世界觀為中華民族的騰飛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指導。
中國范兒是對稱的思維方式。
中國“天人合一”的世界觀運用到思維方式上就是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科學發展的最新成果證明，對稱關系是宇宙的最深層本質，對稱規律是社會的最根本規律，對稱原理是科學的最基本原理，也是思維的最基本原理，因此中國傳統的 “一陰一陽之謂道”、“生生之謂易”“易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傳》)的對稱思維方式有現代科學的根據。對稱思維方式的核心是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對稱的思維方式，展開來是時間、空間、層次對稱的五度空間與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式對于完整、準確、統一地把握自然、社會、思維的本質及其相互關系，主體、客體的本質及其相互關系，社會系統中要素與結構的對稱關系，有重要的意義。如果我們把主客體看成本來就是同屬于不可分的復雜系統架構中，那么在量子世界中看來不可解決的一系列難題，如微觀世界到底是粒子、波、場還是弦等都可迎刃而解。
在知識經濟時代，以人的自由自覺的勞動為“天人合一”的橋梁，吸收西方抽象哲學、經濟學和具體科學發展的最新成果，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將演化出對稱哲學與對稱邏輯學，從而促進哲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思維科學的極大發展。主體和客體對稱的思維結構，說明規范不僅是一種主觀價值判斷，而是本身是社會、歷史、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規范本身是實證的，實證本身是規范的，二者不存在并列的、外在的關系，因而也不存在誰補充誰的問題。因此，經濟學的科學范式應是對稱經濟學的范式，對稱經濟學范式是主體與客體的統一、實證與規范的統一，經濟的世界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不可分;認為經濟學拒斥形而上學、市場經濟只講實證性不講規范性沒有科學根據。主客體對稱的思維方式是經濟學人本主義與科學主義統一、道德標準與實證標準一致的科學依據，是建立規范性與規律性統一、宏觀調控與微觀活力一致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的邏輯前提，也是改革開放沿著正確方向前進的邏輯前提。
中國范兒是對稱的文化范式。
文化是對稱的、整體的、系統的、穩定發展的文明。文明可以是抽象的、線性的，文化只能是對稱的、具體的。由中國“天人合一”、主客體對稱世界觀和對稱的思維方式決定，中國文化就是對稱文化。對稱文化：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后相隨。……將欲歙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去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予之。是謂微明：柔之勝剛，弱之勝強。(老子《道德經》)對稱文化：天與人、義與利、道與德、理與氣、名與實、形上與形下、德治與法治、出世與入世的對稱。對稱文化：民主與法制的對稱、公平與效率的對稱、人的理性與非理性的對稱、個人與企業的對稱、民間與政府的對稱、城市化與反城市化的對稱、市場和禮制的對稱、個體與整體的對稱、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的對稱。對稱文化：和諧文化、雙贏文化、藍海戰略、對稱管理、對稱經濟。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奠定了現代市場經濟的世界觀基礎;中國“天人合一”中所蘊含的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相對稱的思維方式——對稱邏輯，對于塑造現代市場經濟有著先天的優勢。對稱文化，奠定了現代市場經濟的文化基礎。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先天優勢之所以能轉變為后發優勢，就是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對稱的思維方式和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的碰撞，產生出對稱的、五度空間的、復雜系統論的思維方法，以此為出發點進行文化的創新，并帶動制度的、技術的、產業的、發展模式的創新。通過這些創新，可以使中國經濟后來居上。中國經濟之所以是對稱經濟，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是對稱文化。而中國經濟之所以有可能后來居上，是因為中國經濟是對稱經濟。中國的對稱文化，是中國經濟學的源頭，也是中國經濟學與中國經濟發展能后來居上的文化底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內核就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內核，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內核就是對稱文化。根據對稱文化，改革是生產發展與經濟結構、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從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過程;而所謂左派與右派的區分與對立，就是我國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改革不對稱而在意識形態上的反映。怎樣解決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與政治體制的不對稱?計劃體制問題重重，不改革不行，所以倒退沒有出路;但西方的政治體制本身也有不可克服的弊端，照搬照套到中國也同樣會水土不服出現政治體制與中國國情的不對稱，產生可預測與不可預測的嚴重后果。只有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吸收西方憲政制度中合理的因素，設計一條真正體現中國傳統民本范兒的民主集中制的社會主義憲政道路，才有可能建立與我國經濟體制對稱的政治體制，從根本上消除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左右之爭及其解決方案就體現了對稱文化。
中國范兒是功利主義價值觀。
功利主義價值觀就是用價值論的觀念看問題，把認識論上的“真”還原為價值論上的“善”，認為真的不一定善，善一定包含了真;真是手段，善是目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禮記》)認識世界的目的是為了改造世界，普遍真理只有轉化為普適價值才有價值，是什么、為什么、怎么樣是統一的，只有改造世界才能解釋世界，只有知行合一、主客體統一、理論轉變為實踐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黨章、十八大報告都很好，但必須通過可操作的頂層設計使之形成具體的制度、體制、政策，才能發揮正能量。改造世界的過程是從內到外、從主體到客體、從個人到社會的過程，“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即“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
功利主義價值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中國“天人合一”的世界觀、對稱的思維方式與對稱的文化范式扎根于中國主客體統一的功利主義價值觀。非功利的價值觀造成了西方哲學主客觀的對立和不對稱，功利主義的價值觀催化了中國哲學主客觀的統一與對稱。西方哲學的 “意義”是邏輯上的自洽和主觀對客觀的符合，以西方哲學為基礎的西方經濟學以數理邏輯與數學符號來衡量水平高低;中國哲學的意義是價值即客體對人的有用性，以中國哲學為基礎的中國經濟學以經世致用和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實際問題為評估水平的標準。
西方非功利的經濟觀是增長觀，追求數字符號，把空置樓林立、賺取美元空頭鈔票帶來的GDP、人均GDP增長作為經濟增長的指標和目標;中國功利主義的經濟觀是發展觀，把人民實際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為幸福的標準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指標和目標。所謂功利主義價值觀，就是把價格還原為價值，交換價值還原為使用價值。產品的本質是使用價值。使用價值就是價值。只有實現的價值有使用價值，只有在使用的價值才是實現的價值。
根據功利主義價值觀，經濟不等于金錢，以經濟為中心不等于以金錢為中心，市場的核心機制是價值機制不是價格機制。功利主義價值觀是財富理性而不是金錢理性。財富理性就是生產力發展、社會財富的增加，金錢理性就是錢賺更多、口袋裝得更滿，靠鬼城、空置房實現GDP的增長。財富的本質是價值，經濟是價值的創造、生產、實現，實現價值靠價值本身的價值而不完全是靠價格，靠價格實現的價值只占價值的一小部分。價格和價值不能劃等號，交換價值和價值不能劃等號。任何財富只有在能給人帶來滿足感時，才能現實成為人的幸福因子，只有現實成為人的幸福因子的財富才是實現其價值的、現實的財富。沒有實現其價值的財富只是潛在的財富，不能實現其價值的財富只能成為累贅。財富的大小不是以值多少錢為標準，而是以多大程度上滿足人的需求為標準。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精神需求，使人民感到幸福，既是經濟發展的動力，也是經濟發展的目的。
中國范兒是平等理念。
中國范兒的精粹：價值、平等、幸福。如果說，功利主義價值觀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那么平等理念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只有以平等為中介，價值才能轉化為幸福，功利主義價值觀才能轉化為幸福觀。平等，既是中國人追求的目標，也是中國人追求目標的手段。中國重義輕利、義利統一、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出污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獨有的科舉制度中體現的都是平等理念。傳統觀點認為中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觀念是平均主義，這是一種望文生義的誤解。誠然由于長期封閉式的落后的溫飽型小農經濟帶有平均主義的色彩，但這里的“平均主義”是落后的小農經濟基本生產方式造成的某方面客觀結果，絕非深層次的社會心理;形成社會深層次心理的，除了基本生產方式，還有分配方式;除了物質的社會關系，還有思想的社會關系。實際上中國人民對于由于土地兼并與等級森嚴的封建專制下形成的經濟政治等級差別的心理承受力相當強，僅僅“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經濟兩極分化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政治等級差別不足以使老百姓造反，即使在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被逼上梁山時，仍然也盡可能只反貪官不反皇帝。這說明中國人沒有出于平均主義而仇官仇富的歷史傳統。
綜觀整個中國歷史發展可以看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殺盡不平方太平”追求的不是平均主義而是人格平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均”不是平均的“均”，而是平等的“均”;隱藏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社會心理后面的深層次心理結構，是人格平等，及在此基礎上的權利平等與機會平等，而不是什么平均主義。計劃經濟的要害也不是平均主義，而是按分配而勞;不患寡而患不均、相對利益高于絕對利益的個人權利訴求、心理平衡方式與社會分配方式雖然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下有導致平均主義的趨向，但其中所包含的要求平等的內核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將被揚棄，成為效率與公平相一致、權利與義務相統一、用道德理性取代個人主義的經濟理性、誠信原則取代狼性原則、藍海戰略取代叢林法則奠定了社會理性與個人處世方式基礎。
“經濟人不講道德”、“真正的市場經濟是無恥的”、“腐敗是經濟發展的潤滑劑”等等西方個人主義價值觀與中國平等理念的范兒格格不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是剝削合理和靠官商勾結的原罪進行資本原始積累的免責空間，“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政策失誤形成的強弱分化不能固化為市場經濟的叢林法則。壓迫的本質是剝削，“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本質是“哪里有剝削哪里就有反抗”，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嚴重的仇官仇富心理不是平均主義的回光返照而是中國平等理念的展現;中國目前足以威脅政權穩定性的嚴重的仇官仇富現象說明，曾經在西方高歌猛進一路順風的用血和淚刀和劍汗水和白骨堆積資本原始積累的手法在中國可能水土不服;如果一定要講什么“中國特色”，那么無論市場經濟還是計劃經濟都要把平等擺中間就是符合中國國情的最大特色。中國沒有土著居民，沒有不同顏色人種，從來沒有過種族歧視，沒有人與人先天不平等的觀念，任何人都不可能出于種族、膚色、出身、宗教的原因把不平等強加在其他人頭上。中國只有民族融合沒有民族奴役，只有農民起義沒有宗教戰爭，只有后天形成的階級差別沒有先天的種族差別，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歷史，反壓迫反剝削的階級斗爭歷史就是平等實現的歷史，這是中國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是中國相對其他國家歷史發展的特殊規律。所以要真正“維穩”只能建立健全保證公平正義的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中國范兒是中庸之道的行為方式。
什么是“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中庸”就是“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和諧之道、合適之道、對稱之道。作為對稱規律的中庸之道既是宇宙觀，也是人的日常生活方式，“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大到宇宙發展、社會進步，小到人的一言一行，萬事萬物無不遵循對稱規律、中庸之道。自覺遵循對稱規律、中庸之道，是治國治軍、科學研究、生產發展、個人生活幸福美滿的必要途徑。所以孔子說：“君子行中庸之道，小人不行中庸之道。”子華說：“圣人貴在中，君子抱守中，作為中庸之道，這就全部達到了。”東方朔說：“智慧的人為人處世，沒有不崇尚中的。”中庸融通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縱橫家、陰陽家等諸家思想的體系精髓，是中華對稱文化的集大成。
中庸之道首先表現為融合，而不是非此即彼。作為中庸之道的融合不是折衷和稀泥，而是揚棄，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論語》)，中庸理性就是在差異中尋找同一，在否定中尋找肯定，在爭論中產生智慧，在揚棄中綜合真理，在對稱中實現發展;和諧社會只能是社會各種力量平衡作用的結果，而不可能在單向度的社會中實現。
改革開放以來的一段時期走向一個極端，在“不爭論”“摸著石頭過河”的名義下由新自由主義右派經濟學家主導改革，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掩蓋下走資本主義道路，推動私有化、金錢化、產業化和自由化，在“帕累托改進”名義下鼓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腐敗是社會發展的潤滑劑，否認科學社會主義一般原則，否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平等，通過官商勾結瓜分國有資產盤剝老百姓形成權貴資本主義、破壞國家生態環境、透支國家不可再生資源、壓低勞動力成本、向國外傾銷低附加值產品以及大量購買美國國債、掏空國內市場、降低人民生活水平、消費能力等途徑、由少數既得利益者獨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會負擔并由此造成國內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這都違背了中庸之道。實踐證明：不改革開放不行，改革開放不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行。
中國范兒是人的主體性意識，包括個人的主體性意識與民族的主體性意識。
主體性意識首先是認知能力。中國周易以來“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在人類歷史上率先解決了世界的可知性問題即思維與存在的同一性問題，人不但可以認識事物的現象，而且可以認識事物的本質;不但可以認識形上，而且可以創造形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上為本，形下為末，注重形上，以道御器，居高臨下，提綱挈領，科學的世界觀與思維方式使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在歷史上相當長的時間內遙遙領先于世界其他國家的發展水平。主體性意識其次是創造理性。“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老子》)，中國的四大發明就是最好的例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老子》)，萬物生生不息，宇宙本質上是再生的，生產力的發展本質上是資源再生的過程而不是資源配置的過程。資源再生是目的，資源配置是手段。生產力在于資源的再生性而非資源的稀缺性，經濟學的功能是教人投資創造價值而非教人投機零和博弈。創造理性就是創新、創造、創業思維，就是主體價值觀、勞動價值觀、創業價值觀、自由自覺的勞動價值觀。
主體性意識再次是自強精神。無論是南征北戰攻城略地功成名就封妻蔭子，還是懸梁椎骨金榜題名衣錦還鄉光宗耀祖，抑或寧做雞頭不做牛尾的權力觀與創業精神，中國人民幾千年來的存在方式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中國人的主體性意識最鮮明的表現就是愛國精神與民族主體性：“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過零丁洋》)，“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岳飛《滿江紅》)，“騎鶴樓頭難忘十日，梅花嶺畔共仰千秋”(史可法)。“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階級問題”(毛澤東)也即民族平等問題，民族平等與民族融合并不矛盾，民族主體性和經濟全球化也不沖突，抵御外敵入侵反對民族奴役和民族壓迫的民族英雄永遠都是民族英雄，民族英雄的愛國精神與民族氣節永遠都是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象征。
中國范兒是對策理性。
對策理性與博弈理性相對而言，中國智慧的本質特征是對策而不是博弈。對策的特征是“算”，“多算勝，少算則不勝”，“知己知彼百戰無不勝”;博弈的特征是“猜”，只能在“囚徒困境”中胡亂猜想。博弈需要的是信息，對策需要的是智慧。信息的對稱是消極的，智慧的對稱是創造的。信息的對稱受外部條件的限制，智慧的對稱靠自己主觀的努力。把握信息靠線性思維，智慧創造靠對稱思維。對策理性著眼于戰略，博弈理性著眼于戰術。著眼于戰略，就是從本質看問題、長遠看問題、全局看問題;著眼于戰術，就是著眼于一時一事的得失。
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對策戰勝博弈的歷史。西漢時期，劉邦當皇帝后在都城擺酒宴，招待文武百官。他問百官他與項羽的區別，百官紛紛夸贊他大仁大義。劉邦說自己運籌帷幄不如張良，安撫百姓不如蕭何，率軍打仗不如韓信，但他能合理地使用他們三位俊杰，所以能得天下。項羽曾幾何時兵強馬壯人多勢眾實力遠大于劉邦，但他既不懂謀略又不懂爭取人心更不懂使用人才，僅有的一個可以稱之為人才的亞父范增還被他給活活氣死，僅有匹夫之勇最后只能落個四面楚歌自刎烏江的下場。劉邦和項羽的關系從整體上看就是對策和博弈的關系。這里，所謂的對策就是既有運籌帷幄的戰略規劃，又有戰略、民心、打仗、用人的通盤謀局。對策和博弈的關系可以用下棋和打牌的關系來比喻。下棋靠全局謀劃，靠智慧取勝，打牌僅靠運氣和冒險“優化配置”手頭有限資源。
西方“風險越大機會也越大”的投機經濟學、GDP經濟學、完全競爭經濟學、建構精致數理模型進行稀缺資源優化配置的打牌經濟學就是博弈經濟學，中國再生經濟學、全國一盤棋經濟學、注重宏觀調控充分競爭的經濟學是下棋經濟學、對策經濟學、對稱經濟學。洛陽南宮現代市場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不應該是什么博弈，而應該是對策。對策是對博弈的超越，真正的“理性人”是對“經濟人”的超越，正像現代市場經濟是對小商品經濟的超越、知識市場經濟是對工業市場經濟的超越。對策理性說明：市場經濟有計劃，市場化改革有計劃，深化改革必須在正確理論指導下搞好頂層設計，“摸著石頭過河”也必須在正確理論指導下進行。科學社會主義的制度設計完全可以回避市場“信息不對稱”問題，控制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各級政府官員、多種利益群體的“逆向選擇”、“道德風險”與機會主義行為，從而實現經濟主體與客體的對稱，掌控經濟體制改革的方向，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
中國范兒是禮制的社會管理模式。
“禮制”是倫理道德的法制化，“禮制”是形式，“仁義禮智信”是內容，強制推行的“禮制”使道德與法制合二而一。長期以來人們認為中國封建社會是人治社會，缺乏法治傳統。這是一種偏見。實際上中國封建社會不但是法治社會，而且是高度法治的社會;不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而且把道德納入法律的范疇強制推行。從內涵來說道德和法律是不同的概念，道德是無形的法律，法律是有形的道德;法律是強力推行的道德，道德是約定俗成的法律。但在中國幾千年的奴隸封建社會中，道德也通過法律的形式有形化并且被強制推行;中國從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歷代圣君賢臣都將“禮制”作為安邦定國、勵精圖治的主要社會管理模式，從周朝開始就形成的成熟禮制經長期延續，形成中華民族幾千年禮儀文明發展的歷史，使中華民族贏得“禮義之邦”的美譽。
“道之以政，齊之以德，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論語》)，正是幾千年來中國封建統治者通過禮制把道德條文化、凝固化為法律并通過法治強力推行，道德觀念才根深蒂固為中華民族深層次的社會心理，成為中國社會約定俗成的人的行為方式。通過“禮制”強制推行道德使道德法律化并固化為人的行為模式是中國封建王朝穩固的秘訣。只有仁義道德逐步成為人們普遍自覺遵循的行為準則時，法律和道德才逐步分離。但不管二者怎樣分離，法律和道德都不可能截然分開。道德通過法律來提升，法律通過道德來承載;任何時候道德都是法律的基礎，法律是道德的凝固。道德審判固然不能代替司法審判，但司法審判如果離開了道德審判，恐怕也將成為無根的浮萍。所謂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的統一，就是司法審判與道德審判的統一。古今中外沒有一個違背道德審判的司法審判是公正的審判;而公正的審判必然與社會道德準則相一致。
把法律和道德截然分開，必然出現禮崩樂壞的局面;一個缺乏禮制寡廉鮮恥的國家，司法體制再健全法官也不可能是公正的，在到處奉行弱肉強食的潛規則沒有任何公平正義的社會里講“八榮八恥”“五講四美三熱愛”“照鏡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以及“五個嚴禁”“零容忍”等法官行為規范都只能是一陣風。
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從正反兩方面證明：依法治國以依德治國為基礎，依德治國以依法治國為主導，禮制是依德治國和依法治國統一的必要環節，是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法制的必要環節，是建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必要環節。改革開放以來道德淪喪世風日下，一個曾經的禮儀之邦文明古國成為黃賭毒假騙腐大國，曾經“溫良恭儉讓”的國民成為世界上最不文明的國民，說明以經濟為中心進行市場化改革的同時，重建把道德納入法治軌道強制推行的“禮制”傳統是提高全體國民素質凈化社會風氣經濟穩定發展國家長治久安的必要保證，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張載)使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必要措施。
中國范兒是民主集中制的社會組織形式。
民主集中制即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民主集中制的內涵和外延可以從微觀和宏觀兩方面來理解。從微觀來看，民主集中制可以看成是任何組織生活的原則;從宏觀來看，民主集中制可以看成是一個政黨乃至整個社會的組織原則。從整個社會來看，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就是民主集中制的產生、形成、發展、完善的歷史，認為中國缺乏民主傳統是一種偏見。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精粹的民主集中制范兒首先通過民本與專制的統一來體現，其次通過政權更迭來實現——滲透在政權更迭中的主線，仍然是民本思想。在朝代興跌、帝王更新之間的大大小小的無數次戰爭，就是當時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民主形式。中國由于對不同宗教的包容性，所以從來沒有出現過西方長達一千年中世紀“宗教裁判所”那樣的宗教黑暗統治和十字軍東征那樣清除異端的宗教戰爭，所有的戰爭都是為了爭奪統治權，最終決定戰爭勝負與在戰爭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王朝存續時間長短的是民心的向背。正如唐朝開國皇帝李世民講的：“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何止一個李世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尚書》)，“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的民本思想是任何一個能夠使朝代延續的封建統治者的共識。連明王朝七品芝麻官都知道說：“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硬是把仗勢橫行的奸相嚴嵩之妹嚴氏正法。中國封建專制時代極為嚴格公平的科舉制度通過競爭考試、擇優錄取，給了每個底層百姓通過自身努力平等競爭進入上層的機會，比起西方的貴族等級制君主賜官制體現了每個人機會平等的原則，而每個人機會平等就是民主。如果說西方近代隨著新興資產階級的產生作為對西方中世紀黑暗統治的反動而產生的個人主義、自由競爭與形式民主是中國近代所沒有的，那么貫穿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一直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共產黨反剝削反壓迫的社會主義中的“民本”思想也是西方所不具備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送來的社會主義之所以能在近現代中國各種主義的競爭中取得勝利，歸根結底是因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理念與制度相較其他主義的理念與制度同中國固有的民本范兒更吻合。中國的民本范兒才是社會主義得以扎根的土壤。
中國民主和西方民主的本質區別在于：中國更注重實質民主，西方更注重形式民主。民本是民主的本質，實踐證明如果不是以民為本的“民主”很可能只是假的、形式上的民主，只有以民為本的民主才是真正的民主。我們之所以說西式民主不適合中國，就是因為西方民主發展到現在已經成為有錢人維護自身既得利益欺騙人民的工具。這說明：民本是形式民主的內容和目的，形式民主是民本的途徑和手段。只要是民本，專制也是民主，或形式上的專制實質上的民主;只要是官本、錢本，民主也是專制，或形式上的民主實質上的專制。所以貫穿民本理念與執政方針的中國高度集權的封建專制統治歸根結底也是建立在民主的基礎上。只看到中國成型的封建王朝的集權專制一面，未看到封建專制王朝成型前后通過農民起義諸侯造反體現出來的人民用劍和矛來投票、取得政權的統治者為了維護統治地位而必須貫徹民本思想的民主的另一面，對中國歷史的片面概括不可能看到中國歷史的本質與規律。
在中國幾千年的文明史中，不管史學家們用什么樣的斷代標準，一個基本的線索就是民本即實質民主。民主集中制是貫穿中國歷史的基本的社會組織形式。民主是專制的基礎，專制是民主的主導;民主產生專制，專制制約民主。但綜觀整個中國的歷史長河，應該說民主是絕對的，專制是相對的——不要說在戰亂期間老百姓用刀和槍進行投票，封建專制王朝為了使天下長治久安必須做到以民為本，民本就是在封建專制外衣包裝下的民主內容。如果說在冷兵器與信息封閉的封建社會，民主只能通過戰爭來實現，那么在高度信息化的時代，民主完全可以通過競爭來完成。無論是在廣大民眾踴躍投票中勝出成為接受歡呼的贏家，還是在刀光劍影、尸橫遍野、人頭落地、血流成河的戰亂中笑到最后開創帝國，任何政權最終能夠得以確立都是建立在民意的基礎上，純粹建立在暴力基礎上的政權都不能長久，充其量是前一個失去民心支持的政權向后一個得到民心支持的政權的過渡。信息封閉時代民意的彰顯必須經過血和火的洗禮，信息開放時代民意的表述可以通過發達的輿論窗口來進行，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這一規律不變。民主在任何時候都不會缺位，民主基礎上的集中、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作為中國周期發展后面的范兒在中國整體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不會缺位，缺位的是統治者和思想家對民主的自覺意識和歷史成敗興亡的深層次反思。通過深層次的反思我們可以悟出，民意可導不可堵，民主可導不可堵。導之則有序進行，堵之則通過動亂來實現。
信息時代發達的信息工具和手段既為“導”提供了必要性與可能性基礎，也為“堵”演變為動亂提供了現實條件。所以要把公民的主體性、黨員的主體性、社會活力和“亂”區別開來。如果因為怕亂而剝奪公民乃至黨員的主體性，否定民主集中制這一基本原則，其結果就是產生真正的“亂”。要把“民主”和“亂”區別開來。中國不能亂，但中國不能沒有民主。維穩不是治亂的根本，法治也不是治亂的根本，民主才是治亂的根本，因為法治——真正的法治也必須建立在民主之上。民主首先是民本。所謂“關注民生”，不是一種仁政，不是一種施舍，而是體現民有、民享、民治的中國民本范兒;改革的成果本來就是人民的，而不是與人民“分享”改革成果。
現在官民對立這么嚴重，為了避免對立轉變為對抗，政治體制改革不可避免，建立民意訴求人民參政議政暢通的渠道不可避免，用人民投票來選擇監督執政者不可避免。堅持黨的領導首先要完善黨的領導，完善黨的領導首先要與時俱進完善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擴大黨內民主，充分發揮黨員的民主權利。如果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內沒有民主只有集中，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必然在黨的領導層中逐步形成由腐敗鏈組成的特殊利益集團或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特殊利益集團為了維護擴大自身既得利益必然通過以權謀私官官相護形成系統腐敗侵犯一般黨員和群眾利益，導致黨內特殊利益集團和廣大一般黨員的脫節、和廣大人民群眾的對立。所謂“官民對立”，首先是黨內特殊利益集團和一般黨員的對立，而不是共產黨本身和人民群眾的對立。
共產黨有8000萬黨員，大多數是好的，但由于缺乏黨內民主，使黨內特殊利益集團綁架了整個共產黨，給人共產黨整體腐敗的印象。如果8000萬黨員的民主權利都能得到保證，黨內特殊利益集團就會冰雪消融，黨內德才兼備的優秀人才就會脫穎而出，就會從根本上改善黨和群眾的關系。民主集中制本身就是黨章規定的黨的組織制度，只不過在實踐中沒有得到真正落實，在黨的組織生態中集中有余民主不足，并沒有真正做到黨章規定的“充分發揚黨內民主，尊重黨員主體地位，保障黨員民主權利，發揮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積極性創造性。”胡錦濤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積極發展黨內民主，增強黨的創造力。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要堅持民主集中制，健全黨內民主制度體系，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全面準確貫徹民主、公開、競爭、擇優方針，擴大干部工作民主，提高民主質量，完善競爭性選拔干部方式，提高選人用人公信度，不讓老實人吃虧，不讓投機鉆營者得利。”這就勾勒出從黨內民主到黨外民主的路線圖。
所以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應該從黨內民主化改革開始。所以民主不等于亂，有好的、先黨內后黨外的有序化的民主化改革路線圖，民主化改革不會亂。但我們如果不能策劃出一條好的先黨內民主后黨外民主的路線圖來緩沖對抗和引導民意訴求表達方向，中國將成為前蘇聯或下一個埃及，動亂遲早會發生，而且一發而不可收拾。沒有好的有序化的使民主走上正軌的操作思路，整天理論上吵來吵去，只能火上澆油。“中國這么大不能亂所以不能搞選票民主”、“西式選票民主不適合中國”的把選票民主和西式民主劃等號、選票民主和“亂”劃等號、在此基礎上把依憲行政和資產階級憲政劃等號、否定中國人民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民主權利的明顯違背社會發展規律、違背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違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違背黨章規定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則的奇談怪論提出來可能目的是滅火，但實際效果卻是此地無銀三百兩;不但不能掩蓋矛盾解決矛盾，而且還會激化矛盾。
這說明：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必須以理論科學為前提;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是科學，就是因為她不僅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而且反映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如果把“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當做既得利益集團維護既得利益的工具進行似是而非、實用主義、隨心所欲斷章取義的解釋，那么這樣的“特色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科學社會主義，無法被全黨普遍接受形成黨內共識，建立在這樣的“特色社會主義”基礎上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是虛幻的表面的“自信”實際上的不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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