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的自由主義與國家主義
《韓非子》總共五十五篇，一氣貫注，當全部可以證明中國人在性情與智力上的早熟，以至于我們不時地會感到，原來古時候我們就這樣了。本篇擬就《六反》與《八說》二篇來寫點感受。
什么是“六反”?正反乃相對而言，該有一個標準。“六反”，也就是韓非子所批評的六種反面的、有害的、不正常的主張或現象，而在被批評的那一方，則自可以不理睬韓非子的批評，而認為自己很正確、很神氣。
韓非子指出的“六反”，首先當是采自他的國家的現象，即戰國時代“趙，韓，魏，秦，楚，燕，齊”七國中的韓國的現象，根據對這“六反”的描述，我們可以判斷，在其它六國也會不同程度存在，但在秦國則可能要少些，以至于是很少的，否則，它就不能以其“耕戰”凝聚起秦國全社會的力量，戰敗了東方六國，而且為了獲得這種凝聚，從秦孝公至秦王政，經過了七代人的努力。反之，東方六國之敗，也就與它的社會“六反”大行其道有關。
“六反”有兩種情況，一種是為世人所遵行崇仰的：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
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
游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
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
行劍攻殺，暴僥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
活賊匿奸，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
另一種是為世人所譏嘲貶抑的：
赴險殉誠，死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也。
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
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
嘉厚純粹，整愨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
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
挫賊遏奸，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諂讒之民也。
這樣，我們大致明白，把怕死投降稱贊為有頭腦，把歪理邪說稱贊為有文學，把游談行騙稱贊為有才能，把作偽做假稱贊為有智慧，把橫行霸道稱贊為有勇敢，把窩藏奸賊稱贊為有好譽，同時，相反地，說為國捐軀是不會為自己打算，說服從命令是頭腦簡單，說努力耕作是缺乏才干，說正派善良是幼稚愚昧，說謹慎為公是膽小無能，說勇斗奸賊是別有用心，總之，反面的被說成正面的，正面的被說成反面的，有種全亂套的感覺。
再看《八說》：
為故人行私，謂之不棄。
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
輕祿重身，謂之君子。
枉法曲親，謂之有行。
棄官寵交，謂之有俠。
離世遁上，謂之高傲。
交爭逆令，謂之剛材。
行惠取眾，謂之得民。
這八種說法之中，“棄官寵交”與“離世遁上”稍怪一些，以一般的想法，哪有為了朋友而棄官不做的?哪有為了表現高傲而遠離君國的?從一般名利二字來測，除非能獲特別的巨利高名，才有可能是這樣的。
“棄官寵交”，是“俠”的行為，只是一心表示他仗義，為朋友能不顧一切。“離世遁上”，當是“儒”的行為，大約又有二種，一種是一心只要博得傲世的高名，別的真的不要了;一種是只做個手段，即后世所謂“終南捷徑”。
這樣的儒俠二道，表現雖怪，看似超脫名利，骨里卻是一派私心雜念，而置國家社會于不顧，一國的臣子如果都像這樣，則國家社會的情況可想而知亂到透頂。這是就國內來說的，若加上以外通諸侯為榮，那就是又增一說了。
八種說法，從國家利益看，都是不正確的，然而往往有人夸獎，比如，“為故人行私”這一條，不但不對，弄不好還要為此承擔責任，受到公家的懲處，但另一面，“故人”卻會贊揚對他夠朋友。
這樣看來，中國人誠然是早熟的。從“六反”、“八說”的一面來看，其早熟就早熟在我們早就很有“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以至于“普世價值”這樣的好東西，它是置集體、社會、國家、民族這些全體利益于不顧，而我行我素、自行其是的。當然，如果國君、朝廷荒謬無能，這“六反”、“八說”，就有了一定理由，叫做“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但韓非子只是一般地從公與私這方面來考察“六反”、“八說”的荒唐，認為“六反”、“八說”不應有立足之地。
另一方面，從國君、朝廷的一面來看，也是早熟的。其早熟在早就深刻認識和嚴正對待了“六反”、“八說”這些“普世價值”。韓非子就是這一深刻認識和嚴正對待的一個思想代表。他說，“六反”反在哪里?反就反在：奸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
如果“六反”大行其道，則“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這正是從國家的公正立場來說的，是對那些“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的批評與否定。
他看待“八說”也是這樣從國家富強這一角度來衡量是非的：
此八者，匹夫之私利，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
如不能從國家公利角度正確處理問題，“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綜合兩面一起來看，那時的中國人，早就有著“多元”的思想主張，同時也有著明確堅定的國家主張。就是說，自由主義或集體主義，無政府主義或國家主義，中國古人都很知道的。
韓非子是戰國人，在他之前我們還有更古的人，這只要讀一讀《尚書》就知道，早就是禮法俱足、剛柔兼備了，其另一面，也就是早就什么玩藝都有的。韓非子只不過是在他的時代運用傳統“禮法”，分析著他的時代的現象，而他的看法和主張，稱得上義正辭嚴，體現著國家主義的成熟性。
就是說，堯舜以來如此完備的“禮法”的產生和運用于國家社會治理之中，就說明著中國人的早熟，比起孩子般喜歡用石頭天真地雕刻出人體的古希臘人，則中國人是早熟的，早就早熟得老辣了。
當“集體、社會、國家、民族”這些范疇的事物，在國君與朝廷主持下，沒弄好，出現問題，“六反”、“八說”之類，就有理由出來，以至于大行其道，那就叫做“亂”，動靜大了，叫住“亂世”，把它治好了，叫住“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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