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古集》：36, 關于堯舜的公案

　　關于堯舜的公案

　　關于“堯舜”，唐代大儒韓愈在《原道》篇中說，“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揚雄)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

　　朱熹所作《中庸章句序》說，“夫堯、舜、禹，天下之大圣也。……自是以來，圣圣相傳……”，這就是“道統之傳”。

　　歷代“道統”傳人，對于傳播歷史文化傳統發揮過他們的積極作用，但他們的思想主張，卻又不能等于這一歷史文化傳統，他們閹割優秀歷史文化傳統的情況也是有的，魯迅有過批判(“宋以其道學替金元治心，明以黨獄替滿清箝口”)。

　　我們在韓非子《忠孝》篇中看到，他對于堯舜湯武，竟然發出了非議：

　　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后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為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據說，堯在位時就讓舜為君治國，而自己讓在一旁達二十多年之久，直至去世，這實際上是君臣位置對調了。所謂湯、武弒主，是說諸侯商湯滅天子夏王桀而建商朝、諸侯周武滅天子商王紂而建周朝這兩件事情。

　　我們從韓非子《五蠹》等篇“當今爭于氣力”的主張可知，他是要求治國思想適應戰國時代的，比起主張以恢復井田制為基礎而回到周文王時代，他是實際的，也是進步的，但以上關于堯舜湯武的言論，似乎倒是很落后的了，難道一個朝代，一個君主壞到了夏朝商朝的末世那樣，也一定要死死遵照著君臣之禮，而不能實行“湯武革命”的么?這豈不是維護君主專制到了極點?要照這樣，君主及其統治集團，真的可以永遠地為所欲為而毫無顧忌了。韓非子這一言論，對于“禮”的堅決維護，確實是極端的專制主義，我們無法為他開脫。可以理解的是，他的“因道全法”論，是要仰仗君主實行的，他要避免任何得罪君主的言論，就這一點來說，在理論的徹底性上，他不如孟子。

　　然而，思想那樣深邃的韓非子，在這個問題上，怎么會死板到如此地步?他在別的文章中不也曾經稱頌堯舜的嗎?讓人不免仍要來探討一番。

　　堯、舜、禹這些人，在孔圣的言論里，是推崇備至的最高典范的君王：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論語·泰伯》)

　　堯舜之所以能做到這樣，是他們“修己以安百姓”。(《憲問》)

　　舜為君，達到了很高境界：“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衛靈公》)

　　歷史留下的有關資料并不多，因此，我們對孔子如此高度、無以復加的贊嘆，實在不能很具體地得到領會，然而，我們也只有相信他自有其依據。

　　《家語·六本》記載孔子說，“昔堯治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歲而益盛，迄今而逾彰。”在《五帝德》中記載孔子說，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驕，貴而能降……四海之內，舟輿所及，莫不夷悅。”

　　孔門弟子，也是以堯舜禹以至湯武為心目中至高無上的典范的：

　　子夏曰，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論語·顏淵》)

　　《家語·王言解》記載孔子說，“昔者帝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好生》篇記載孔子說，“舜之為君也，其政好生而惡殺，其任授賢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靜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于異類，鳳翔麟至，鳥獸馴德”。《顏回》篇記載顏回說，“昔者，帝舜巧于使民，……不窮其民力……，是以舜無佚民”。《辯樂解》篇記載孔子說，“昔者舜彈五弦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唯修如此，故其興也勃焉，德如泉流，至于今，王公大人述而弗忘。”

　　孔子對于湯、武，自然是贊揚的，對于桀、紂，自然是討伐的。但孔子似未具體言說堯舜君臣之間那段鬧不清的公案，而從以上所引的話看，其中似有些蛛絲螞跡，如帝堯的“貴而能降”，“克讓以接下”。對于“湯武革命”，在《論語》中，言語科的子貢有一句話，“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似乎是一句不同意見的微詞，但不能改變“紂之不善”這個大勢所趨的結論。子貢此言王充《論衡》當作是孔子的話而加以引用。

　　《論語》中似未涉及“湯武革命”，也不談桀紂這樣的反面人物，而在《孔子家語》中對于這方面，則涉及了一些，這可能是孔門弟子編輯這兩本書時對材料的選用有所考慮和安排。《家語》孔子說：

　　湯、武以諤諤而昌，桀、紂以唯唯而亡。

　　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迄今而不滅。(《六本》)

　　殷紂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至于今，王公大人舉以為誡。夫舜起布衣，積德含和，而終以帝;紂為天子，荒淫暴亂，而終以亡。

　　武王克殷。(《辯樂解》)

　　《家語》論述孔子的歷史貢獻是：孔子生于衰周，先王典籍錯亂無記，而乃論百家之遺記，考正其義，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刪《詩》述《書》，定禮理樂，制作《春秋》，贊明《易》道，垂訓后嗣，以為法式。其文德著矣。然凡所教誨，束修以上，三千余人。或者天將欲與素王之乎，夫何其盛也。

　　孔子評論自己以上這一貢獻是“亂而治之，滯而起之”。(《本姓解》)

　　孔子給歷史定了調子，把堯舜禹以至湯武作為正面人物，把夏桀殷紂作為反面典型，這個調子，定得對不對?應當說是對的，是含有歷史的真理性的，所以它才能被數千年沿用下來。

　　我們粗粗縱覽數十萬言的東漢王充《論衡》，就會看到，幾乎到處隨手就現成地運用“堯舜圣人”這個前提，為論證提供最有力的證據，雖然他清醒明白某種絕對性，“世常以桀紂與堯舜相反，稱美則說堯舜，言惡則舉桀紂”(《齊世》)。

　　對于堯舜傳位、“湯武革命”這兩件事，《論衡·書虛》篇說，“堯傳于舜，舜受為帝。……舜老，亦以傳禹。”

　　但這個“傳”字，意思還不明確，因為《異虛》篇在不同含義上用了這個字眼：“夏亡，傳于殷;殷亡，傳于周。”

　　《語增》篇中討論周武滅商紂時，到底是儒士們說的兵不血刃，還是史書上說的血流漂杵，舉近在眼前的事實說，“漢誅王莽，兵頓昆陽，死者萬數;軍至漸臺，血流沒趾”，認為，“周取天下，兵不血刃，非其實也。”

　　在《齊世》篇中，王充認為，堯舜禹相傳承，高于湯武取代桀紂，“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后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無巍巍蕩蕩之文，而有動兵討伐之言。”

　　接著就討論到了堯舜是怎么“傳”的，舉出了“禪讓”之說。

　　又聞堯舜禪而相讓，湯武伐而相奪……

　　王充認為：“經有褒增之文，世有空加之言”。但他沒有否認堯舜“禪讓”之說，他只是說，如果有那樣的事，也是那時的情況決定的，不能加以過份美化或絕對化，他說：“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為，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

　　王充在《正說》篇之末段又一次議論到堯舜“禪讓”之說，只是認為不能潤飾太多，以至加上去一些“偽說”就不好了。

　　所以，認為自己的著作《論衡》的主旨是“疾虛妄”的王充，對于堯舜“禪讓”之說，繞來繞去，沒有敢說它不是真的。

　　司馬遷《史記·五帝本紀》認為舜是以其六世“微為庶人”的貧賤身份，且其家庭情況很糟，“父頑，母嚚(yin,愚蠢頑固)，弟傲”，他連老婆也還沒娶不上(“矜”)，而得到了大臣的舉薦，并經過考驗，被堯認可的。先是讓他攝政，最終在文祖廟把帝位傳了給他，這經過了二十八年之久，所謂堯“辟位二十八年”。這二十八年，分為舜“用事二十年”，“攝行天子政”八年;從舜的這一面說，是“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也就是說，舜早就掌權以至掌握局面了，而堯是漸漸讓在一邊，保持著一個至尊的名義。司馬遷之所以沒有用“禪讓”一詞，大約是覺得此詞易讓人覺得一切都是很簡單的，只要做一個儀式，就“讓”出來了，事情不會是這樣的，所以他把過程寫得盡可能詳雜些。這樣分成幾個階段的過程，如果說是“禪讓”，也讓人覺得能成其說，但其實還是不免讓人責疑。

　　《夏本紀》中說，禹也是要效仿堯舜傳位故事的，把權力授給了“益”，但沒有成功，最后是他的兒子“啟”登上了帝位，但問題不是出在禹的身上，“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事情就這樣定了下來。

　　一句“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反過來說明了舜之佐堯日不淺，先是一個二十年，接著又是一個八年，這時候舜即使想推掉帝位也不能，堯即使想收回帝權同樣不能。后人責疑堯舜“禪讓”之說，這大約也是一個可攻之處。

　　司馬遷寫堯舜禹的傳位，用了一番心思，就傳統之說，盡可能寫得圓滿可信，他能寫出禹的傳位為何未能重復堯舜故事，可算是慧眼獨到、察于秋毫，另外，他也犯不著在堯舜傳位的事情上與傳統大唱反調，情況已經是或即將是漢武帝“獨尊儒術”的時候了。

　　關于堯舜之事，非正史的歷史傳說是不贊成美妙的“禪讓”之說的。《史記·五帝本紀》“舜讓辟丹朱于南河之南”句之“正義”說，《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

　　李太白《遠別離》詩也記載了非正史的歷史傳說：

　　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云：堯幽囚，舜野死。 九疑聯綿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帝子泣兮綠云間，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深山。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

　　在《史記·燕召公世家》里，具體寫了一場“禪讓”的鬧劇。

　　先是縱橫家蘇代用一套鬼話使燕王對大臣子之特別尊重，然后是一個叫鹿毛壽的人，說了另一套鬼話，說“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這樣勸燕王噲讓國于子之，以博取虛名。燕王噲信其言，將國柄授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于子之”。結果，國亂，百姓不安，引起內亂，齊國趁機來攻，燕人無戰志，燕王噲死，齊大勝，子之逃亡。又過了二年，燕人擁立了燕昭王。

　　這說明著“禪讓”之事，不光是上層少數人的事，從國人這一面來說，也是很關注的。《史記》在記載這一事時，于鹿毛壽話中提到一種關于歷史的說法：

　　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于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于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

　　“索引”說，這種傳說“經傳無文，未知所由”。

　　但司馬遷于行文中記下這一說法，確實給他自己寫的《夏本紀》這一“正史”，另外給出了一種想象與責疑的空間。

　　“禪讓”之說，卻有人相信，如《漢書》所載：

　　董賢字圣卿，……哀帝立，賢隨太子官為郎……為人美麗自喜，哀帝望見，說其儀貌，識而問之，……拜為黃門郎，由是始幸……上有酒所(意)，從容視賢笑，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閎進曰：“天下乃高皇帝天下，非陛下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于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默然不說，左右皆恐。于是遣閎出，后不得復侍宴。

　　若哀帝果真把他的酒話變成事實，則又是一出鬧劇了。

　　《論語》、《孔子家語》雖無孔子言及堯舜“禪讓”之事，但依傳統說法，“刪《詩》述《書》”是他的重要業績，《尚書》最初是他據史料編撰而成的，《尚書》所表現的重要觀點，當然體現了他的觀點，我們從《尚書》字里行間，確實分明地感受到“儒”的氣息。

　　我們看到，《史記》關于堯舜淵源與傳承關系的說法，基本上與《尚書》一致。司馬遷不是簡單抄襲《尚書》，他增加進去的內容不少，比如，他說，堯崩后，舜給堯守喪三年，然后又不肯就帝位，而遠遠地跑到“南河之南”去，以避讓堯的兒子丹朱，但諸侯們都跟著舜走，而不擁戴丹朱，沒辦法，舜說，“天也”，于是這才回到都城即位，叫做“而后之中國踐天子位焉”。這個程序，后來大禹也演繹了一回，“帝舜崩，三年喪事畢，禹辭辟舜之子商均于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

　　司馬遷加進去的這些話，也許并不是他的發明，大體是孔子后學的“完善與發展”。對于這一套令人作嘔的東西，司馬遷在《燕召公世家》里，其實已借燕王噲“禪讓”子之的真實鬧劇，譏諷得淋漓盡致。

　　我們從《尚書》中看到，在敘述商湯伐夏桀、周武討殷紂時，充滿積極進取的歷史精神，“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仲虺之誥》)，這是明確主張在正義的前提下，可以向外“兼、攻、取、侮、推、固”，具體說，也就是消滅夏桀的腐朽統治，取而代之。在記敘周武王伐殷紂時，敢于直書“血流漂杵”的戰場事實，而無所顧忌，決不像后來學者們潤飾歷史說周取商是“兵不血刃”。

　　讀那文字極簡拙的《尚書》，無論該書曾經被如何潤飾，當歷史的興替或變革之際，一種緊張的空氣，仍然會從字里行間襲向我們，血腥味會讓我們的心臟突破常律地猛跳幾下，那是真實歷史給人的感覺。魯迅小說《狂人日記》寫道，“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盡管堯舜“禪讓”其實是謊言，先賢所敘的仁君堯舜禹以至湯武的形象，如果盡行抹去，歷史豈不唯有一團血腥、一片黑暗?孟子《告子章句下》“人皆可以為堯舜”一句，于人心的鼓勵，也應當說是好的。盡管《尚書》之類把那疑點與陰影也涂抹成了無比的光明，歷史本身確實應當是立體的多面的。

　　孟子的態度，不可不作一考察。

　　孟子“言必稱堯舜”(《滕文公章句上》)，完全同意并承繼孔圣。孟子最突出的，大約莫過于他的“革命”思想。在他親手編定的《孟子》第一篇中，就把“仁義”歸結為“與民偕樂”，這樣說了還不夠，又舉出商湯征伐夏桀時的誓師宣言所引用的夏民歌謠，對梁惠王這種人加以警告，說，“《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梁惠王章句上》)這可真夠厲害的。

　　《易經·彖傳·革卦》說，“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子“贊明《易》道”，贊明者，闡明也，所以，“湯武革命”也可算是孔子的觀點。孟子維護“湯武革命”的正義性，堅決蕩除在這個大是大非問題上的糊涂觀念。齊宣王問，湯放桀、武王伐紂，算不算臣弒君?他馬上回答，“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梁惠王章句下》)

　　《家語》載孔子說，湯伐桀是“天下討之”，是“如誅匹夫”，孟子的觀點源于此。也源于《禮記》的“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君主是不是成了“一夫”的標準是什么?是“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離婁章句上》)。

　　所以，孟子認為，“政”的主旨與核心是“民”，失民則失天下。

　　“為淵驅魚者獺也，為叢驅爵(雀)者鹯也，為湯武驅民者桀與紂也。”(《離婁章句上》)

　　那么，既然舜的政績得民心，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滕文公章句下》)

　　他的弟子咸丘蒙問，聽說，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舜父)亦北面而朝之，孔子也說，于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也就是人倫乖亂，天下將危，有這話嗎?孟子答，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說著又舉出《尚書》，那上面說，堯死時，百姓如喪考妣，舜……帥天下諸侯為堯三年喪，這一切說明著舜是繼堯之后才為天子的，正如孔子所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咸丘蒙說，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萬章章句上》)。這就把“舜臣堯”作為一個大謠言給駁斥了。

　　孟子接著又回答了弟子萬章的疑問：堯以天下與舜，有諸?他的回答仍是以《尚書》之說為本，加以更圓滿的發揮，也沒有忘記說到舜是如何避讓堯子、禹是如何避讓舜子的，都沒讓成，天與民選擇了他們，而不選擇堯子舜子。總之，孟子堅決維護《尚書》所載堯舜行為的正當性，而屏斥一切在這個問題上的懷疑論與理解得過于簡單的“禪讓”論。

　　孟子說，“天受之，民受之……天與之，人與之”，“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又引用孔子的一句話作了總括：“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萬章章句上》)。一就一在天與命上，而落實在民意民心上。這樣，孟子對于有疑點的歷史作出了圓滿的解答。

　　本文前面所引韓非子的言論，擺在孟子面前，簡直就是大逆不道了：

　　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后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其君。湯、武為人臣而弒其主，刑其尸。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

　　然而韓非子之意，也是堅決維護“君臣”之禮的。一來，韓非子面對岌岌可危的他的韓國，認為首要的是維護國君的地位與權威，才談得上別的一切，所以他堅決屏斥那種堯舜“禪讓”論與“湯武革命”論;二來，韓非子的理論本來就是講君主如何以“法、術、勢”駕馭國家天下，此一立論的基礎與前提就是絕對的君權，如果同意什么“堯舜禪讓”與“湯武革命”之說，豈不是將君權置于可輕可危境地，這在他的理論上怎么能行呢?三來，他的老師荀子早就主張要把君權抬到所有等級中至高無上的地位，皇家應當享有最崇高的榮華富貴，是“禮”的第一要義。朱元璋不喜歡孟子，是孟子的“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這類話惹他生氣(見吳晗《朱元璋傳》)，若是見了韓非子這段話，怕倒是要喜歡韓非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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