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古集》：35，《呂氏春秋》與韓非子

　　《呂氏春秋》與韓非子

　　兩刃相割，利鈍乃見;二論相訂，是非乃見。是故韓非之四《難》，桓寬之《鹽鐵》，君山《新論》之類也。(《論衡·案書》)

　　王充此言所說的“四《難》”，是韓非子的四篇文章“難一，難二，難三，難四”，如王先慎題注所說，“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韓子立義以難之。”是韓非子針對古人的不合理見解而發表的看法，所以王充稱之為“兩刃相割，二論相訂”。韓非子發揮的，是他的以“法、術、勢”為主體的“因道全法”論，讀來自有他的道理。從文體上說，《論衡》受著“四《難》”較大影響。

　　《呂氏春秋·孟秋紀》之《振亂》說：

　　當今之世，濁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絕，賢者伏世，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訴。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榮，且苦者也而逸。

　　這一段文字所說的，當是戰國末期的景象，可以為陳勝吳廣何以揭竿而起作注。由此語可知，《呂氏春秋》作時，秦尚未統一天下，而天下渴望“賢主、秀士、義兵”，以掃滅那些“與民相離”的“恣行”的“世主”。

　　其《孟冬紀·安死》說：

　　無不亡之國者，是無不掘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

　　這一段文字，盡管有“嘗亡，已亡，皆亡”三詞的區別，但總以一句“其皆故國矣”，是說這些國都亡了。這些國都亡了，就是說秦統一天下了，而秦統一天下、秦王政稱“皇帝”的時間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

　　由此可知，《呂氏春秋》一書，寫作起于秦國統一天下之前，成書在統一天下之后，而不能在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就成書。

　　據《史記·呂不韋傳》，“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成了這部《呂氏春秋》，記在該《傳》“太子政立為王”這一節之后，“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都愛好招集賓客，這是呂不韋集賓客撰書的一個文化背景，是在秦統一天下之前。

　　《呂氏春秋》于《孟春紀》等“十二紀”之后，有一《序意》，開頭一句說，“維秦八年，……良人請問《十二紀》，文信侯曰……”。

　　呂不韋回答了一些話，最重要的一句就是“《十二紀》者，所以紀治亂存亡也。”指出《十二紀》的主題。良人(大體就是指撰稿者)為《十二紀》請問呂不韋，是在“維秦八年”，這時候《十二紀》或只在寫作計劃上，我們不能憑這個說整部《呂氏春秋》此時已成書了。

　　既為《序意》，則當放在全書之前，卻放在成書的“十二紀”之后，且《十二紀》之后，還有從《有始覽》至《士容論》等十四篇大文章，總共二十六篇，《序意》卻只字未提后面十四篇，所以，《序意》是有關寫作前半截書的，而既然是“意”，則只是一個意向性大綱或討論性記錄，而不是一篇完成了的《序》，事實上全書無《序》，第一篇就是《孟春記》。

　　因此，“維秦八年”，當指“秦王政八年”(前239年)。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立為皇帝”，一統天下。可見，《呂氏春秋》從策劃、撰寫到完成，至少經過了從秦王政八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這段時間，也就是說，全書從策劃、撰寫到完成，該是用去二十年左右的時光。

　　《孟冬紀》“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這句話看來，《史記》“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這句話，寫得很準確，書確實是呂不韋的“客”們據“耳目所聞見”寫成的。

　　“以耳目所聞見，齊、荊、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魏、韓皆亡矣，其皆故國矣”這句話證明了《呂氏春秋》的成書年代，當在秦國已經掃滅了東方六國之后，是秦王政稱“皇帝”的初年，也證明了寫下“維秦八年”的《序意》時，記下“其皆故國矣”的《孟冬紀》篇還沒寫，至于其它篇完成了多少，我們也無法知道，甚至可能這本書的一切都只不過在策劃之中，所以才有《序意》作為全書意向性大綱或討論性紀錄的撰寫，后來編定時，覺得將它放在哪兒都不算確當，又覺得這重要資料不能拋棄，于是保存在《孟冬記》之后，而其時后面十四篇還沒寫，以至還沒想到要寫，本來此書計劃只是寫到《孟冬記》。

　　由上可見，《呂氏春秋》非成于一時，是在秦軍向東方進攻的步伐聲中完成。

　　岳麓書社《呂氏春秋》楊堅“前言”說該著之“成書”在秦王政八年，其實，如果說“其始作，大約在秦王政八年”，則較準確。

　　因此，可以推斷，《韓非子》的撰寫，至少有相當階段竟與呂不韋賓客們作《呂氏春秋》同時，處在同樣的歷史文化背景下，都在秦統一六國前夕這段時間里。《呂氏春秋》里的一些議論，恰好為韓非子的思想作了注腳，說明著他這個激烈的思想家產生的時代社會環境。比如，《孟秋紀·禁塞》說：

　　……以至于今之世，為之愈甚，故暴骸骨無量數，為京丘若山陵。世有興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痛心矣。

　　讀著這些還帶著當時戰亂氣息的文字，不由得讓人聯想到，秦國統一天下，當時的正義性，后來人們評說得是很不夠的，好像只是秦國強大的原因，以及東方六國不能團結的原因，使秦王得遂其志，我們讀著《呂氏春秋》中如《孟秋記》里的《振亂》、《禁塞》的文字，卻能體會到東方六國的那些“世主”們，是把他們的國家弄得水深火熱到極點，而秦國以拯救天下為號召，秦軍實際上就成了“義兵”，秦王成了歷史的“興主”，呂不韋、李斯這些人成了歷史的“仁士”，這才能君臣同心，重復湯、武故事，得了天下。從《呂氏春秋》此類字里行間，能讀出秦國統一天下的客觀的正義性。

　　這就反證了韓非子的激烈思想的產生是十分合理的。我們從“難一，難二，難三，難四”這幾篇《難》中看到，韓非子對當時流行的禍國殃民的謬論“立義以難之”，十分尖銳無情痛快淋漓，他正是要糾正“世主”的腐敗荒亂到正確而求強的路上來，走上“法、術、勢”的“爭于氣力”的新路，冀其成為時代的“賢主、興主”。然而，韓王這樣的“世主”，是韓非子這樣的“秀士、仁士”說不回頭的，正如王充在《論衡》中所說，韓王雖有韓非，“不能用之，又不察其書，兵挫軍破，國并于秦”(《論衡·效力》)，成為東方六國中第一個倒下去的諸侯國。

　　韓非子的《難》篇的形式，是舉出一些故事或言論，加以“難”之。如《難一》中有個故事，講，齊桓公三次前往，想見到處士“小臣稷”，但這位小臣三次避開，齊桓公說，我聽說萬乘之主應該好仁義，于是繼續前往拜訪，到第五次的時候，這位“稷”先生終于肯出來見了齊桓公。

　　對此，韓非子發表議論說，“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欲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今小臣……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是很不對的。假如這個小臣是有智能的，那么他的性質，“是隱也，宜刑。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既然如此，總之，“桓公不知仁義。”

　　可以說，韓非子的非“難”，是尖銳而有理的，維護了真正的“仁義”，而抨擊了虛假的“仁義”。

　　齊桓公這個事例，在《呂氏春秋》中，竟然也是作為“能禮士”的典范而予以頌揚的，說，齊桓公如果能這樣堅持下去，加上其它方面的修養，豈但是為霸主而已，并且是要成就王業的。可見，這段文章的作者，與韓非子面對同一素材，卻作出了不同的見解(見《有始覽》與《慎大覽》篇)。

　　韓非子本質上是在傳統的“禮義”學說之內，是在“禮義”遭到這樣歪曲濫污的情況下，維護“禮義”之真諦的“仁士，秀士”，還要加上一個“志士”。

　　韓非子從荀子所學是“帝王之術”，而所謂“帝王之術”，其本義不能從為所欲為的方面理解，《呂氏春秋》這兩句話解釋得好：

　　帝也者，天下之所適也;王也者，天下之所往也(《慎大覽·下賢》)。

　　為了天下能“適”能“往”，統治者恰恰是不能為所欲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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