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憤”之象征
和氏璧的故事很著名，二千多年前，韓非子拿這個故事來比喻了懷才不遇的悲劇。和氏璧是自然之寶，但玉藏于璞之中，“法術之士”或“智法之士”懷國家所需之寶，當他們的理論主張藏而未露之時，也只是璞而已，是“帝王之璞”。
和氏抱璞懷璧不遇，以至被斷了兩足，與當時“智法之士”很難受到重視，并且會受到迫害，有某種相似之處，可以用來作比喻。
“智法之士”的典型人物是吳起與商鞅，他們以其一套理論主張對治理國家作出了杰出貢獻，結果卻遭到了最悲慘的結局。
如果說，和氏抱璞懷璧不遇，是含著悲劇意味的種子，那么這粒種子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竟然長成了吳起與商鞅悲劇的大樹。
韓非子發現了和氏璧故事的文化價值就是它的悲劇性，并且正好可以對應于吳起商鞅的故事，就寫成了《和氏》這篇不長的文章。
和氏璧故事涉及三代楚王(武王，文王，成王)，前兩代楚王都信了“玉人”(能鑒別玉石加工玉石的專業人士)，認為和氏獻來的是石而不是玉，于是“以為誑”，將和氏斷足，獻了兩次，斷了二足，第一次被斷左足，第二次被斷右足。先后失去兩足的和氏的悲憤可想而知，他“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血。”
斷足就是“刖”，是一種刑法，當時的刑法還有“肢解”、“車裂”之類，后來用于吳起商鞅者即是。這些，豈不正是“法治”?看來，在還不可能“刑措不用”的年代，問題只在于，刑法為哪一方面所用?用得對與不對?
韓非子所說的“法術之士”或“智法之士”，并不是狹隘指懂刑法用刑法的人，而是指吳起商鞅這些用他們的一套來治朝廷、治社會，讓國家走上耕戰強國之路以圖存或爭霸天下的人士，他們的一套名之曰“法治”，是指一條政治路線，與“禮治”正好相反。他們認為空談“仁義”的那一套“禮治”不管用，而且是誤國、害國的。
主用術，則大臣不得擅斷，近習不敢賣重。官行法，則浮萌趨于耕農，而游士危于戰陣。則法術者，乃群臣士民之所禍也。
就是說，如果君主采用了“法術之士、智法之士”的主張，就會得罪到上上下下這些自私惡劣而有一定能量的人。韓非子看到了這種尖銳嚴重的對立，他主張的“法治”的實行，必然唯有在這種對立之中開辟自己的前進之路，障礙很大，困難重重，須得披荊斬棘，而不可能直情遂意。一旦“人主”向“禮治”的那一方傾斜，那么這一邊就其道不行了：
人主非能倍(背)大臣之議，越民萌之誹，獨周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雖至死亡，道必不論矣。
情況有時確實就是這樣，于是舉出了吳起商鞅的事例：
昔者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逼主而下虐民。此貧國弱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裁絕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王行之期年而薨矣，吳起枝解于楚。
吳起可真慘。商鞅也是這樣，其法讓秦國“主以尊安，國以富強”，結果秦孝公一死，商鞅被秦國“車裂”。韓非子總結說：
楚不用吳起而削、亂，秦行商君法而富、強。二子之言也已當矣，然而枝解吳起而車裂商君者，何也?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也。
韓非子舉出這樣的歷史經驗，是為了說明他的國家當前的情況：
當今之世，大臣貪重，細民安亂。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無悼王、孝公之聽，則法術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而明己之法術哉?
韓非子對他當時現實情況的估計一點也不樂觀，歷史的結局證明，韓非子的憂慮沒有夸大，戰國七雄之中，唯有“秦王掃六合”，一統天下，而其它六國，正因其不能從韓非子指出的這種“大臣苦法而細民惡治”的舊有中掙脫出來，結果都被風卷殘葉一樣滅亡了。
賈誼《過秦論》說，秦始皇是“奮六世之余烈”，秦國經過了六代君主的行商鞅之法，才給秦始皇打下了“振長策而馭宇內”的基礎。打這基礎的，最初是秦孝公，“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斗諸侯”，內政外交貫徹了商鞅制定的一套。雖然商鞅慘遭不幸，但他奠定的基礎仍在，秦國一直沒有丟掉商鞅所制的基本國策。
后人在評說商鞅時，認為他之遭不幸，有他自身性格行為過于苛刻寡恩的一面，而如果在行其“變法”的同時，能寬厚一些(兼顧到如趙良所勸告的)，就不至于有那種悲慘的結局;另一面，秦惠文王也不必那樣殘酷絕決地對待商鞅(車裂)。同樣，吳起助楚王變法強國，如果能取得楚國封君重臣的支持豈不兩全?另一面，后來楚國的這些貴人也不必那樣嚴重地處理吳起(肢解)，因為他畢竟讓楚國兵強國富了起來?？上?，當歷史發生之時，并沒有能如后人所愿的這樣解決它的問題。
韓非子把吳起商鞅視為英勇而不幸的前輩，把和氏抱璞懷玉而遭刖雙足引以為譬喻，他的歷史的悲憤之感可想而知。《和氏》篇實為《孤憤》篇的一個形象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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