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臣”與“危身”
韓非子《愛臣》篇，不是說如何去愛臣，而是說君主最愛的臣，卻有可能危害君主自己以及國家。因此劈頭一句就是：
“愛臣太親，必危其身。人臣太貴，必易主位。”
戰國當時，人與人的關系，君與臣的關系，有著可怕的實際情況：
“主妾無等，必危嫡子。”
“千乘之君無備，必有百乘之臣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萬乘之君無備，必有千乘之家在其側，以徙其威而傾其國。”
得出一個結論：
“奸臣蕃息，主道衰亡。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敗也。”
我們查一下，其實，在韓非子之前一百幾十年，孟子也早就看到這種現實的：
“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可見，這情況長期如此，并不是韓非子聳人聽聞。怎么辦?韓非子認為，君主要具有“四美”才行：“身之至貴，位之至尊，主威之重，主勢之隆”。如何能具有呢?“不求諸外，不請于人，宜而得之”，關鍵還是在于自己能夠駕馭一切，如果不能做到，那就不行。
韓非子給君主指出了這些之后，就出主意說：
“明君之蓄其臣也，盡之以法，質之以備。”峭法嚴刑，“不赦死，不宥刑”。
這法與刑的大權要牢牢掌握在君主手中，不能反而讓臣下有此權柄。此外：
“大臣之祿雖大，不得籍城市，黨羽雖眾，不得臣士卒”。
臣下有了都城地盤，并且握了兵權，對于君主，當然是危險了。這就產生了對臣下的要求，“人臣處國無私朝，居軍無私交”。還有，“府庫不得私貸于家”，不得與鄰國有私交，不得帶劍上朝。
讀了此文，可以想見，戰國時代君臣之間，朝廷上下，存在一種如何的情況。
然而，當這些成為君臣共識，上下遵照，卻也是強國的表現，說明著內部的穩定，這穩定是建立在直面殘酷的現實與人同此心的基礎上的，這是當時的“從必然王國走向自由王國”之路，反之，言必稱“仁義”，以為人性總是善的，把一切寄托在“別人是愛我的”這一想法上，那就是自欺欺人，國家就會內亂，也就談不上強大和自立于戰國之林了。
責備韓非子“其極慘礉少恩”，是一種“道德批判”，以責難“法治”的嚴酷;但面對現實，還是要承認時代國家社會人心的實際，要不然，只有吃虧。
聰明的君主也許會給自己適當穿上“仁義”外衣，變成“外儒內法”，儒們也就安定了下來，一方面，是聽著舒服些，不至于繃緊著過日子，另一方面，他們也能派上些用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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