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古集》：8, 孔子的“志”

　　孔子的“志”

　　《禮記》中“大道之行也”這段話，記載著遠古中國原始公有社會狀況，含有著烏托邦性質，不是孔子創作的，是復述古代傳留下來的思想文字。宋末元初大儒陳澔有題注，講得很清楚：

　　此篇記帝王禮樂之因革……大同小康之說，則非夫子之言也。

　　《禮運》篇說：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這思想、這境界，是遠古的，孔子沒趕得上看到，很有些遺憾，他表示他很向往，愿為那種境界而努力。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擇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這著名的長長的一段，就是孔子復述古代傳下來的“大道之行”的狀況，乃至本來就有前賢留傳下來的相關舊典。

　　陳澔認為，石梁王氏以五帝之世為“大同”，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小康”，有老氏意，非儒者語。陳澔這樣一定要劃清儒者與老子的界限，較為僵硬，其實在《論語》中，孔子也有“老氏”式的話語，比如：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論語》之《衛靈公》)

　　孔子本來就曾問禮于老子，況且“無為而治”確實也能用來形容如何“治”天下、以及天下“治”好了的理想境界，無論作為詞語或作為思想，不能因為主要是老子的特色，孔子就與之劃界，絕不使用。孔子沒有這樣，陳澔在“修理”孔子，要把孔子修理得很干凈，來符合宋元以來儒教思想文化的絕對性。

　　孔子述出遠古“大同”的典故，是回答他的學生子游“君子何嘆”的，而后接著又說：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型)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

　　這段“小康”話語，說得極其深刻，描述了“大同”世的公有制演化而解體、私有制形成后的天下是一切都私有化了，包括“大人世及以為禮”，也就是世襲制，于是君與臣、人與人，地區與地區之間的關系，自然地不“正”、不“篤”、不“睦”、不“和”起來，用一句話說，是“斗爭”起來，以至于需要城郭溝池，需要智謀、英勇和軍隊，為了維持社會的存在，不得不用“禮義”來要求國家社會，規范人們，從土地制度到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的關系，都在其內，即使是“在勢者”，也就是諸侯以至于天子，如有嚴重不遵禮義的，也要天下“去”之，這時候天下就要亂一陣，大家都要討伐他(眾以為殃)，由亂而治。這樣的情況，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以來，就是這樣的了，并且禹湯文武成王周公就是這種“小康”社會時代所產生的、能治理這種社會時代的圣賢，他們比起“大同、大道”社會時代的圣賢是差了一級的，那時的圣賢，在孔子心中，也就是堯舜。

　　看來，孔子作為思想家的杰出，作為政治家的堅定，就在于他弄清了社會發展史，就他而言，是看清了社會從遠古的公有制(大同)，發展到了他眼前的私有制(小康)，而這私有制的社會，充滿私欲與斗爭，從家庭之內到地區(諸侯)之間，以至于君臣朝廷之內，都需要“刑仁講讓，示民有常”了。

　　孔子以“禮義”二字概括并抓住了他眼前的世界，他給這世界開出了什么治世良方呢?他沒有新的更好的東西，他的思想政治理論武庫，也就是“禮義”，就是禹湯文武成王周公所“謹”守、所施行的，他認為只要堅決地“克己復禮”，就能恢復和繼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的事業，以至于他醉心于此到了神思惚恍的程度，說自己夢見了周公。

　　所以，孔子說他對于“大道”雖然未逮，“而有志焉”，然而現實地說，至多也就只能是一種向往。他的切實的有志，不在于“大同”，不在于“大道”，而在于“小康”，途徑是“克己復禮”，努力讓時代社會回到“小康”之世。“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這樣的事業，他愿終身為之奮斗，用一句話來形容，如他的弟子所說，是：“夫子之極言禮也”(《禮記·禮運》)。然而，對于孔子來說，實際上他也不曾有能力去做到天下復禮，更不用說再進而向著“大同”的回歸了。

　　春秋末世的“禮崩樂壞”，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們分析說，是以“井田制”為經濟基礎的殷周奴隸制存在不下去了，所以孔子張揚“禮義”，是要從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恢復文王周公之世，可惜只能是夢想，“不復夢見周公”說明著此一夢想在現實中的破滅。

　　歷史的發展證明，“井田制”瓦解了，“初稅畝”勝利了，誰有能力占有土地，國家就都承認，向他收稅就是了，新興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于是成了氣候，從原有的奴隸主、奴隸以及自由民中，演化出地主與農民這樣的新的階級，這樣對立統一的階級結構，取代了以前的奴隸與奴隸主的對立統一的階級結構。“井田制”再也沒有恢復，到處是兼并，春秋無義戰，戰國又戰了好多年，終于是諸侯滅亡，到了以郡縣制一統天下的秦朝，周朝是消失得影子也看不到了。所以，我們可以同情孔子的痛心疾首，卻無法說他的主張是對的。

　　然而，我們或許誤解了孔子，因為孔子在述“小康”時似也并不贊美“大人世及以為禮”，那么這個“禮”是不好的，是從“大同”之世降級下來的。孔子這觀察與老子也近，老子說，“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然而，此“禮”在，比起“禮崩”，又要算是好的。所以，“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孔子又是贊美和維護的。而從事實上看，“禹湯文武成王周公”這上千年，首先一條，就是世襲制的確立，與之相應的是分封制的確立，孔子贊成“謹于”這樣的“禮”，認為這“禮”如果再壞了，時代社會就要更進一步降級下去，他眼前的春秋之世，在他眼中，就是在一個勁地往下降，令他痛心。他說，“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然而，這樣激言厲色說了也沒用，天下還是繼續禮崩樂壞下去，從春秋無義戰向著天下戰國前進，仗打得越來越大，不知發生了多少“人而無禮”的事，孔子的“志”終于沒有實現的希望，而社會在逐步確立著新的階級結構和秩序。好在后來人們還是看到了“仁義禮”這一套大有可用之處，正如魯迅在《上海文藝之一瞥》中關于舊椅子也可成寶貝的比喻，于是有了“獨尊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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