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汲古集》：3，“仁義”在歷史中的一瞥

　　《汲古集》連載

　　沙黑 著

　　“仁義”在歷史中的一瞥

　　自孔子以來的歷史已有二千五百年，雖然“仁義”二字不能說是發明于孔子，但二千多年來是歸于孔子的。這里我們試舉《吳越春秋》中的幾段，來對“仁義”的歷史影響做個考察。此書作于東漢，寫的是春秋年代吳越歷史，其中的歷史人物，如伍子胥、越王勾踐、吳王夫差久已為人熟知。打開此書不到百頁，語涉“仁義”的話已有好幾處，隨手標出，便可看到在著書的東漢人心目中，“仁”學起何作用，這方法近于“抽樣調查”，很簡便的。

　　吳太伯者，后稷之苗裔也……公劉慈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葭葦。公劉避夏桀于戎狄，變易風俗，民化其政……其后八世，而得古公亶甫，修公劉、后稷之業，積德行義……古公三子……太伯三以天下讓……于是季歷蒞政，修先王之業，守仁義之道。季歷卒，子昌立，號曰西伯(周文王)，遵公劉、古公之術，業于養老，天下歸之……太子發(周武王)……伐殷。天下已安，乃稱王，追謚古公為大(太)王，追封太伯于吳。

　　這一段是敘周的初史，交代吳國之祖吳太伯的由來。行文中的慈仁、德義、仁義，有如膏藥或標簽，直接往古史和古代先人身上貼去，顯出經過西漢“獨尊儒術”，東漢寫書人這方面已經運用嫻熟。而其實，后稷、公劉、季歷這些古人，到底如何的慈仁、德義、仁義，東漢寫書人也未必清楚，反正大家都這樣貼，也就照貼不誤。這些成功的先王，自有他的過人之處，起碼是能協調并凝聚相當的力量，才能創下江山基業，這協調與凝聚里面，抽象地說，確實就應有“仁義”這意思在發揮作用，也就是在自己所團結的范圍里，按等級存在著與施行著某種“愛”，然后是盡可能地“泛愛”。

　　“仁義”這東西，哪怕其詞語還沒有產生，它的意思卻該是由來已久的，在組織先民開辟華夏大地方面，功不可沒。也正因有這樣的基礎，它才有被思想家發掘和利用的可能，孔子則是其中之最著名者，只不過時移世易，孔子想把它的意思限定在“克己復禮”，有點勉為其難了。

　　任何一種社會集團內部，任何一個社會全體，總是需要“仁義”這個東西來充當粘合劑而團結之，但要把它說成無差別的“泛”的“普”的東西，就不會有人相信了，因為事實上不可能是那樣的。

　　孔子自己就明確說了：“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措手足”。這些，都是孔子說的。這就說明，“仁義”是不必、也不可能那樣“泛”和“普”。

　　至此，我們就讀到了周的初年，古公亶甫的三個兒子讓位而不是爭位的動人故事，結果是最小的兒子季歷即位，兩個哥哥避他而跑到南方荊蠻之地去了，成為吳國的先祖。

　　吳太伯與弟弟仲雍共同創立吳國，太伯去世，仲雍即位，傳了十七世而到壽夢，有點蹊蹺的是，這十七世都是仲雍的后代，而與吳太伯的后代無關，且天下太平。

　　吳壽夢又面臨傳位，他有子四人，想傳位給第四子季札，結果季札推讓，長子諸樊也表示推讓，后來是諸樊當政，表示以后“授國以次，及于季札”。諸樊要效仿周初故事，讓國給季札，“季札不受，而耕于野”。諸樊歿后，弟弟余祭即位，余祭歿后，弟弟余昧即位，這些，表面上看，都是重復著吳太伯傳位于弟弟的故事，內情我們就不知道了。

　　接下來，余昧將去世，該輪到傳季札，結果“季札讓，逃去”，說自己要“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富貴之于我，如秋風之過耳。”于是余昧之子立，是為吳王僚。人們不免疑問的是，“潔身清行，仰高履尚，惟仁是處”，是天然與王位之“富貴”相矛盾的嗎?這且不說它。

　　到了吳王僚，就發生了公子光謀殺取位的事情。公子光就是諸樊的兒子闔廬，在伍子胥協助下，求得刺客專諸，于吳王僚十三年謀殺成功，闔廬踏著鮮血登上寶座。這就打破了前面所說歷來“讓”的傳統與“繼”的系列，而將先前的一切寫在紙上好看的東西全變成了疑問。

　　然而這個以謀殺而登王座的闔廬，《吳越春秋》卻這樣記載著：“闔廬元年，始任賢使能，施恩行惠，以仁義聞于諸侯。”那么，這“仁義”是真是假呢?我們且承認它是真的，然而，卻也無法改變他謀殺上臺的前史。

　　到了闔廬要立太子時，不準備立夫差，說夫差“愚而不仁，恐不能奉統于吳國”。伍子胥卻說，“夫差信以愛人，端于守節，敦于禮義”，在伍子胥勸說下，夫差得以被立為太子。

　　吳王闔廬認為夫差“愚而不仁”，這似乎有雙重標準之嫌，因為他自己謀殺奪位，無論按“仁”之狹義、廣義、本義、引伸義、表面義、內里義，在任何解釋的意義上去理解，他都夠不上，除非他認為自己謀殺奪位也是一種“仁”。

　　可是伍子胥卻當著闔廬的面，把很高程度的“仁”賦予夫差：“信以愛人，端于守節，敦于禮義”。簡直是一個渾身發出“仁”的光輝的人。那么，作史者這樣寫時，卻沒有想到，這不等于是讓伍子胥罵闔廬嗎?史家在這里的文字上是很貧乏的。

　　然而夫差其人到底“仁義”與否呢?他后來殺了忠臣伍子胥，把吳國弄完了，滅亡于越王勾踐，自己也可恥地在勾踐面前飲劍自盡。這樣看來，他的父王闔廬以前對他的評語就是對的：“愚而不仁”，而伍子胥對他的評論就是不對的：“信以愛人，端于守節，敦于禮義”。那么，“仁義”到底是什么、有無標準，這時就更是成為糊涂賬。

　　從行為看，無論伍子胥，無論闔廬(他們該是與孔子墨子晏子同時代人)，“仁義”二字，似乎是他們選立太子的共同標準。到底僅僅是后來《吳越春秋》的作者按照時尚這樣地寫史而已，還是闔廬伍子胥這樣的人，在當時確實總是這樣地拿“仁義”做著標準或說詞?如今看來，大約還是出于作者之筆的多，而不是出于事實的原樣。

　　不管作為東漢人的《吳越春秋》的作者，是如何這樣地遵循通行的儒學來寫書，我們從他們寫出的這書上，卻對“仁義”二字是越讀越糊涂了，甚至讀出了一個“假”字，乃至帶著血腥氣味。可以說，從“太伯三以讓天下”起，就是可疑的：太伯去世，為何是仲雍接位?為何仲雍這一系往下傳了十七世之久?如此等等，其中必有隱情。而這假的歷史寫到闔廬，實在也就假不下去，寫出了血淋淋的宮廷謀殺。

　　到此，我們不由得佩服魯迅了，他一語道破說，“在中國，其實是徹底的未曾有過王道”(《關于中國的兩三件事》)，其《狂人日記》借“狂人”之角度寫道：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里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一道強烈的閃電，劃破黑暗的天空，撕破了“仁義道德”的“普世禮教”的假面，歷史已經不能再以“儒術”來虛偽地書寫了。

　　但這并不等于說，仁義在歷史上一無是處，比如，在元末天下大亂，到處燒殺搶掠的情況下，比起一般草莽而稍有文化的朱元璋就用“仁義”二字建立軍紀，客觀上就減輕了社會人民的痛苦：

　　朱元璋申明軍紀說，“要平定天下必須講仁義，……打仗占城子要用兵，安定民心要用仁。……要用心撫恤，使人民樂于歸附。這樣，其他郡縣就會聞風歸附了。我每回聽到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亂殺人，就喜歡得不得了。”(吳晗：《朱元璋傳》引《明太祖實錄》)

　　此外，在人民中間，仁義二字不但能夠借以表達他們的訴求，也是他們借以相濡以沫以至團結抗爭的思想文化資源，比如從《莊子》里所寫的“盜跖”，到劉關張桃園三結義，以及綠林好漢替天行道之類，所反映的事實就是這樣。應該說，人民最有資格和權利使用仁義二字，因為仁義之意本源于人民生活，只是后來被“圣賢”拿去作了改造和利用，以利其統治和愚弄人民，但人民卻堅持自己對仁義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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