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商鞅“以刑去刑，至德復立”的社會理想

　　商鞅所言“去刑”，并非“無刑”，或完全消弭犯罪現象，而是指通過公正、公平與公開的“壹刑”訓導，全社會有望進入“明刑”的理想境界。

　　若要列舉中國歷史上被深度誤讀的人物，商鞅無疑是其中一位。太史公稱其為“天資刻薄人”。與此同時，數千年來對商鞅同情、理解甚至贊賞的衡評也不絕如縷。如在韓非心目中，商鞅就是一位“圣人”，而這與歷代儒家對商鞅的評價可謂有云泥之別。章太炎曾撰《商鞅》一文，為其申二千多年來不白之冤。其后牟宗三又立場鮮明地指出商鞅“不壞”。孰是孰非之間，反映出商鞅這一歷史人物影像的重疊雜亂。

　　“至德復立”：肯定道德文化

　　商鞅曾將道德文化斥為“六虱”、“淫道”，但這只是在秦國特殊時期推行的特殊文化政策。為徹底扭轉諸侯鄙視秦國的落后局面，將禮樂文明打入冷宮，是一時權宜之策。對禮樂仁義誠信道德文化的批判并不是商鞅的根本主張。

　　商鞅在內心深處從來就沒有否認或棄絕道德文化。從他的知識背景與師承關系考察，他在入秦之前實為雜家。其師尸子思想的特點是兼儒墨、合名法，而這影響了商鞅的知識結構。入秦之初，商鞅之所以能分別以“帝道”、“王道”和“霸道”游說秦孝公，便得益于廣博的知識儲備。只是在何謂德的問題上，商鞅與儒家存在較大分歧。在商鞅看來，依法治國、社會安定、“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就是最高的德。

　　商鞅對義的看法在實踐層面上與儒家存在相通相容之處。他認為，所謂義，也包含人臣應忠君主，人子應孝父母，少長間有禮，男女間有別的行為要求。這種意義上的義，指的仍是道德自覺與道德踐行，且與儒家有相近之處。但在對義的本質的理解上，雙方卻大有不同。儒家以為，義內在于人心，是德性之心的外在顯現。如馮友蘭所說：“對儒家來說，人為什么要行仁義，是不需要提出的問題，因為這是人的本性。”人擴充其本性就實現了人之所以為人，而這與外在利益毫無關系。商鞅卻以為義是外在的行為規范，而非內在于人心之本性。

　　商鞅與儒家對仁義忠孝等倫理價值的性質與適用范圍的評價不一。商鞅認為，仁義忠孝等倫理價值只對君子有效，而無法對小人產生規范效應，不具備普適性。但是，儒家以人倫為天理，將仁義作為固有之性，可落實在所有人倫關系上。在此意義上，儒家的倫理價值具有普遍永恒性。

　　在法與德的關系上，商鞅與儒家的分歧十分明顯。他認為，刑罰為國家帶來力量，進而帶來強盛與威嚴，而后者最終會帶來德。于是，歸根結底，德來源于刑，有刑罰才有道德文明。仁義誠信意味著，人們不會為了饑餓或免于死亡的威脅而做出不符合道德標準的行為。這就達到了國家的“有法之常”，因此，無法則無德。社會通過輕罪重罰，最終達到“以刑去刑”的理想境界，便是仁義誠信大行于世之時。認清了法與德的關系，才能真正把握仁義的內在真諦。儒家的理論缺陷在于空談社會大同理想，但缺乏對實現此理想途徑的理論與制度設計。其治理思想違背了法的原則，“此任重道遠而無馬牛，濟大川而無舡楫也”。在商鞅看來，這樣的學說善而無征、空而無果。

　　“以刑去刑”的社會理想

　　商鞅大張旗鼓地推行“行刑重輕”、“輕罪重罰”的目的并不僅僅在于懲罰犯罪者本人，而在于通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嚴刑峻法，最終達到“以刑去刑”、“至德復立”的理想社會。

　　使秦國道德文化建設達到殷周盛世的程度，是商鞅一生的奮斗目標。在中原各國眼中，秦人不知禮義德行，寡廉鮮恥。有鑒于此，商鞅治秦，依照魯、衛風俗，雷厲風行，在秦國推行道德文明建設。秦孝公三年(前359)，商鞅變法頒布《分戶令》規定，家中的兄弟必須分家，各立門戶，否則便要加倍征收每個人的賦稅。秦孝公十二年，又重申《分戶令》精神，在要求兄弟分居基礎上，又規定父子也必須分戶。這兩次“分戶令”，既有經濟與政治管理上的考量，也有移風易俗、摒棄“戎翟之教”的社會教化目的。

　　商鞅思想中的“壹刑”蘊涵三層含義：公正性、公平性、公開性。“壹刑”合乎邏輯的發展趨向就是“去刑”。商鞅所言“去刑”，并非“無刑”，或完全消弭犯罪現象，而是指通過公正、公平與公開的“壹刑”訓導，全社會有望進入“明刑”的理想境界。這一方面旨在表明法律的公正、公平與公開;另一方面意在說明，經過長期“以壹輔仁”的社會治理之后，法之性質已悄悄改變，在有道的理想國里，法治不取決于君主，平民不必事事聽命于官方——這是因為，是非對錯，已能自主地由“民心”所決斷。此“心”既是德性之心，也是法性之心。法不再是外在強制性的制約力量，已內化為人內在的生命本然欲求，與德交融為一“心”。通曉治國之要的統治者，商鞅稱之為“王君”、“圣君”，他們知道“以壹輔仁”的治國之道，而社會高度法治化之日，就是道德文明大行于世之時。至大至剛的法之精神與至善至美的倫理境界水乳交融，猶如氣之陰陽相輔相成。圣君深諳德法相成之“道”，所以真正能使仁義的道德價值彰顯于天下。

　　細究商鞅思想及其行事，尚有兩點待于深思。

　　其一，對商鞅知識背景、知識結構和價值取向應全面深入研究。在歷史舞臺上，存在著兩個影像交叉重疊的商鞅：一個是師事尸子的雜家公孫鞅，另一個是被封于商、於之地的秦相商鞅。歷史最終讓商鞅以法家面目出現，但這或許并非他自己的意愿。明此區別，不無必要。

　　其二，商鞅并未全盤否定和廢滅道德文化，只是在仁義范疇的界定、仁義理想實現之途徑、法與德的內在關系等方面，與儒家存在分歧。在商鞅看來，法之內在文化精神是“愛民”、“利民”，這與儒家可謂殊途而同歸。商鞅思想深處有人文關懷成分，與儒家有相通相容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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