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的歷史上，不管是嚴格意義上的士族還是廣義上的士族豪強問題都是相當難纏的，士族豪強或官僚世家威脅中央政權，肢解國家，令社會陷入動亂，四出魚肉百姓，令其家破人亡 。
2008年08月14日在回答搜搜問問學習晉朝歷史中士族問題的疑問時，有網友很通俗地做出了回答。
網友靑回答說：士族出現于東漢時期，作為維護東漢統治的基礎開始進入歷史舞臺。士族并非只有幾個歷史的豪門大戶，士族的身份一旦被確認，無論今后如何，甚至沒有任何官職，他們都是士族的一份子。王謝二族在晉以前并不出名，但他們的士族身份是其他士族所認可的，因為士族的利益是一致的，任何家族(士族)的上臺都是會得到其他士族支持的!南北朝后，中央官僚家族政府對士族的政策由拉攏變為打壓!因為士族的存在嚴重威脅中央政權，例如隋煬帝創立科舉取士制度，唐太宗重用庶族階層等等。五代時期對士族打壓升級，以朱溫為首的統治者開始對士族進行血腥打壓，所以五代十國時期，老百姓的生活自然很慘，但士族的生活更慘，因為他們面臨的是肉體的消亡!
網友左岸回答說：在中國，最寶貴的東西不是財富，而是權力。政治權力在中國是頭等寶貴的資源，士族要想控制國家，自然不能以土老財自居，而要極力壟斷這個資源，不容他人染指。士族把各種“優美差使”都變成了自己這個寡頭階層獨享的禁臠。朝廷的高官顯職，被他們盡數掃入囊中。他們形成了一種世襲制度，子子孫孫地占據顯要。嚴格的世襲制是兒子接替父親的職位，一些古代帝國的封疆大吏就是這么干的。中國的春秋時代也是這種嚴格的世襲制。晉代還做不到如此徹底的貴族世襲體制。他們搞的是次等的世襲。80年代初中國就搞過類似的制度 ，父親退休了，就可以把編制當作遺產留給兒子。晉代的士族的福氣比后來的工人更好，他們不用退休兒子就可以有編制。職位固然不能世襲，但兒孫卻可以順利進入高層這個小圈子。在晉代，一代代的人衰老死去，高層的官員始終出身于這個世代相傳的小圈子。世襲傾向對皇權是個打擊。晉朝的皇權衰微，和這種世襲傾向有莫大的關系。如果我們把考察歷史的視野放寬，就會發現，皇帝對這種世襲傾向確實深惡痛絕，打擊它們的手段五花八門，有時甚至象荒誕劇里的情節。中國五代十國時期，在現在的廣東有過一個很奇特的政權，叫南漢。它的開國之主叫劉巖……他推行的一項基本國策：想重用的大臣，一律先閹掉。按照南漢規定，考上進士的就要先閹割，再委任官職。此外，沒考過進士，但被劉巖器重的官員，也都難逃一刀。……考察一下 劉巖的想法：他為什么會推行這樣古怪的一個制度呢?有人說他是愛才若渴，希望能和俊杰之士朝夕相處，所以才閹了他們，方便他們到皇宮串門。這種說法我不能同意。還有一個說法比較 接近情理，劉巖是恐怕這些官員有家庭拖累，容易產生私心雜念，不如一刀閹了，心地無私天地寬，正好全身心的報效朝廷。放到歷史長河里看，我們可以把劉巖的做法看成是對世襲制的一 種極端反動。對于古代帝國來說，要象保持長期的集權體制，一個很重大問題就是如何對付官員的世襲傾向。如果官員可以搞世襲，那么發展下去，官員們的官職就不是來自于皇上，也不是 來自于上級，而是來自爹爹。他們承誰的情?承他們爹的情!他又憑什么要聽上司的話，聽皇上的話呢?再者，官員一旦世襲化，考核任免都很難執行，最終的結果必然是權力的分散化。這些官員的利益和帝國政府的利益就會漸次脫節。不僅帝國如此，大的社會組織都存在這樣的問題。中世紀教皇最痛恨的事情之一就是僧侶們偷偷娶妻生子。這種痛恨可不僅僅是處于宗教上的考慮，覺得屈服于肉欲是可恥的等等。這里牽涉到一些實際利益上的考慮。羅素在《西方哲學史》里如此解釋其中的原因“僧侶們一旦結婚之后，他們自然企圖將教會的財產傳給他們的子嗣 。”這樣就必然出現一個世襲的僧侶階層。那么教皇又如何保持無上權力呢?教皇當然可以規定僧侶的兒子不許接替圣職。但是“設若僧侶已經有了子嗣，他們總不難找到一些非法侵占部分 教會田產的方法”。所以，教皇采用了和劉巖類似的做法，只是沒有那么極端。教皇強迫這些教士獨身，并和這些教士的肉欲做了長期不懈的斗爭，并用宗教上的理由做斗爭武器。當然，在 劉巖看來，沒必要搞得那么復雜，簡單地把他們閹了就行了。世襲傾向和反世襲的斗爭在歷史上是一個大問題，而且有過此消彼長的復雜歷史。正如在前面所說的，南漢是割世襲尾巴的時代 ，而晉朝則是世襲傾向占據上風的時代。南漢反對世襲傾向的利器是一把劁刀，晉朝士族推動世襲傾向的利器則是九品中正制。(節錄)
《士族的興起與沒落》的論文描述了中國士族豪強的興衰與嚴重危害，摘錄如下：
士族，又稱門閥、世家，是在社會上有特殊地位的官僚士大夫結成的政治集團。士族的淵源可以追溯的先秦時期的士階層。春秋以前，士作為一個等級，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士之子恒為士” 。到了春秋時期，士逐漸轉變為社會上的一個階層，即“貴族之末，庶民之首” ，位列大夫之下。及至戰國，隨著官僚制度的興起，許多士出身的人，憑借自己的才能，得到了官爵 ，許多大夫由士升任，“士大夫”一詞由此產生。然而，自此之后雖然不斷有士位極人臣，卻多底蘊不足，不能累世傳承，不能稱之為士族。
東漢政權是在豪強地主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他們在政治上把持中央和地方政權，經濟上兼并土地，經營莊園，漸成割據，逐漸成為名門望族。就這樣地方豪強士大夫化，士大夫家族化， 從而走向了中古士族之路。東漢末年，士族階級的雛形已經出現。士族的強盛無疑使得中央政權的權威大大下降，士族階級與最高統治階級的矛盾不可調和。
到東晉末期時，士族的勢力有了一定程度的衰退，士族制度逐漸走向沒落。即便如此，士族階級的力量依然強大。士族在官場所占比例從建安年29%上升到東晉的80.8%，達到高峰。以后，南朝士族依舊保持過半數的比例。隨著北府兵集團的興起，出現了宋、齊、梁、陳的王朝更替。這四個王朝是由東晉時代不入流的軍功家族建立的，但是，這并不代表被寒門取代了士族。實際上，國家政權仍由士族把持，只是不如東晉初期的盛況罷了。出身較低的皇族仍需要依靠盤根錯節的士族來統治社會，時勢使然。
此后的200年間，任政權更迭、朝代變遷，士族始終是華夏大地強有力的統治者。及至隋唐，五姓七族的榮光仍舊遍灑華夏大地，似乎昭示著士族力量的重新崛起。雖然有當朝統治者的刻 意打壓和科舉制度的貫徹實行，士族的力量卻未曾衰弱。
中晚唐士族比例異常之高，所反映的只是京畿地區的情況，因為藩鎮割據以后，地方發生了重大變化，許多地區的實際人事權力不在中央，所以，中央政界多士族是落日余輝的寫照。最 終，黃巢起義拉開了唐朝覆亡的序幕，也將士族統治推向了末路。自此以后，雖時有權傾朝野之家族，卻再不復魏晉之盛況。
自兩漢至宋，近一千年的時間，士族階級始終占據這統治階層的中堅力量。這不禁讓我們深思為何士族政治有著如此強大的生命力。作為社會形態變遷的產物，士族統治與社會結構有著 緊密的關系。在社會動亂中，一些士族在動亂中衰落，另一批士族卻在動亂中崛起，但只要中古社會生產方式和基本形態沒有重大轉變，士族政治的格局不會有根本性的變化。正因如此，雖 然時代變遷，最終的權利卻始終掌握在士族階層手中，以維持其統治千百年不曾變化。
從整個華夏歷史來看，士族始終以自身利益為核心，欺壓寒族，蔑視皇權，對中國的發展起到了極大的阻礙作用。由于士族的存在，皇室的權利得到了極大的削弱，政令不能通達，致使中國只能處于大范圍一統、小范圍割據的尷尬局面，為王朝的分裂埋下了禍根。同時，為了維持統治，寒族力量被最大程度壓迫，使得最廣大的人民長期處于蒙昧狀態，嚴重阻礙了社會的正常發展。同時，為了維持自身奢靡的享受，士族必須從國家和人民身上攫取利益。這種情況長期存在使得國力衰弱，民生困頓，以致內部暴亂不斷，外部異族虎視眈眈，造成了持續上百年的 大動亂。
由于封建社會對土地的狂熱追求，地主豪強階級始終存在。雖然再無士族統治時期的權勢，卻依然讓中央政府發行政令頗為掣肘，使得國家的實力始終在內部消耗，得不到補充，造成了中古時代后期國家的衰敗。
鑒于士族豪強勢力的坐大，嚴重威脅了中央政權，中央政權為了穩固自己的統治，不得不對地方豪強大族勢力進行嚴厲的打擊，甚至滅族，至血流成河。最明顯的例子如：王溫舒為河內 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余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余里。是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溫舒等。嚴延年 ，宣帝神爵中為涿郡太守。大姓西高氏、東高氏，自郡吏以下皆畏避之。延年至，按高氏得其死罪，更遣吏分考兩高，窮竟其奸，誅殺各數十人。遷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豪強脅息。其 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桀侵小民者，以文內之，奏可論死，流血數里，河南號為屠伯。(見《漢書·酷吏傳》)
然而，可悲的史實表明以皇權之大私嚴治士族豪強之小私，無論多么殘酷，終無濟于事。
何以無濟于事?古人早已參透，而今輩反而迷茫?可悲。
姜太公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 之難，救人之患，濟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 之。”豪強之小私擅天下之利必失天下，皇權之大私亦擅天下之利也必失天下，以皇權之大私嚴治士族豪強之小私，無論多么殘酷，一樣失天下，終無濟于事。
《老子》第二十九章曰：“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培或墮。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 泰。”說的是：想據有天下而隨意擺布，我預見他不可能得逞。天下是所謂的“神器”，不可以隨意擺布。隨意擺布的以失敗告終，占有的還要失去。因而事物有先而反后的，有緩而反急的 ，有強而反弱的，有成而反敗的。所以圣人去除過度，去除奢侈，去除驕恣。皇權之大私與士族豪強之小私均欲取天下而為之，天下不可為也，為者敗之。是以皇權之大私嚴治士族豪強之小私，無論多么殘酷，終無濟于事。唯一的辦法就是去除過度，去除奢侈，去除驕恣。但除了人民大眾及站在他們這一邊的政治家之外，以私利為根本的官僚們可能嗎？是以此題對他們無解。唯一之解——“大眾民主”對他們來說，無異于見光死，故而與他們無緣。
在如今人欲橫流的時代，要找一個真心為了百姓的政治家，恐鮮能如愿。即使退而如孟子所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 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孟子》)如此知道點民心與事物之道，能稱得上是政治家的恐怕也寥寥無幾了。而視人民大眾為阿斗，視天下為囊中玩物，奢侈驕恣，為所欲為的政治精英則比比皆是，但那結果可不是好玩的——不把歷史教訓放在眼里，無知無畏，為了個人與家族的榮華富貴而前赴后繼的“英雄”多了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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