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乎任何一片土地，任何一種文明，都會自然而然地孕育出自己的優秀兒女，而這些不同凡響的兒女們，無一例外都會為自己的土地、自己的文明留下思想的火種，留下可以承前啟后的精神財富，留下獨特的關于善與愛的智慧，對后世產生持久而深刻的影響力。在我看來，毛澤東作為中國人民的兒子，誕生成長在中國這塊神奇土地上，其歷史作用和歷史影響力之大，我們恐怕只有在中華民族擺脫近代以來的苦難歷史、追求自強和復興的巨大意義上來認識，只能從他的思想魅力和他堅守的社會理想、價值追求方面來考量。
毛澤東是近現代以來東方民族的優秀代表
過去，我們可能更多地從階級劃分，從政治制度的選擇，從意識形態的區別這些方面談論“世界”和“世界人民”，這當然多少有點狹隘。不過，我認為從“世界”和“世界人民”的角度看待事物的方法，仍然是重要的，也是一個文明國家所必須的。胡錦濤同志在一些國際場合的講話中，就多次使用過“和諧世界”的提法，這說明了什么?說明了一個政黨的政治視野，說明了一個國家的政治胸懷，也說明了我們的國家是有精神底蘊和歷史積淀的。
我始終認為，個體的生存發展，一國的生存發展固然重要，但有一種世界眼光，有一種超出本國利益、利害的思想本身，則更為重要，也更值得尊重。這就是“世界”、“世界人民”這個說法本身的意義所在。而在20世紀的中國，這一思想的倡導者和積極實踐者，正是毛澤東。
在中國文明的源頭，也就是史稱“三代”時期的華夏始祖們那里，就有過“天下為公”的大同理念，也正是這個理念，直接導致了20世紀初偉大革命者孫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中國的革命，中國的現代化之路由此拉開序幕。而四千年前的那個“天下”，就是我們今天所謂的“世界”。盡管那個時候生產技術落后、生產力低下，那時對“世界”有多大也肯定不似今天這樣清楚詳盡。但是，人們已經很徹底地思考了社會發展的一些最基本的問題，比如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之間的關系問題。從原始社會混沌狀態生產生活資料的平均，到稍后得到禮法社會承認的分化差別，“富”與“均”的問題在那時就被提出來了。爭斗、割據、邦國間的征伐也就出現了。正因為這個原因，到了兩千年前的孔子時代，他就說：“吾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富而能均，這才是古代圣賢們理解的社會和諧之道。不斷改善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提高生產力，這是社會發展問題;如何公平合理地分配生產成果，盡可能地讓大多數人共享，讓社會健康而祥和，這是社會哲學問題。
領導人民推翻舊制度，建立新中國，毛澤東靠的是什么?既不是單一的軍事才能，也不是單一的政治才能，靠的是他正確的“世界”觀念，也就是對“天下大同”這一中國思想資源的正確繼承，他的偉大就在這里。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革命斗爭，主張什么，反對什么，一清二楚，是革命的道理和革命的實踐確保了革命的成功。
毛澤東還有一個偉大之處，那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精髓的領會，就是通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找到了在現代世界里尋求發展中國之路的方向。毛澤東在他的著作、講話中，“中國”是一個命題，“世界”是另一個相輔相成的命題，他始終都在辯證地把握著二者之間的關系。所以，今天看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首民歌，真是很有氣魄的，它不是一般的歌功頌德，而是對一種社會發展道路、社會發展理想的高度認可。
新中國初期，盡管百廢待興，但那卻真是一番氣象萬千的景象。因為當時的中國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它的一系列政治主張和實踐，對擺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壓迫的弱小國家和民族，都有著一定的示范作用。中國對世界各民族之間平等關系的倡導，對國與國關系的定位，在自身并不寬裕的情況下對非洲國家展開的長期援助，讓我們很早就知道了“國際主義”的真正含義。社會主義新中國，對世界格局的變化，對世界力量的消長對比，產生著巨大影響。那時候我們可能還沒有輸出價值觀一說，但我們的確在輸出價值觀。什么樣的價值觀?就是一種“國際主義”情懷，一種“天下為公”的世界情懷，這既是中國固有的思想和價值，也是具有普適性的。
斯大林無疑是一代偉人，是蘇聯人民的優秀兒子，他領導了偉大的衛國戰爭并最終取得勝利。就是這樣一位偉人，當確切得知在蘇聯援助難以兌現的情況下，毛澤東領導的新中國毅然決定出兵朝鮮，幫助這個弱小近鄰抵抗侵略后，感動得流下了熱淚，說：“還是中國同志好!還是中國同志好!”
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再加上我們自力更生發展“兩彈一星”等戰略武器的成功，使中國在西方世界強國面前擁有了空前的國際地位，那些近代以來，一向依仗強大軍事技術支撐而玩弄強權外交的國家，學會了尊重中國。在與世界各種力量的接觸中，毛澤東充分展示出了同西方勢力對話的非凡能力和氣魄。毛澤東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中國對國際關系的全新闡釋與說明，靠的是對世界整體性把握的自信而產生的底氣!說到底，這是東方文明、東方民族智慧的結晶。無疑，毛澤東是繼承東方文明和東方民族智慧最杰出代表，是近現代以來東方民族的優秀代表。
所以，我們今天學習毛澤東，宣傳毛澤東，就不能不敬佩他的全球眼光和世界觀念。這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確立自己位置的基本坐標，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獲得尊敬的重要條件。
毛澤東是真正文武兼備的一代偉人
這里所說的文，當然不僅僅是指讀過書，受過教育，有文憑之類。主要是要有一種愛國的觀念、天下的觀念，而且是“大而無外”的觀念，是要胸懷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世界真理，這是個很高的標準。這里所說的武，自然也不是古代社會那種一般可以領兵打仗的“武”，而是一種對現代戰爭特點、武器裝備特點，以及對戰爭的目的、要實現的價值等了然于心的“武”，也就是要成為一個真正合格的現代軍人的“武”。最終，這樣的“武”就是為了國家理想、世界和平理想的“大而無外”，是在家國、天下的鏈條中實現自己人生價值的“武”。這就包括了對古今中外戰爭歷史中那些有啟示意義的戰爭思想、戰爭理論的熟悉，包括了對真正推動人類歷史、真正促進世界和平的戰爭的正確認識。
孔子在《論語》中說，“文勝質則野，質勝文則史。文質彬彬，而后君子。”這是對君子的要求，也是對個體人的普遍要求。文武兼備，也是這個意思，就是能文能武，不要偏廢。或腐儒，或武夫，都要不得，對國家民族沒有好處，當然對“大同世界”理想也起不了什么作用。
基于上述理解，我認為，毛澤東無論從哪方面看，都可以說是做到了文武兼備，做到了文質彬彬。毛澤東嗜書如命，走到哪里讀到那里，直到去世前，他身邊也還有沒能讀完的書。當他病重，自己沒法讀的時候，就讓別人念書給他聽，這都是為世人所知道的事實。但是，毛澤東又絕不是個死讀書的人，他讀書，是為了追求真理，追求中國的真理，世界的真理。在領導中國革命的歷史性實踐中，毛澤東之所以能不斷完善和修正自己的思想，就在于他不斷的讀書思考，在于他對中國的社會現實，中國的革命現實，包括他對中國共產黨這個肩負領導任務的政黨現實的了解。
毛澤東的文武兼備，不僅僅表現在特殊的軍事才能、政治才能或者二者的相輔相成上，更是表現在他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胸懷和抱負方面。既有思想家的遠見卓識，還有戰略家的行動能力。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上作過一篇題為《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從這篇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什么是他的胸懷、抱負和卓越才能。
毛澤東在報告中著重指出，當時我們黨的一些干部，存在著不注意研究現狀，不注意研究歷史，不注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應用這幾個方面的情形，語氣嚴厲，幾乎有點“怒其不爭”的味道了。因為他發現，黨內許多同志，對國內外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了解，滿足于一知半解，工作作風完全違背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精神，“不論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另一些人則只知道生吞活剝地談外國，只起留聲機的作用，忘記了自己認識新事物、創造新事物的責任。在這個報告中，毛澤東強調指出：共產黨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于了解情況和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后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
總之，像毛澤東這樣文韜武略的偉人，歷史上是不多見的，近現代以來更是少見。我們知道有這個家那個家，但惟獨是思想家又是行動家的，毛澤東可以說是一個特例，是一個時代的高峰，也是思想的高峰、歷史的高峰。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需要這樣的高峰，強權橫行的單極世界也需要這樣的高峰。
詩文與情懷：毛澤東對中國精神文化資源的創造性轉換
從思想和精神層面來看，毛澤東是非常具有開拓性和創造性的，他總是在不斷打破常規，革除舊習;不斷地接受新事物，反對舊事物。然而，在他選擇最個人化的表情達意方式，也就是詩詞寫作的時候，卻是嚴格遵循著千年舊體詩詞中的音韻、格律等傳統要素。上個世紀，毛澤東在寫給《詩刊》主編的一封信中，似乎是鼓勵青年寫新詩的，但自己發表的卻都是舊體詩，他好像也從來沒有去嘗試過寫新詩。
從毛澤東的文化立場來看，他是反對舊文化的，像魯迅一樣，他認為中國的歷史文化中，有很多東西是腐朽沒落的，是為過去的統治階級服務的。他更看重質樸無華的農民而不是迂腐的知識分子，因為底層勞動者的頭腦中沒有那么多頑固的舊思想、舊觀念。他對孔孟之道的過激批判雖然被一些人詬病，甚至有人認為只是借古人的軀殼批判今天的人，但這和他對封建化了的儒家文化的厭惡實際上是一脈相承的，因為要建立新中國，創立新制度，提倡新道德，必須有新文化。但他的態度始終是批判地兼容并包、兼收并蓄。
在《新民主主義論》一文中，毛澤東有過這樣一段精彩論述：“必須將古代封建統治階級的一切腐朽的東西和古代優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帶有民主性革命性的東西區別開來。中國現時的新政治經濟是從古代的舊政治經濟發展而來的，中國現時的新文化也是從古代的舊文化發展而來，因此我們必須尊重自己的歷史，決不能割斷歷史。但是這種尊重，是給歷史以一定的科學的地位，是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而不是頌古非今，不是贊揚任何封建的毒素。”至此，毛澤東對中國傳統，對歷史文化的立場是再清楚不過了。
中國是一個千年詩國，古人留下來數量最多的文藝作品，大概就數詩詞了。在中國，凡識文斷字者，恐怕沒有人不知道李白、杜甫，沒有人不記得幾首唐詩宋詞。于是，便出現了一個問題：詩詞這種東西，是繼承還是揚棄，是嚴守舊制還是推陳出新?毛澤東在這一點上是沒有任何猶豫的，他采用了舊體，但注入的是全新的思想內容。看毛澤東的詩詞，我們找不到一點中國傳統文人士大夫氣，看不到言辭的夸飾和刻意雕琢，也看不到對人生失意、田園隱逸的自欺，更看不到對山水自然的戲狎把玩。他是豪邁奔放的，大氣磅礴的，也是超越一己悲歡和個人的。他的詩詞，總體看，就是對他所追求的事業的自信心的表達，是對這項事業的必然性、真理性的由衷贊美。
關于毛澤東的詩詞作品，已有不少專家做過精當深刻的分析解讀。像《賀新郎•別友》、《沁園春•長沙》、《七律•長征》、《念奴嬌•昆侖》、《清平樂•六盤山》、《沁園春•雪》、《浪淘沙•北戴河》、《水調歌頭•重上井岡山》等，這些如今也可以說婦孺皆知的名篇佳作，都可以看出他在為文方面的新氣象、大境界。
同時，毛澤東的詩詞創作也是我們對待民族文化傳統的最好示范。他固然注重煉字煉句，但更注重情感情操的率性表達。他的詩詞作品往往從社會政治的層面抒情，并在社會政治的層面產生深刻影響，其實，這已經遠遠超出了文學、文化的范疇。
與對待詩詞的態度不同，毛澤東的政論文章，都是優美的白話文。在某種程度上，他的白話文修辭特點，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現代語文的發展。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就這個問題做過一點說明：“毛澤東的表達是更專注于他的思想的，是言之有物、針對性很強的語體，由于他無所不在的問題意識，我們往往更容易感受到的就具體社會實踐而言的明確指向性，絕非是什么刻意的造句行文。他首先是社會活動家而不是語言藝術家。”今天我還是要說，毛澤東對現代漢語的貢獻，是決不可忽視的。他的表達方式，不是文人所追求的那種隱晦曲折，或者隱喻象征之類，而是為了清楚地呈現自己的思想主題、觀點立場，這很符合孟子說過的一句話：“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有時，我們讀他相隔十年、二十年時間寫的文章，都會發現有著驚人的共性。他在尖銳的、直指問題核心的表述中，往往有嬉笑怒罵，有嘲笑和諷刺，但在說理時卻縝密細致，行文嚴謹，十分講究論題的層次和說理的邏輯性。
《矛盾論》、《實踐論》是毛澤東的兩篇重要著作，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本土化的最早嘗試。從注釋中我發現，在《矛盾論》這篇著作中，他只有兩次引用《漢書》、一次引用了《資治通鑒》的內容，大部分引用的都是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思想與觀點。而《實踐論》的全文，除了副標題中“知和行的關系”可以看出中國傳統的哲學術語的一點痕跡外，也基本上是以引用馬克思、列寧和斯大林的思想觀點為主。因為他當時首先考慮的是，如何以一種科學的世界觀、歷史觀來診斷中國的社會現實，發現中國社會的問題，最終為中國的未來尋求一個可行的發展方向。
但是，在這兩篇堪稱經典的著作中，沒有什么枯燥的概念和玄學，沒有復雜的體系結構，通篇是生動的語言，簡潔的說理。我舉一個例子。在1937年寫的《實踐論》一文中，毛澤東有過這樣一段論述：“中國人民對帝國主義的認識也是這樣。第一階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認識階段，表現在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等籠統的排外主義的斗爭上。第二階段才進到理性的認識階段，看出了帝國主義的內部和外部的各種矛盾，并看出了帝國主義聯合中國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以壓榨中國人民大眾的實質，這種認識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才開始的。”到了1951年，毛澤東在寫給李達的信中就提出來，“《實踐論》中將太平天國放在排外主義一起說不妥，”這說明了什么?說明他注重的是思想而不是言辭。結果，他的哲學成了最大眾化的哲學，成了普通黨員、乃至普通人民群眾都能讀懂的哲學。
所以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結出成功之果，得到中國社會，至少是在中國共產黨內得到高度認可，與毛澤東的這種創造性轉換有很大關系。所謂創造性的轉換，其實就是在透徹了解本國國情的基礎上貫通普遍真理，而不是搞拿來主義，搞本本主義。通過毛澤東的詩與文，可見他對中國的傳統思想價值、精神資源是有取舍的，既有批判的繼承，又能進行創造性轉化。他的詩，他的文章有大情懷，有大視野，也有純正的中國風骨，這是值得我們今天的每一個人認真體會的。
堅守毛澤東的社會理想和精神家園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用什么來表明自己的自信心?是夸夸其談的大話嗎?是先進的武器裝備嗎?都不是。一個民族的自信心首先表現在要有優秀的文化，要有自己的優秀兒女。毛澤東正是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的杰出代表。
我有時候會想一個問題：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一窮二白，在政治上受孤立，在經濟上遭封鎖，基礎設施落后，人民生活貧困，但那時我們的國民心態卻很健康，人們對自己的國家非常熱愛，對民族的未來堅信不疑，全國上下團結一致，凝聚力空前，衛星上天，原子彈爆炸，幾乎沒有干不成的事情。原因何在?主要原因恐怕就在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擺脫了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侵略和壓迫，洗凈了一百五十多年被外強所欺凌的恥辱。我們的國魂被喚醒了，我們的民族自信心被提振起來了。所以，許多在海外的中國人都回來了，包括像錢學森這樣的大科學家。為什么有這樣的局面?我認為，新的政治制度建立和新政府的成立當然是主要原因，但毛澤東作為中華民族優秀兒女杰出代表所展現出來的那種個人魅力、精神面貌、精神氣質和巨大感召力、吸引力，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作為政治領袖，毛澤東處變不驚，總能縱覽國際風云，準確判斷世界的發展形勢，從而為中國謀求戰略空間;作為民族的代表，他不畏強權，不仰大國鼻息，維護國家尊嚴的決心堅如磐石，真正實現了讓中國人民站起來的愿望。在我們中國共產黨內，他也是少數有閱歷、有思想，以及有與各黨派人士、不同政見人士和各種愛國力量對話能力的人物之一，他的威嚴與親和力總是如影相伴的，從而贏得了非同一般的威望。
古時候講君臨天下、賓服四海，其實就是在講把一國的政治理想推廣到最大化。在不同的時期，往往就會出現將這些理想人格化的情況，所以就有了堯舜禹，有了不同的民族英雄。這種民族英雄，在歷史上是起到過重要作用的。毛澤東當然是這樣的民族英雄。而且，在我們的土壤中，在我們的歷史文化中，誕生這樣的優秀分子并不尋常，也不是任何時代都能夠誕生的。所以，在一個和諧的社會里，一國的人民所喜歡、所愛戴的，應該是自己群體中的優秀分子、優秀兒女，應當以他們為榜樣，塑造自己的人格。應該從內心里尊重他們和他們所堅守的社會理想、人類價值，而不是輕易就徹底否定昨天，抹黑自己的歷史人物。因為這樣的話，我們永遠都無法積累自己的精神財富，無法發育和催生新的民族精神、民族活力，最終也就會喪失我們繁衍生息的根本動力，這決不是危言聳聽。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52期，摘自2012年第23期《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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