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以前的古歌謠，都是后人所追記的，多散見於漢以前的古籍。其中《擊壤歌》頗為著名，它最早似見于東漢王充的《論衡·藝增篇》：
傳曰：有年五十擊壤于路者，觀者曰：“大哉，堯德乎?”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
到了西晉皇甫謐的《帝王世紀》，此事被記載為：
“堯時有壤父五十人，擊壤于康衢，或有觀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清人沈德潛認為《擊壤歌》也許是中國歌曲之祖：
“帝堯以前，近于荒渺。雖有《皇娥》、《白帝》二歌，系王嘉偽撰，其事近誣。故以《擊壤歌》為始。”(沈德潛《古詩源》注釋)
研究中國詩歌起源的學者，多認同沈德潛的觀點。他們認為：《擊壤歌》所用古韻,非漢代之后可以模仿，應該是先秦時期的作品。可能是后人仰慕唐虞盛世，假托圣人之名而作，所以將《擊壤歌》列入《詩經》以前的古歌謠。
《擊壤歌》可能是中國最早的無政府主義宣言。“帝力于我何有哉!”從根本上否認公權力的價值。然而到《擊壤歌》誕生的時代，公權力已經存在幾千年了。在東亞大陸的農業社會中，歷法與治水無疑是最重要的公共事務，沒有公權力，這是不可能完成的。
作為東亞季風區的農業社會，準確地掌握物候變化對農業至關重要。據司馬遷掌握的信息，在黃帝之前就有歷法，黃帝對其作了考定：“黃帝考定星歷，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閏余”(《史記·歷書》)。《尚書•堯典》的一段記載：堯“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即堯命令羲和觀測天象，測出每年有366天，并制定歷法向全民公布。
20世紀70—80年山西襄汾縣發掘了陶寺遺址。這個遺址最引人注目的是“觀象臺”(見何努，嚴志斌，王曉毅«山西襄汾陶寺城址發現大型史前觀象祭祀與宮殿遺跡»[N].中國文物報，2004-02-20.山西襄汾縣陶寺城址發現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J].考古，2004，(2))。學者們鑒定，陶寺遺址的早期約在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中期約在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晚期約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間，對應于傳說時代中的帝嚳至夏末時期。《擊壤歌》講的故事，正在這個時段內。至于治水，大禹的業績也完成于這個時段內。
既然公權力對種族的生存如此重要，為何出現了對其如此厭惡的態度?
堯、舜、禹三代被視為“大同”社會，而考古發現的貧富分化，此時已經相當嚴重。掌握公權力的集團已經大量侵吞社會資源。查《史記·夏本紀》，從黃帝到禹，帝位都是在黃帝家族內部傳承，所謂堯、舜禪讓，不過是因為直系子弟太不成器，不得已在旁系子侄中尋找繼承者罷了。可見在這個漫長的時期內，公權力已經逐步私有化了。等到“夏傳子，家天下”(《三字經》)后，公權力私有制已經固化。
無論歷法還是治水，其作用都是提高生產力。然而在公權力私有制下，提高生產力之所得，基本被把持公權力的精英集團獲得，而社會公眾則淪為隸、臣、妾。對他們而言，生產力提高與否，毫無意義，能夠擺脫精英集團的奴役，“逝將去汝，適彼樂土”，“帝力于我何有哉!”才值得向往。
不但廣大底層社會成員這樣看待公權力，精英集團更是赤裸裸地視公權力為己物，而底層社會成員的價值，端在于能否為我所用。韓非講了一個太公望(姜子牙)的故事，將這種觀點表達得淋漓盡致：
太公望東封于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矞，華士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于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于營丘，使執而殺之，以為首誅。周公旦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于人也。無主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于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是以誅之。(《韓非子》第三十四篇《外儲說右上》)
狂矞，華士兩兄弟，被視為賢者，他們“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于人也。無主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正與唱《擊壤歌》的“壤父”相類。然而姜子牙“封于齊”后，首先將二人殺了。其理由居然是：要驅使臣民“非爵祿則刑罰也”，他們不求于人，我無法驅使之，所以該殺。在姜子牙的眼里，社會成員的價值，僅在于可供驅使!回顧數千年的文明史，這正是精英集團真正的價值觀。
正是公權力的私有制，一方面使竊取公權力者視社會底層成員為隸、臣、妾;另一方面使社會底層成員厭惡公權力。歷史上翻來覆去的王朝更迭，蓋緣于此。即使在一個新興王朝的初期，精英集團能做的也無非是“與民休息”----收斂驅使的強度而已。由此可見，向要擺脫社會的災難與悲劇，其基礎在于公權力的公有化。
馬克思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視角分析社會，以為實現了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就能解決問題。而中國歷史告訴我們，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發端于周末的“廢井田，開阡陌”。在早此之前至少三、四千年間(龍山文化、良渚文化)，社會等級已經極為懸殊，社會矛盾已經極為嚴重，已經爆發過多次社會動亂。就在前邊提到的陶寺遺址，考古人員發現，2005年陶寺遺址發掘的4座中期大墓均在晚期遭到徹底的搗毀：
“墓主人的尸骨、棺槨、隨葬品被隨處拋棄。從遺址第3層還出土有不少隨葬品的情況看，當時毀墓拋尸的目的并不一定是盜掘古墓、追求昂貴的隨葬物品，而是對墓葬主人所代表階層的一種切膚之痛的報復行為。”(王曉毅、嚴志斌:《山西搶救性發掘陶寺墓地被盜墓葬》，《中國文物報》2005年11月9日1版)。
“晚期灰溝HG8里出土6層人頭骨，總計30余個頭骨;另有散亂的人骨個體約40-50人，其中以男性青壯年為多，在灰溝的第3層還出土一具35歲左右的女性完整骨架，被折頸殘害致死，并在陰道部位插入一只牛角。”(曹兵武«從陶寺遺存看中國早期國家之形成—中國早期文明研究札記之五»2007-10-27中國經濟史論壇http://economy.guoxue.com/article.php/14130)
從時間上看，陶寺文化晚期正對應夏代晚期。《竹書紀年》載，夏桀“筑傾宮、飾瑤臺、作瓊室、立玉門”而民眾陷于困厄，指著太陽咒罵夏桀：“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詩經·湯誓》。如果僅從生產資料所有制的視角看，這時遠未“廢井田，開阡陌”，是地道的公有制。問題在于，公權力卻屬于極少數家族私有。
由此，能否實現公權力的公有制，是保障社會安定的關鍵。沒有公權力的公有制，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只能是黃宗羲揭露的：
“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黃宗羲《明夷待訪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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