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東方學》看“東方不是東方”

　　從《東方學》看“東方不是東方”

　　孫延瑞

　　(曲阜師范大學 文學院，山東 曲阜 273165)

　　[摘 要]愛德華•賽義德被認為是后殖民文化批評理論的開創者，他的理論思想有著強烈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批判色彩。賽義德的東方學研究帶給了我們多方面的啟示。西方對東方錯誤再現塑造出的東方學只是西方的東方學，并不代表東方。在文化全球化的發展過程中，東、西方文化應該尊重彼此的差異，消除界線劃分，共同參與多元文化的共建。

　　[關鍵詞]東方;東方學;多元文化 ①

　　[中圖分類號]I0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 -7077(2010)01 -0026 -03

　　1978 年，美籍巴勒斯坦裔學者愛德華•賽義德的《東方學》(又譯《東方主義》)出版了。這本被認為是單槍匹馬的開創了后殖民理論的巨著在學術界掀起了巨大得波瀾。賽義德在 2003 年版的《東方學》序言中寫道:“《東方學》這本書與當代歷史的動蕩與喧騰是完全分不開的。”確實如此，人類進入 21 世紀以來，暴力與丑惡的流血事件一直相伴不離，部分東方人仍然在水深火熱中掙扎，整個東方依然沒有擺脫西方話語環境的籠罩，依然是作為陪襯者、被描述者的姿態存在。

　　人們一般認為，人文學科是純粹探索人類真理的領域，是客觀、公正不帶個人感情色彩與政黨利益的，是懸浮在意識形態之上的最高一級的形態。但是，賽義德認為這是一個堂而皇之的假想，因為首先人文學者是社會中的個體。對于東方學家來說，第一層面是作為歐洲人出現，是一個有著“高貴血統”的代表者。其次，政治社會總是給與民眾社會一種緊迫感。所有認為純粹的學術知識實則都沾染了政治的臭氣。正所謂政治的發展催生文化張揚，文化的發展刺激政治需要。因此，表面看起來充滿異域風情的東方學實際上與西方對東方的殖民、控制息息相關。東方學暗含了政治權利，是服務于西方社會的一套話語系統。于是乎，東方學家們開始按照西方的需要大肆“編寫”東方神話。

　　一、陰險丑惡之心———東方是一種謀生之道

　　賽義德對西方偽善嘴臉的揭露是從西方經典著作對東方事實的歪曲入手的。這種歪曲賽義德在《東方學》的開篇就已經注明:“東方幾乎是被歐洲人憑空創造出來的地方。”[1](P1)

　　作為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英、法操控著早期的東方學，直到二戰以后美國才在這方面“后來居上”。沒有不摻雜政治的純粹知識，盡管作家極力的想擺脫政治的約束和個人的立場偏見，然而他注定一生下來就作為社會的一員存在。對于西方國家來說，東方具體是怎樣存在無關緊要，西方對東方的知識就是東方，而且這種知識是政治性的。用現代西方話語描述東方這一霸道十足的做法，可以揭開東方古老、神秘的面紗，將其能引起西方極大興趣的方面夸張地展現出來。翻看殖民帝國早期的游記、散文等書籍，幾乎所有這些書都是為了想吸引人們的注意和擴大自己的影響。東方學家大量摻雜個人經驗體會，對所謂真實性等原則置若罔聞。東方人民的真實生活就如此被輕而易舉的扭曲、誤讀了，這就是早期東方學家的工作。正如本杰明•迪斯累里在《坦克雷德》中寫道的:“東方是一種謀生之道”。就這樣，東方在東方學家“妙筆生花”的著作中被重構、重組了。對東方的種種臆想與猜測都建立在西方人自諭高貴的意識形態之上，而且他們認為這是處于核心，代表權利的意識形態。對于東方世界的建構注定了東方學游走在邊緣地帶，沒有話語權力。這是對東方進行歪曲描述、統治、霸權的一種機制。東方燦爛輝煌的文化如今在東方學家的描述中已進入了死亡狀態，落后的國家制度、愚昧的民眾令東方學家迫不及待的用“義正嚴詞”的文本告知自己的國家:如果說西方曾經依靠東方汲取營養的話，那么現在，正是西方反過來拯救東方的時候。簡言之，就像賽義德一針見血的指出:“將東方學視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方式”。[1](P4)

　　那么，東方學遮蔽了什么呢? 賽義德認為本杰明•迪斯累里在《坦克雷德》中說東方是一種謀生之道時，他真正想說的是，年輕聰明的西方人會發現，東方將會引發一種可以令人廢寢忘食的激情。因為東方曾經有，現在仍然有比西方任何可說的東西都更為悠久的歷史沉淀。西方用虛假的東方學對真實的東方加以界定，暴露的正是西方的惴惴不安———恐懼，這種恐懼來自于對古老文明崛起的懼怕。

　　二、振聾發聵之聲———東方不是東方

　　鑒于對西方的東方學家文本的揭露，賽義德道出了這種東方學的實質:“東方不是東方”。東方學只是西方的東方學，與東方無關。東方學家用充滿歐洲優越感的情懷把東方描述成為“鐵板一塊”的抽象概念。東方人作為被研究的對象被概括為“埃及人”、“阿拉伯人”、“東方人”等一系列沒有個性差異的刻板集體概念。東方被整體上描述為非理性的、墮落的、幼稚的、不知道國家、權利概念為何物的落后的參照物;東方人擅于計謀、陰險、狡詐……總之，東方學家們挖空心思的尋找諸如此類低俗不堪的詞匯描述東方。與西方的高貴、貞潔相比，東方是如此的粗俗不堪。這種種描述將東方學凌駕于東方之上。權利與知識在這里得到了最好的結合。

　　在賽義德看來，他在西方接觸到的這些文本與他自身的東方經驗存在著很大的偏差。就像他自己說的那樣:“大部分時候，我聽到的都是謊言，形形色色的政治謊言;我要說明的是:他們在遮掩事實，空許承諾，漠視復雜而又令他們感到不快的史實”。[2](P18)

　　他將這些文本稱之為“虛構性敘事”，而這種誤讀在西方卻成就了標準化東方。這些西方的東方學家在他們對東方的闡述中帶入了自己的價值判斷，按照西方人的知識體系去塑造東方，掩蓋東西方文化關系中的不平等。賽義德看透了這種表述與人種之間的關系，在《東方學》中極少能找到賽義德如此憤怒的呼喊:“伊斯蘭就是伊斯蘭，東方就是東方，請將左翼、右翼、革命之類的觀念統統扔到迪斯尼樂園中去”。[1](P140)

　　賽義德深諳知識與政治的關系，在這里卻說出如此自相矛盾的言語，實是他的“雙重身份”在作怪。不管是在學術上還是在身份認同上，特殊的經歷總是讓他穿梭在邊緣地帶。

　　東方學家對東方的再現幾乎是錯誤的。在有關東方的討論中，東方是完全缺席的。東方學家把東方等同于不在場，實則對他們而言也不需要在場。如同福樓拜與那埃及妓女的艷遇，她沉默寡言不表達自己，一切由福樓拜表述，從而使福樓拜對東方女性有了自認為“全面的”認識。在用如此方式研究東方的基礎上，東方學家們開始對東方評頭論足:阿拉伯人頭腦愚笨只能當作仆人使喚。阿拉伯人變成了奴隸販子、趕駱駝的人、游手好閑的惡棍。東方的材料只有經過東方學家之手才值得信賴，東方學家成了東方的代言人。歐洲人仿佛看到了東方古老文明的死亡，對東方被西方超越而欣喜若狂。“東方學就像這樣既可以表達西方的力量，又可以表達(西方人眼中所見的)東方的缺陷。”[1](P56)

　　東方學家們抓住可以引起西方興趣的東方物質，對其“再現”，所有這一切的目的都是為了增強西方的成就感與自豪感。可以說，東方學是西方的得意之作，在沒有東方的干涉下，面對西方的權力話語，東方學的敘述道路一馬平川，只是東方學留給我們的僅僅是西方對東方空中花園似的塑造與想象。

　　三、賽義德的收篇困境

　　賽義德在其訪談錄中提及過這個困境:與《文化與帝國主義》相比，《東方學》在結尾展開了一個問題，而不是結束了一個問題的討論。他反復強調對于“東方”、“西方”這樣的詞匯，都不是實指，都不是單一的客體。在 2003 年版的序言中，賽義德更明確的說明“我相應的強調無論是(東方)這一用語，還是(西方)這一概念都不具有本體論意義上的穩定性，二者都由人為努力構成，部分地在確認對方，部分地在認同對方。”當看透了東方學的險惡用心之后，賽義德倡導一種非強制、非操縱的社會觀，既不存在所謂的“東方”，也不存在所謂的“西方”。緒論中他甚至用“大同世界”來表達這種向往。這也許就是賽義德的多元文化情結。我們這個世界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完全沒有與世隔絕的可能。所以賽義德為《東方學》遭到誤讀而正言，那種民族狹隘主義的行徑正是他嗤之以鼻的。一直以來，東方都是作為西方的參照物———“他者”出現，賽義德認為劃分東西的行為“最終留給我們的是一種痛苦的距離感，仍然將‘我們’與注定要被永遠打上陌生與新異標記的東方分隔開來。”作為東西兩難境地的守望者，賽義德對這種距離深惡痛絕。《東方學》的結束是他渴望東西方文化消除芥蒂、誤讀轉而和平交流的開始。畢竟沒有哪一種文化無懈可擊，每一種文化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東西方文化有必要通過交融互補來共同營造多元文化繁榮發展的局面，建構起新的全球化文化體系。

　　賽義德在全球化的語境中提出文化多元這個問題是具有遠見卓識的。經濟的全球化帶來文化全球化的沖擊，然而文化多元化卻要求我們學會尊重，學會承認差異。正是文化的差異賦予每個民族、每種文化自成一家的風采。當然，多元文化并不是要抹殺文化差異，而是需要各種文化以積極的姿態融入到文化交流中去，這種交融絕對不會使文化消融，就像賽義德提出的，《東方學》意不在消除東西方差異的存在而是對差異意味著敵對、無法消解這類觀念提出挑戰。在推行多元文化的過程中，我們有個必須要面對的現實就是東、西方現代性進程程度不同所帶來的身份認同問題。西方的現代性進程早于東方，而且是原發性的;東方的現代化進程卻是在西方的沖擊下被動的發生。但是，這并不等于說東方的文化表述要落后于西方，絕對不可以用西方的標準衡量東方。“當我們以西方現代性的標準來評判我們自己的文化傳統與文化建設時，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地站在了‘他者’的立場上來觀照自身，這會使我們只看到自身文化滯后、消極的一面，而對其中的文化精髓重視不足”。[3](P46)

　　當全球化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宏大敘事的時候，我們無法將之拒之門外，積極應對才是明智之選。東方應該從幾個世紀失語的困境中走出來，擺脫掉所謂“他者”的身份。要相信民族悠久文明復蘇的力量，提升民族認同感。東、西雙方都要正確的對待彼此文化存在的差異，只有這樣求同存異才能實現多元文化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1]愛德華•賽義德著，王宇根譯. 東方學[M]. 北京:三聯出版社，2003.

　　[2]保羅•鮑威著，王力亞、王逢振譯. 向權利說真話賽義德和批評家的工作[M].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3]任曉燕. 走出“他者”化的誤區[J]. 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

　　[責任編輯:張伯存]

　　棗莊學院學報 2010 年第 1 期

　　2010 年 2 月 棗莊學院學報 Feb. 2010

　　第 27 卷 第 1 期 JOURNAL OF ZAOZHUANG UNIVERSITY Vol. 27 NO. 1①

　　[收稿日期]2009 -12 -29

　　[作者簡介]孫延瑞(1985 - )，女，山東棗莊人，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 2007 級文藝學專業研究生，主要從事文藝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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