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傳統文化

毛澤東與傳統文化
張豈之
 

　　這是一個很大的題目，需要作長期的研究，由許多同志分工合作來做。我正在學習研究，限于水平，寫不出完整的心得體會。我想從一個方面，就是毛澤東閱讀文史古籍的批語中看他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

　　毛澤東在其偉大的一生中，從青年時代開始直到辭世都在研究中國歷史。這種研究是為了了解中國的特點，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這和純書齋式的研究是不同的。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所作《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的報告中說：“成為偉大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和這個民族血肉相聯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的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了解并亟須解決的問題。”基于這樣的目的，他又說，中國共產黨黨員必須研究中國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要進行科學的總結，繼承這一份寶貴的遺產。

　　關于歷史，毛澤東講過兩個重要的觀點。一個是：歷史總的趨勢是前進發展的；再一個是：我們不能割斷歷史。前者說的是歷史的運動性、相異性；后者講的是歷史的聯系性、相對穩定性。這兩者在中國歷史中既對立又統一。關于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史，毛澤東有個提法，稱之為“中華民族開化史”。這個名詞在今天的出版物中已經少見，但是它的內涵是十分豐富的，既含有歷史上物質文明的創造，又包含精神文明創造。這二者的聯系和結合，或者確切地說，以前者為物質基礎的人類創造就是歷史，也就是開化史。在毛澤東看來，從中華民族的開化史可以看出，“有素稱發達的農業和手工業，有許多偉大的思想家、科學家、發明家、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和藝術家，有豐富的文化典籍。……所以中國是世界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中國已有了將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歷史。”①這一段名言經常為人們引用。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首先提出農業和手工業，有了這個基礎，才有杰出的思想家、科學家等，也才有各種物質的和精神文明的創造。

　　毛澤東在寫這些文字的時候，關于中國史前時期的研究還缺少考古資料作為佐證。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今天考古資料向人們說明了中華民族開化史與農業以及手工業有密切的關系。西安半坡公社遺存的發現，使我們知道距今6000年的先民們已經過著以農業為主的定居生活。早期的農耕物質基礎產生了早期農耕文化，這是中華民族開化史的前奏。中國封建社會奠基于周秦時代。西周時期中國開化史進入穩定的農耕時期。戰國時期，鐵質的生產工具被廣泛使用，標志著中國農業成熟時期的到來。這才奠定了后來統一的封建國家建立的物質基礎。

　　綜觀漫長的中國封建制社會，一方面是小農經濟和傳統文化的發展，一方面則是階級矛盾的對立和統一。對此，毛澤東早就作過這樣的論述：“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而在這樣的社會中，只有農民和手工業工人是創造財富和創造文化的基本階級。”②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依據對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分析，確定農民是無產階級的可靠同盟軍，農民是中國民主革命的主力軍，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質是無產階級領導的農民革命。這些早已被證明為科學的真理。

　　依據以上簡要的說明，可以看出歷史(含傳統文化)與現實的結合點。依據毛澤東的思路，以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看，人們研究歷史必須把握住歷史運動性和聯系性的統一，并且把握住歷史的物質文明創造與精神文明創造的統一。這兩個統一便構成了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的特點。找到歷史的特點，也就找到了歷史和現實的結合點。

　　看中國封建制社會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必須分析農耕以及與此聯系的農民問題，同樣，要了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也必須如此?？梢哉f，農耕和農民問題是中國歷史的最主要的特點。不僅如此，中國封建制社會的農民不同于歐洲中世紀地主莊園的農民；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農民也不同于歐洲有些國家資本主義發展初期的農民。同樣，中國農民不同于俄國農奴制度下的農民，以及1861年俄國農奴制廢除后半資本主義農民。1958年毛澤東在閱讀史籍的時候，寫下這樣的批語：“我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沒有來得及將農民中的上層和中層造成資本主義化，但是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反動聯盟，卻在幾十年中將大多數農民造成了一支半無產階級的革命軍，就是說，替無產階級造成了一支最偉大最可靠最堅決的同盟軍。”③這個論斷和他在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所寫論著的觀點完全一致，在這里用了三個“最”字再次加以肯定。這些就是歷史(或傳統)和現實結合點的最好說明。

　　二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后，毛澤東探索在新中國如何才能使廣大農民群眾過起豐衣足食的生活？即或在閱讀文史古籍的時候，他仍然在思考這個問題。他寫的批語將歷史感和現實感融為一體，再次找到歷史和現實的結合點。這使我們從一個側面看到毛澤東和中國傳統文化的關系。

　　例如，他不止一次地提到西漢初期政論家賈誼的名文《治安策》，要負責干部多讀幾遍。賈誼是一位有獨立見解且敢于直言的年輕人，他敢于說：“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之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他看到漢初社會風氣侈廉相競，豪強掠奪，造成“卑賤者”和“尊貴者”的對立。他要求從皇帝到百官，大家都做到“公而忘私”。同時抓住農業這個根本不放。這樣，天下才能穩定，“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正是這兩點，即百官清廉和農業為本，毛澤東認為在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仍然值得大家注意。

　　毛澤東讀《新唐書》，對馬周給唐太宗的上書，寫下這樣的批語：“賈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萬言書，如蘇軾之流所為者，紙上空談耳。”④毛澤東對馬周的思想和政治方略是肯定的。貞觀五年(公元631年)，唐太宗要百官言政治得失，常何為武人，談不出多少道理，他讓住在他家的馬周針對時弊寫出了若干條建議。當太宗知道是馬周的意見，又找馬周面談。馬周勸太宗要以忠孝為本，節儉持身，免除徭役。當時的情況是，社會風氣漸趨浮華、靡麗，徭役很重，雖說有所減免，但往往不見落實。因而農民生活困難，“四五年來，百姓頗嗟怨，以為陛下不存養之。”馬周強調，“凡修政教，當修之于可修之時，若事變一起而后悔之，無益也。”又說，“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積畜多少，在百姓苦樂也。”馬周又提醒太宗，對于宗室諸王、即對于自己的子弟不可“溺于私愛”，需制訂長久之法加以約束，否則未來必將發生變亂。敢于直言而觀察敏銳的馬周，一直受到太宗的器重。馬周去世，太宗懷念不已。

　　毛澤東讀《新唐書》，除馬周外，還贊賞姚崇，說他是“大政治家、唯物論者”⑤。關于政事，姚崇向玄宗提出了十條建議，其內容是：

　　“……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愿不幸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公閹人之口，臣愿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為之，臣愿租賦外一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愿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觸、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巨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宗為甚，臣愿推此鑒戒為萬法法可乎？帝曰：‘聯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這十條政治綱領中最主要的內容是：當政者對于左右親近的人應嚴格要求，不可以個人感情代替國之大事；對農人除應交納的租賦外，不能巧取豪奪；要形成儉樸的社會風氣，不可奢侈浪廢等等。對于這些建議，毛澤東讀史時給予很高的評價，寫批語說：“如此簡單明了的十條政治綱領，古今少見。”⑥

　　有趣的是，《新唐書》編撰者歐陽修、宋祁在寫畢《姚崇傳》⑦后，寫下這樣的贊語：“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后輔政，顧不偉哉!而舊史不傳。觀開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誣已。宋璟剛正，又過于崇。玄宗素所尊憚，常屈意聽納。故唐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由此可見，《新唐書》編撰者頗有見識，發現了問題。毛澤東的史識遠遠超過以往史宗，不可同日而語，他在批語中糾正“二人道不同，同歸于治”的話，說姚崇和宋璟“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經過這樣一改，使人耳目一新，看出了本質。姚崇比較注意變易和柔道，講出的道理使玄宗容易接受，而宋璟則側重于剛正和義理。這些均屬于方法問題，不影響他們相同的政治原則。

　　毛澤東喜讀《南史·韋睿傳》。韋睿為梁武帝時名將，長于軍事韜略，愛護部眾，艱苦樸素。《南史·韋睿傳》說：“睿雅有曠世之度，蒞人以愛惠為本，所居必有政績。將兵仁愛，士卒營幕未立，終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毛澤東讀到此處，寫下批語：“我黨干部應學韋睿作風。”毛澤東對《南史·陳慶之傳》評價很高。陳慶之也是梁武帝時的名將，善用兵，知己知彼，愛護部眾，與士兵共甘苦。毛澤東再讀《陳慶之傳》時，揮毫寫道：“再讀此傳，為之神往。”

　　今人讀古書，是為了從歷史中找借鑒。毛澤東倡導“古為今用”、“推陳出新”，目的在此。建國以后，他經常思考的問題是如何保持公職人員的簡樸廉政，和群眾密切聯系，不致成為站在老百姓頭上的“官僚”。他對官僚主義深惡痛絕。除此，他十分關心農業生產力，希望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因此他從賈誼、馬周、姚崇、韋睿、陳慶之等古人的言論和事跡里找到共鳴的音節。他談的是歷史人物和傳統文化，而關注的焦點卻是新中國的現實情況。

　　我們不能不看到事情的復雜面和多層面。大家熟知，1958年8月17日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這次會議通過了關于開展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的決定?，F在回顧這一歷史事件，正如薄一波所說，1957年我國人均國民收入只有142元，農民相當貧困，“在這種情況下，輕言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和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問題，顯然是一種超階段的空想，離我們國家的實際太遠了。”⑧

　　1958年12月10日，毛澤東批印《三國志·魏書·張魯傳》，發給參加武昌會議的代表們。張魯，漢末人，祖孫三代在蜀都(今四川成都)一帶傳“五斗米道”。漢獻帝初平元年(公元190 年)被任為督義司馬，曾在漢中建立政權。建安二十年(公元215 年)曹操進軍漢中，張魯避走，曹操遣人慰問，封他為閬中侯。張魯在漢中主政，采用了民間道教的教規和措施，其內容，據《三國志·魏書·張魯傳》所記是：

　　“魯遂據漢中，以鬼道教民，自號‘師君’。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號‘祭酒’。各領部眾，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欺詐，有病自首其過，大都與黃巾相似。諸祭酒皆作‘義舍’，如今之亭傳。又置‘義米肉’，懸于義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過多，鬼道輒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民夷便樂之。雄據巴、漢垂三十年。……”

　　毛澤東關于《張魯傳》兩次寫了很長的批語。一次寫于1958 年12月7日，一次是同年12月10日。在兩次寫的批語中，他都分析了歷史的發展和運動，說明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革命不同于封建制社會里的農民起義。他說：我國“歷代都有大小規模不同的眾多的農民革命斗爭，其性質當然與現在馬克思主義革命運動根本不同。”

　　同時，毛澤東也注意到歷史的聯系性、某些方面的相對穩定性?？磥恚谶@一點上作了更多的分析。例如他在批語中寫道：

　　“我國從漢末到今天一千多年，情況如天地懸隔。但是從某幾點看起來，例如，貧農、下中農的一窮二白，還有某些相似。”

　　又指出：漢末至今“有相同的一點，就是極端貧苦農民廣大階層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

　　還有：漢末至今“大約有一千七百年的時間，貧農、下中農的生產、消費和人們的心情還是大體相同的，都是一窮二白，不同的是生產力于今進步許多了。”

　　毛澤東在這里所揭示的關于歷史(或傳統)與現實的結合點，就值得推敲了。他想通過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具體說，張魯在漢中建立的政權所采取的措施，來說明1958年中國大地上人民公社運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在《張魯傳》的批語里說：“現在的人民公社運動，是有我國歷史來源的。”又以《張魯傳》為例寫道：“這里所說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象我們人民公社免費醫療的味道，不過那時是神道的，也好，那時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飯鋪里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

　　可以看出，毛澤東真誠地迫切地希望新中國廣大農民群眾較快地擺脫貧困，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但是在1958年的歷史年代還找不到一條使農民脫貧致富的有效途徑?！稄堲攤鳌匪硎龅闹皇菤v史上農業空想社會主義，反映了古人對于未來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他們找不到通向“大同”的路。依靠這樣的資料，過分強調歷史的聯系性，相對穩定性的一面，而對歷史的運動性多少有所忽視，因此在這個問題上就難以準確地找到歷史(傳統)和現實的結合點。

　　毛澤東力求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農業生產力，提高農民生活水平，帶著這樣的愿望從中國歷史中尋找借鑒資料，給我們很多啟示。但是，現在回過頭去看，只采取調整生產關系的方法以解決中國農業問題，這是難以收到預期效果的。中國農業必須先走合作化后走商品化的路，才有可能實現農業現代化。新中國建立以后，經歷了艱苦的探索，付出了很高代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才準確地為中國農業的發展指出了方向。在我國農業生產力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時，農業上也出現了這樣和那樣的問題。黨中央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指導下，已開始解決農民負擔過重和其他重要問題。1993年秋季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又進一步為解決農業問題而規定了具體政策和措施。

　　三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科學地貫徹“古為今用”原則，準確地找到歷史和現實的結合點，必須對歷史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就是說，這和世界觀與方法論有密切的關系。在這方面毛澤東同樣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1939年他給張聞天的一封長信，分析并肯定孔子反對“過”和“不及”的“中庸”思想⑨，就是很好的例證。

　　《論語·先進篇》有一則材料說：子貢問孔子，子張和子夏，哪一位更有賢德一些？孔子回答：子張有些“過”，而子夏有些“不及”?？鬃右笏膶W生按照“中庸”的原則去認識事物，去辦事，去進行道德修養?？鬃訌恼J識論角度猜測到事物由量變到質變的界限，因此，他主張人們說話、辦事應有限度，過頭或者達不到應當達到的界限，那就不能正確認識事物，也不可能具有高尚的品德。可見孔子把認識論和道德修養聯系在一起，要人們力求做到這二者的統一。很明顯，孔子的“中庸”說是古代辯證思維的一種理論概括。毛澤東將此發掘出來作了新解，他說：“中庸”說是“孔子的一大發現，一大功績，是哲學的重要范疇。”

　　毛澤東分析傳統文化，不是對于古籍進行文字注釋，而是為了將其精粹加以改造和發展，運用于現實生活。因而他由孔子“中庸”說引申出在政治生活和革命實踐中都要作兩條戰線的斗爭，防止和克服“過”和“不及”的錯誤。他在給張聞天的信中這樣寫道：

　　“‘過猶不及’是兩條戰線斗爭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學，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兩條戰線斗爭，去肯定事物與概念的相對安定的質。”

　　又說：

　　“‘過’即是‘左’的東西，‘不及’即是右的東西。依照現在我們的觀點說來，過與不及指一定事物在時間與空間中運動，當其發展到一定狀態時，應從量的關系上找出與確定其一定的質，這就是‘中’或‘中庸’，或‘時中’。說這個事物已經不是這種狀態而進到別種狀態了，這就是別一種質，就是‘過’或‘左’傾了。說這個事物還停止在原來狀態并無發展，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滯，是守舊頑固，是右傾，是‘不及’。”

　　這個例子說明，毛澤東運用唯物辯證法對傳統文化(含“中庸”說)進行解剖，發現了它的真正含義和現代價值。

　　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含有豐富的辯證思維資料?？梢赃@樣說，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精粹就是滲透于古代文史和各種文化構成(如器物、書法、繪畫、建筑、服飾)等等之中的辯證思維方式。這些堪稱之為中國古代智慧或東方智慧的寶庫。毛澤東博覽群書，分析、吸收、消化、改造古代辯證思維，提到唯物辯證法的高度，與其在革命實踐中總結出的政治智慧結合在一起，從主要方面看，使他對于問題的分析和解決達到高超藝術水平，科學性和革命性達到完美的統一。他關于進與退、成與敗、得與失、強與弱、真與假、虛與實、安與危、禍與福等等辯證范疇的分析和運用，成為最有價值最富于智慧和啟迪的精神遺產。

　　建國以后，毛澤東閱讀文史古籍，很注意從中提煉出辯證思維的精粹，同時他對古籍的分析和三言兩語的評論充滿唯物辯證法精神，這些很值得我們仔細加以研究。這里想舉些例子來看：

　　毛澤東于1957年8月1日夜讀范仲淹詞二首(《蘇幕遮》、《漁家傲》)，談到詞有婉約、豪放兩派。范仲淹的這兩首詞介于婉約與豪放兩派之間，基本上仍屬婉約派。范氏《蘇幕遮》全文是：“碧云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鄉魂，追旅意，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毛澤東在不眠之夜讀到這首詞，情不自禁地說：“既蒼涼又優美，使人不厭讀。”千百讀者讀過這首詞以后都會有和毛澤東相同的感受。但是毛澤東的感受并不停留于此。他又說，“讀婉約派久了，厭倦了，要改讀豪放派。豪放派讀久了，又厭倦了，應當改讀婉約派。”并由此引發出哲學的道理，他寫道：“人的心情是復雜的，有所偏但仍是復雜的。所謂復雜，就是對立統一。人的心情，經常有對立的成分，不是單一的，是可以分析的。”⑩這樣說來，對立統一存在于一切之中。分析政治大事需要有對立統一觀點，這是無疑的。同樣，分析人的愛好和興趣等等純屬個人范圍的事，也不能離開對立統一法則。唯其一切都受對立統一法則的制約，所以一切才是可以分析的。在這里毛澤東短短數語，說明對立統一既是客觀的又是主觀的，又說明它既是認識論也是方法論。他讀范仲淹詞引發出的關于“人的心情”的議論(屬于對詩詞的欣賞和人的愛好興趣)是合情合理的，這和教條主義、公式主義之類完全不同。可見要真正領會中國優秀傳統文化，離開唯物辯證法則將寸步難行。

　　毛澤東讀唐詩，很喜歡李白的《將進酒》。這首詩從一開始就以其豪放的氣魄吸引了讀者。請看：“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金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觀，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而在詩的后半李白傾訴了詩人的悲涼和寂寞心情，借酒澆愁，對他那個時代的抗議之音將留傳千古：“古來圣賢皆寂寞，唯有飲酒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斤恣歡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毛澤東讀后，批語：“好詩”。李白的這首詩含蘊了世間的一切都在流逝以及失與得不斷轉化的辯證思維，給人以動態的藝術美感。毛澤東稱它為好詩，很可能也包含有這樣的因素吧!

　　毛澤東讀清代項家達所編《初唐四杰集》，關于王勃(公元650——676年)等人獨創的新駢、治驕，給予很高評價。同時也引發關于王勃生世的感嘆，由此毛澤東寫了很長的批語，他說，王勃“是七世紀的人物，千余年來，多數文人都是擁護初唐四杰的，反對的只是少數。”毛澤東的興趣并不在于探討文學史，也不在于進行文體的比較，他關注的是關于辯證法的一個大問題，因此他接著寫道：“以一個二十八歲的人，寫了十六卷詩文作品(引者按：指王勃作品)，與王弼的哲學(主觀唯心主義)，賈誼的歷史學和政治學，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發，賈誼死時三十幾，王弼死時二十四。還有李賀死時二十七，夏完淳死時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毛澤東談這些曾經在歷史上作過貢獻的人的辭世年齡，是為了提出一個哲學問題：“青年人比老年人強，貧人、賤人、被人們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發明創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們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勁的，也有發明創造，這種三七開的比例，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毛澤東接著回答說：“結論就是因為他們貧賤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較少，顧慮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說敢干。”很明顯，毛澤東是想通過歷史來說明現實，他倡議中國共產黨應當支持年輕人的發明創造，他在批語中著重寫道：“如果黨再對他們加以鼓勵，不怕失敗，不潑冷水，承認世界主要是他們的，那就會有很多的發明創造。”(11)毛澤東在這里講的是辯證法和思想解放的道理。按照唯物辯證法的觀點，新的勝過舊的，后浪推前浪，歷史和文化史的總趨勢是前進的、發展的。而歷史上的許多發明創造都是思想解放、有勇氣打破陳規陋習、具有不怕失敗的人們所做的。毛澤東強調這些觀點是必要的。但是歷史的前進是很復雜的，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形的上升形式，其中有曲折，甚至有暫時的倒退。在歷史上做出偉大貢獻的人們固然充滿生氣，但是，他們的創造發明又必須與客觀實際的法則相符合。因此完整的提法還是我們黨在經歷了勝利和挫折以后，于1978年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解放思想與實事求是相結合，則更加精確和全面。

　　毛澤東讀《聊齋志異》，對于《小謝》一篇特別有興味，筆鋒滿含感情地寫下了這樣的批語：“一篇好文章，反映了個性解放的強烈要求，人與人的關系應當是民主的，平等的。”《小謝》一篇所寫兩個妙齡女子由鬼變成人，變成愛人的人，變成具有同情心的人——這實際講了辯證法關于矛盾轉化的道理。從這一點看，就是毛澤東所說反映了個性解放的要求。也就是說，個性解放不是憑空出現的，需要有矛盾轉化的過程，既要有客觀條件，也要有主觀努力。從《小謝》一篇中還可以看出，此篇的主人翁年輕后生，即陶生與二女的關系不是商品的買賣關系，不是人身依附關系，而是心心相印、相互了解、相互幫助、忠誠相待的民主和平等的關系。毛澤東的批語反映出他希望在新中國建立并鞏固這樣同志式的平等和民主的關系。

　　從歷史學和文化學的角度看，毛澤東閱讀文史古籍的批語包含有豐富的內容，浸透著朝氣蓬勃的辯證精神。這些批語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毛澤東與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關系，這是對中國智慧或東方智慧的提煉、發展和結晶，提到一個新的高度加以發揚光大。從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思想也是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他的思想根植于中國的現實土壤，也根植于中國深厚的優秀傳統文化的土壤。有沒有這樣的歷史傳統，是大不一樣的。有些西方評論家和研究家對于毛澤東非常崇敬，但是他們不諱言對于他的論著和談話，他們不能完全理解，因為他們比較習慣于肯定與否定的形式邏輯的分析法，對于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豐富的辯證思維方式了解不深，或者缺少了解，因而也就限制了他們對毛澤東論著和談話理解的深度。

　　事物的辯證法法則不可抗拒。對于偉大人物來說，如果他在某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或在某些問題上偏離了他所強調的實事求是和辯證地觀察問題的方法，那么他在一定的時候也不可能全面地分析問題、甚至要犯“過”和“不及”的錯誤。毛澤東晚年在關于歷史和現實結合點的問題上也出現過某些失誤。

　　但是，從總體上看，毛澤東在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革命實踐中，他善于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善于吸收消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推陳出新，古為今用；善于把深刻的道理用中國人喜聞樂見的形式加以表述；善于找到歷史和現實的結合點，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不愧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發展者。毛澤東思想永遠是我們的精神財富。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

　　注釋

　　①②《毛澤東選集》第2版第2卷，第622——623頁，第625 頁。

　?、邰堍茛蔻?11)《毛澤東讀文史古籍批語集》第147——148頁，第235頁，第237頁，第237頁，第27——28頁，第10——12頁。

　?、咭姟缎绿茣肪硪话俣?。

　　⑧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第747頁。

　　⑨見《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44——149頁。

　　摘自：《毛澤東百周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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