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2011年10月中共中央關于文化體制改革的決定出臺以來，道德問題就持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教育，已經成為執政黨和政府的一項工作，即有德光榮、失德可恥。一個道德性事件，總能掀起輿論波瀾，刺激大眾神經。如果將這些事件串聯起來，很容易就得出“道德滑坡”的結論。
但滑稽的是，對“道德滑坡”的判斷比道德事件本身更能刺激神經。和其它領域一樣，所謂“官方判斷”和民間看法同樣存在分野。最根本的原因無它，在于自改革開放之初，“社會風氣”就像潘多拉盒子的魔鬼一樣被放了出來，“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成為一個被反復提及但似乎總不能落地的目標。其后便是延續至今的“精神文明建設”—“兩手都要硬”中偏軟的那一手，到今天就是更具體的基本道德規范問題。
精神文明曾經被看作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優點，簡而言之，就是我們雖然也實行市場經濟，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一大區別就是，我們也能把精神文明搞上去。實際上，正是在開放過程中，人們才逐漸發現，這近似于一個空洞的神話。對外，人們發現，中國人的形象存在重大問題，被人視作賺錢機器，為了目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對內，市場經濟受到官學商一體的扭曲，維系道德風尚的后院—學校、官辦公益組織等亦受到深度“污染”，眾多職業的倫理形象，包括教師、醫生、公務員等，已經處于塌陷的境地。
人們寄希望于官德的帶動作用。一方面是有道理的。在黨和政府深度卷入社會、經濟事務的情況下，很多時候官員本身就是問題鏈條跳不開的一環。比如誠信問題，如果官員能做到講真話、辦實事，不講大話、空話，不回避和掩飾困難、問題和錯誤，坦誠地對待一切，那么，說“黨和政府的誠信引領社會的價值取向”就有可能成立。
但在“官德門”頻發的當下，說官德的帶動作用似乎更像是一種反諷。沒有哪個群體如政府官員這樣，不得不更多地生活在言行脫節的情境之下。中國傳統社會的官僚體制已經有足夠的教訓。
比如清朝就有修煉“官性”一說，叫做“不動心法”，方法之一就是去刑場看殺人。其目的就是幫助官員泯滅掉天性中的道德沖動“不平之心”，讓烏紗帽可以戴得穩穩當當的。
實際上，社會轉型期，類似的言行脫節問題在不同精英群體身上都有體現，政府官員只是比較明顯而已。相反，對于普羅大眾來說，言行脫節的必要性和程度相對比較低。因此，“引導人們牢固樹立有德光榮、失德可恥的理念”要回到精英群體身上。中國有2000年的德治傳統，其載體主要不是宗教，而是精英，特別是官員和士紳。其要義是精英首先要有德。今天很多人鼓吹傳統的“賢人政治”，如果是拿這一點和所謂西式民主對抗，就是搞錯了方向。
其實，古今中外，在不同發展階段，都曾經出現過移風易俗、道德教育等方面的運動。18世紀英國的笛福就曾經對當時本國的移風易俗運動發表過如此中肯的意見：“除非貴族、鄉紳、治安法官和牧師都愿意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抑制自己的不道德行為，或者找出某種方法和權力在他們犯罪的時候毫不徇私地懲辦自己，否則我們就不揣賤末，要求有權利反對以傷風敗俗的罪名把任何窮人系上足枷送往感化所，認為這是世界上最不公平和最不公道的處置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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