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后20年，一個重要的時代特征是：意識形態淡出→民族國家凸顯→傳統文化回潮，三者之間有著明確的遞進式的因果關聯。在這個時代大背景下，1993年亨廷頓發表《文明的沖突》，1997年費孝通提出“文化自覺”，都是針對時代課題的回應。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對時代任務的界定和表述也進行了根本調整，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反修防修”和“繼續革命”，變為七八十年代的“實現四個現代化”，再到1997年，中共十五大報告對應于冷戰后的時代環境，提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回顧歷史，自改革開放以來，以精神文明和文化為主題，執政黨共計召開過三次中央全會，三次都是六中全會，即1986年的第十二屆六中全會、1996年的第十四屆六中全會和2011年的第十七屆六中全會。
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其背景是改革開放，特別是1984年城市改革啟動后，經濟生活躁動，經濟秩序失衡，原先計劃體制和管制型社會的意識形態管理方式已不能奏效，知識界偏離正軌，挑戰體制，批判傳統，思想活躍而混雜，執政黨亟須重新掌握意識形態領導權。但其效果，到20世紀80年代末已見分曉。
十四屆六中全會形成《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其立意源自兩個方面，一是蘇聯社會主義陣營徹底瓦解，二是中國向市場經濟全面轉軌，由此導致國內不僅思想輿論浮動，而且社會倫理失范。全會提出15年遠景目標，即到2010年，全民族將牢固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公民素質、社會風氣、公共秩序等顯著提高，全國范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等等。今天回看當年的設想，令人有隔世之感。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總量在全球不斷超越法、英、德、日等經濟強國，居世界第二。近年全球金融風暴、經濟衰退，美歐日發達國家均遭遇空前的金融、財政困境，中國似乎一枝獨秀。但是第一，在國際意識形態斗爭中，中國政府被戰略圍困的局面并沒有因此而發生任何改變。第二，國內社會風氣和道德水準繼續下滑，已經到了老弱倒地是否幫扶都需要全民認真討論的地步。第三，與此同時，文化領域的企事業機構總體上處于疲弱狀態，文化產業占GDP比重較低，這似乎也是文化軟實力嚴重不足在產值上的表現。
這就是十七屆六中全會所針對的問題。通讀全會文件，透過繁縟復雜的官方話語，其核心命題就是所謂“建設文化強國”。對于執政黨來說，目前，文化領域的所有政策措施、所有改革發展，都是為了“文化強國”這個核心目標。但是，“文化強國”本身仍然是一個含混不清、過于籠統的概念，例如，文化強國的內涵及層次，評估某一國家是否文化強國的標準，都完全沒有界定。
那么，什么是文化強國？可以美國為例。2010年，美國文化產業占其GDP比重為25%，僅次于軍工產業，中國則為2.75%。根本的差距在哪里？當然不在產業本身，也不在人才隊伍的優劣，而在于美國有能力向全球大規模銷售它的核心價值觀，即所謂“普世價值”，而中國不能。在這個意義上，美國是當今世界獨一無二的文化強國。而所謂文化強國，就是：
第一，有自己的一套既獨立、又普世的核心價值觀；
第二，能源源不斷地推出原創性的文化作品；
第三，有一個強大的文化產業來傳播和營銷其價值觀和文化作品。
也就是說，在當今世界，文化強國由這三個層次的要素組成：價值觀、作品、產業。缺一個層次，就不是文化強國；三個層次都缺，就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弱國。比如，缺少獨立的核心價值觀，就必然在意識形態上依附于其他文化強國；而缺少文化產業，就可能成為其他國家文化產品的傾銷市場。在這個意義上，不論是文化強國，還是文化弱國，都是在相互博弈和競爭中形成的，首先都是國際政治的概念。
所以，關鍵還在于核心價值觀。那么，這個核心價值觀又是什么？簡單地說，就是一個社會判斷人們行為的最終的是非標準，即一個社會的終極信念。我們構建一種核心價值觀，不能總停留在嘴上、紙上，而必須付諸行動。關鍵在于，一個社會的先進分子要能夠在重大利益關系中有取舍、能擔當、敢犧牲。由這樣的先進分子組成先鋒隊，才能引導一個社會實現核心價值觀的轉變。而重大利益關系體現于上層建筑，就是政治。
因此，是政治為文化賦予內涵。文化源自實踐。總是先有政治性的實踐，然后才有文化上的提煉、升華和再現。因此，對于一個國家或執政黨來說，比“文化自覺”更根本的，是“政治自覺”。美國文化產業強大，是由于美國掌握全球的文化領導權，說到底，還不是美國的政治強大嗎？
（作者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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