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竹內《魯迅》所言的“文學家的自覺” 是否與此相對應呢?據竹內講,對于魯迅基本精神的把握,毋寧說正因為沒有結構,所以才成了把糾葛與苦惱、矛盾必然地背負到內心深處的主體。因此,在主體被確立之后,無論怎樣凄愴的活法、不管出現(xiàn)什么精神上的危機,都不足為怪。所有的魯迅傳記所談的精神上的危機,都可以把從青年時代到死期間的某一點發(fā)生的“回心”作為 多種現(xiàn)象中的一個來理解。不如說那個主體具有這樣的本質與應存方式:不斷地與異質事物糾葛,并把自己的苦惱作為苦惱而活下去,由此使自我成為可能。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從理論上講,竹內《魯迅》(伊藤也大體與此相同)把那個決定性的時刻從魯迅留學日本時代推定為辛亥革命受挫時,那以后斷無可能發(fā)生足以改變這個“決定性的時刻”的勢態(tài)。那是“決定了他回心的黑暗中自我形成作用的回歸,是他一生中每完成一次蛻變就必須回歸的中軸一樣的存在”(《魯迅》144)。這種差異的產生,可以說是起因于此吧:伊藤認定的是源于歐洲近代主體形成位相,而站在竹內的視點來看,不如說是非歐洲式的、或者是對傳統(tǒng)進行否定的傳統(tǒng)中國式主體形成的位相。這是否是偏見呢?上面的跑題之句未免過長,但筆者認為并非沒有意義。一方面是伊藤關于可能形成多層或者雙層“回心”的討論,與此相對的另一方面是完成回歸的自我形成的竹內視點,二者與孫歌論述的觀點 也有關聯(lián)。但在這里超越伊藤和竹內的交錯,為自由和主體問題帶來了某種意義。這一點將在后面詳細論述。
接下來或許是吹毛求疵吧,最后,筆者想指出似乎是揭示了上述二者差異的伊藤的一個小小的錯誤來結束本節(jié)討論。那就是伊藤對魯迅于1926年寫的《〈阿Q正傳〉的成因》中一節(jié)的誤讀。正如在注釋中提到的那樣,在伊藤魯迅論中,從超人到革命者這一派的人呼吁著改革“人吃人的社會”;而從“樸素的民眾”到人民這一派的人則以響應呼吁的形式存在著(參照注17)。并且“樸素的民眾”也是能夠接納吸收歐洲精神的傳統(tǒng)中國微弱的可能性之一。這也是被稱為“傳統(tǒng)與革命”、“思想的本土化”的問題(A8)。在這里,作為“樸素的民眾”的悖論式繼承者而被舉出的例子,實際上是阿Q。筆者這樣認為也是從木山英雄的《積極的黑暗人物》一文獲得的啟發(fā)。然而從更廣的意義上講,這也是因為在政治革命中,還是為革命的知識分子與活動家和與其相應的普通民眾或者說“人民”這一構圖所限制吧。當然,在這里可以說竹內時代的“文學與政治”這一相互關聯(lián)又對立的構圖是前提,與此相似的是,伊藤以及丸山升時代更為一般化的講法是“知識分子和大眾”,這一構圖也成了前提。對伊藤來說,加上這一點,在接納現(xiàn)代化之精髓的“本土化”里面,傳統(tǒng)性的“近似精神的東西”在理論上也非常必要。因此,應該認識到,對于認定是肩負社會改革重任的主體的魯迅來說,“改造國民性”是一項必不可少的課題 。當然,在戰(zhàn)前的《魯迅》里,這種想法遍尋不到。
在伊藤最初引用的文獻里,有下述翻譯:關于《阿Q正傳》,“這個生活在中國農村社會底層的襤褸雇農正如作者所說的那樣,‘恐怕阿Q革命則中國也革命,阿Q不革命則中國也不革命吧’,換言之,就是把這個否定性人物作根基,只有通過他的自身變革才會變成一個肯定的積極性人物。從這個意義上講,已經包含了創(chuàng)造一個新的人的形象的意圖”(C28)。引用的部分不是誤譯,而是記憶偏差吧,但從前后文來看,顯然是誤讀了。在下面的引用中,果然修改了譯文,盡管用的是“中國革命了,阿Q也會革命吧”,而對此句引用,則解釋為“恰恰可以說,只有通過阿Q ‘回心’,中國革命的主體才能成立”
(C122) 。魯迅的話是這樣接下來的:“但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xiàn)。我也很愿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xiàn)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并非現(xiàn)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可以理解為這是魯迅清醒冷峻的認識——在下一場革命到來時,也肯定會出現(xiàn)把革命視為投機、篡奪和掠奪機會的人。可以認為,這處誤讀,是浸染了伊藤那幅作為被動接納一方的“樸素的民眾”的骨干這一構圖使然。筆者認為,這個原因的產生,是因為伊藤魯迅論所揭示的、在真正接納吸收歐洲近代精神這一意義上,只有喚起下層民眾“回心”和魯迅所說的“改造國民性”才能實現(xiàn)真正革命的認識導致了這樣一個魯迅形象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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