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人第一次意識到憑借才能、勇氣、思想、世界觀、社會、國家等一切中間性權威無法為自身存在建立根據的同時,在超越那一切、與那一切斷絕、能夠否定那一切的假設的東西(即比“死”更強大的東西)之前尋求存在的根據,那時,人才第一次獲得真正人格化的、亦即社會性的個體的自覺(=緊張和責任意識)”(A229)。這段話現在讀來的確是一句過于冗長的蹩腳章句,但正是這里才最充分地表達了堪稱代表伊藤其人的伊藤文體的輪廓。從現在起,遵循前面的圖解,可以看到,如果實現“現實的對象化(變革)”,寫完《狂人日記》的魯迅把中國的現實作為思考對象,并作為可以處理的對象加以重新構筑,將其虛構,繼而確立了試圖改變被賦予的現實的立場,也就是說,實現了作為一個改革者、作為作家的魯迅形象的確立。把傳統的中國世界進行對象化,這也是在創作出《孔乙己》之后的《吶喊》中的諸篇作品的緣由,伊藤將其定位為魯迅的“覺醒主義”的形成。其著書最初的副標題定為《現代主義的形成》也正緣此。關于這點,不再深談。只是畫蛇添足式地補充一句,談到“對象化=改革”時,如果將重心放在后者的改革上的話,那么,雖然有“或許至死都沒有體會過‘挫折’和‘成熟’的魯迅的不停的奮斗和前進”這一補充(A230),但仍能讓人感受到與竹內《魯迅》相互交錯并且摩擦的內容的存在。多少有些離題,但作為魯迅論這一領域的一個問題,在下面將以二者的差異為媒介,筆者希望這樣定位:竹內《魯迅》和伊藤魯迅論是不同的兩個存在。
三、與竹內《魯迅》間的相互交錯
如前面所述,對竹內《魯迅》不能簡單加以概括。在先理解這一點的基礎上,筆者以讀解竹內為線索,想做如下探討——憑直覺,筆者認為,采用更精準的說法,伊藤并非竹內的“追隨者”,甚至這一說法和可能是一種相當荒謬的誤解;但盡管如此,二者之間還是可能存在共通性。伊藤之所以從竹內《魯迅》里感受到了與前面的圖解同感的相位,那一定是因為在竹內所說的“終極性場所”、亦即“文人的自覺”上讀到了似乎和自身相同的、自由主體性的個人的確立 。然而,在竹內《魯迅》中,根本不存在伊藤援引丸山真男等論點來考察的、確立主體的構造。對我來說,伊藤的考察雖有些粗枝大葉,但是可以進行圖解;而竹內的則不能。
竹內所說的,在貫穿魯迅一生壯烈凄絕的生活方式背后,在某個決定性的地點,若沒有某次決裂與決心,很難理解。那或許是在一生中的某個時期,以決定性的形式、以做好了“出于自由意志的死”的思想準備的形式實現的吧。因此,可以說其思想的應存狀態、支撐著思想的“激情”具有宗教性。換言之,從竹內當時的關心點來看,核心依然是“終極性場所”、亦即“文人的自覺”,是決定“唯一的時機”的要素(《魯迅》117)。
的確,從字面上看,無論是竹內《魯迅》中所使用的“回心”和“贖罪”等詞語,還是“自由意志之下的死”或者“無” 等概念,都可以稱作和伊藤從魯迅作品里“發現”的、所謂與近代的“個”的主體形成具有深厚的相似關系吧,可以說具有終末論式的趨向了。然而,應該稱作是竹內《魯迅》中軸象的文學家這一概念,本來就與通常所說的“文學家”不同,這一點十分確定,所以,雖然有些模糊不清,但卻具有蔓延性。可是,歸根結底不就可以說那也不是應該存在的普遍的、理念上的“真正的人”、而是文學家嗎?這不就是解開“文學家”這一不透明的概念的一個線索嗎?為此,請參照竹內《魯迅》卷末所附的那篇《作為思想家的魯迅》。這是在戰后寫的文章,正如在“注8”所闡述的那樣,筆者認為,作為竹內《魯迅》的注腳,此文極具說服力。此處必要引用的只有一句話,但為了進行對比,將前面幾行也一并引用:
“孫文那樣的實踐活動家能夠做到不屈服于一切失敗,每失敗一次都會重新架設連接理想和現實的橋梁;而作為藝術家的魯迅卻做不到。然而,因為是一名藝術家,因為是一名時刻在追求傾注全部身心生命的活法的、最純粹的文學家,所以,他們也沒能創立出把絕望進行目的化的看破哲學”(《魯迅》161) 。修飾“藝術家”以及另一種說法“ 最純粹的文學家”的語言是“追求傾注全部身心生命的活法”。而且縱觀上下文的脈絡,是通過和“孫文那樣的實踐活動家”進行明確對比而提及的。而在竹內《魯迅》的尾聲中,細致地論及了“永遠的革命者”孫文與承認并正面評價孫文的魯迅之間的對立又相聯(“矛盾的自我統一”,這才是辯證的)的關系,請留意閱讀。而完山升則對此明確表達了,他指出,在竹內《魯迅》中依然殘留著政治與文學這一日本式框架的殘渣余孽 。補充一下竹內自己的話:“在孫文身上看到‘永遠的革命者’形象的魯迅,不就是以‘永遠的革命者’為媒介站在與孫文間的自我同一性對立關系上的嗎?他拼命斗爭的,不就是在孫文身上映射出的他自己的影子嗎?”那是“‘永遠的革命者’成為媒介,將魯迅根源性的矛盾自我形成成為可能的場所”(《魯迅》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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