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把尼采的“超人”形象和那些詩人的形象疊合在一起，預見著新的人類的出現，并說從發自他們“內曜”（懷有誠意的內面性）的“心聲”中讀到了真實的文學。那些文學充滿“啟發性”，具有“使命預言”性意義（A111）。此外，對于以被視為權威的舶來的“科學”為根據將農民的傳統節日批評為迷信的“進步派”知識分子，魯迅作出如下判斷：“偽士當去，迷信可存”（《破惡聲論》），正是對這句話的解釋，充分體現了堪稱伊藤拿手好戲的生動靈活的才氣（A69～70、C《論初期魯迅的宗教觀——“科學”與“迷信”》）。這是因為偽格學者的批判屬于“優等生文化”及“中間性權威”的典型，而魯迅的否定則是對不具備精神性和精髓的那個典型的否定。對于早期的魯迅所信奉的進化論，伊藤這樣論述：是魯迅從中國人滅絕這一“終末風景”上進化的過程，認為進化恰如斯賓塞式——用筆者的話來說，恰如儒教的宋學“天理”原理所示，不具備宿命論式的必然，而是作為赫胥黎式的“倫理的進化”來接受的。這樣，魯迅追求的是自由的、具有倫理性的人的發展的可能性（A190～200）。伊藤總結道，在魯迅看來，所謂“真正的人”，第一，具備“主觀內面精神”；第二，胸懷“近乎傲慢”的強烈的“意志”；第三，能夠對現有秩序進行“反抗”；第四，通過這一反抗實現“發展”和“提高”（C119、以及137）。這一總結，或許正是對拙稿作為討論對象的“自由能動性主體”所作的最恰當的定義吧。
然而，竹內好認為，魯迅處于最終的一次性自覺的地點，也正因為如此，才稱之為“回心”，而對于探索的過程，伊藤把魯迅的自覺分為兩個階段。這一點只要閱讀伊藤的《〈狂人日記〉論》就會一目了然。為什么伊藤把這部作品稱為“一種自傳體告白小說”呢（A224）？這是因為他是把《狂人日記》作為魯迅自身的思想軌跡來閱讀的。正如伊藤所述，在《狂人日記》里，完全沒有對如何發展到“發狂”這一步的過程描寫，“主人公的‘發狂’是作為構成作品世界的前提而存在的”。伊藤將其定位為“狂人”的覺醒。伊藤認為，相對于作品開篇“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這句“狂人的獨白”，“月亮”可以看作是“象征著某種超越性的東西”，“在主人公身上，由于和某種超越性的東西相遇而產生了認識主體與‘被賦予的現實（包括自己本身）’之間的隔離”（A205二〇五）。這里所說的現實，當然是指封建的舊中國禮教社會。那就是最初的自覺，是“獨醒意識”的誕生。這個主體一邊把世界對象化，那就是當初“可能被吃”這一本能性的恐懼，而同時又隨著故事情節的展開，那種恐怖又被對象化，變為分析性的存在。
那是對“前所未有的人吃人的社會”的認識。而同時，在這里，敦促鄰居和胞兄悔改的主人公身上的“獨醒意識”，也只停留于伴隨著一時之勇的“未經過自我客體化的、感性化‘覺醒’”。這是因為這種態度根源于只是敦促別人悔改的“領導者意識又和屢屢遭受的孤獨感或被害意識互為表里”（A225）。然而，故事從勸說哥哥受挫那里急速發展下去。主人公在說到發覺或許“我也吃了人”、“無法面對真實的人”時，產生了加害者的罪惡自覺；這種“罪惡的告白”同時也“意味著從被害者意識中獲得了救贖”。“形成‘獨醒意識’的最初的自覺還不夠，必須有把自己從再次形成‘獨醒意識’的自己本身中剝離出的、進行第二次回心（并非是進化論這一思想內容改變了）。”（A226）。“可以說他獲得了名符其實的自由。此外，可以說，在此，他第一次自己接受了自己本身，也可以說他第一次尋回了自己、第一次獲得了主體性。”（A227）。行文至此，或許會想起前面一節所提及的“自己接納自己（的命運）時”這句話吧。與此同時，在前面的圖解中，理應對“罪惡意識”到“認識主體的成立”得到確認。自此可以產生一種獨特的《狂人日記》新解——“狂人”在喊出“救救孩子”之后，回歸社會了。換言之，他從令被害意識潛在化的、只有自己是特異的存在這一領導者意識中掙脫出來，成了一個普普通通的人，投身于社會變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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