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達到這種心境之前，伊藤針一直對幸福所應有的狀態這個問題而深深苦惱。那個時候的伊藤最愛讀的書籍里，有一本卡爾•希爾逖的《幸福論》（卡爾•希爾逖，Carl Hiity，1833-1909。瑞士宗教哲學家，國際法大師。主要著作有《幸福論》、《不眠之夜——360個人生意義的思索》、《書簡集》等多部。——本文譯者注）。這是在當時廣為傳閱的一本書，然而，對于伊藤或許具有特別的意義吧，因為其中的一些句子充滿了啟示。在此，轉引一下伊藤的引用以及概論。“‘《圣經》斷然拒絕對上帝進行說明’，在某個時期只能無條件地相信并且‘實際上信起來試試’。只是如果要證明《圣經》并非虛假，那么有多得不能再多的證人。‘有勇氣的人不妨信起來試試’、‘信仰即行為’”等等（《上帝》146頁）。作為參考，這些詞句在后面也會被引用。
換言之，這里記述的是伊藤對基督教的“回心”經歷。然而，作為討論的引言，我想指出的一點是，這場經歷在伊藤的魯迅論等方面不僅僅成了他反復強調的“個”的自由能動性主體這一議論的基礎，圍繞自由與“個”的主體性而構成的示意圖和問題的機制等、在上述插曲以及引用中至少已經初步地或者說基本地安排在里面了。也就是說，拙稿執筆的目的，就是希望通過這些，換言之，就是以伊藤的討論為發端，通過包括竹內好在內的魯迅論，以為我自己的方式試著順著戰后的日本思想史來對自由與主體進行一下現在性考察。
話雖如此，伊藤虎丸的言論到底是展開討論的契機，因此還是從整理他的理論開始吧。為了簡單展示一下拙稿里頻繁出現的引用文獻，先將筆者進行研究的伊藤的著作列舉如下：
A 《魯迅與終末論 近代現實主義的形成》龍溪書舍，1975年。
B 《魯迅與日本人 亞洲的現代與“個”的思想》朝日新聞社，1983年。
C 《近代精神與中國現代文學》汲古書院，2007年。
以下文中如果沒有特別標注，那么，所引文獻皆以上述英文字母及其頁數表示。
二、伊藤魯迅論與自由的近代主體性形成的過程
正如上面一段文字所述，拋開伊藤向基督教的回心這一轉折點不說，可以認為，對于伊藤來說，展示其思想上劃時代的轉變的，共有兩個時刻。一個當然不用說了，是1945年。伊藤“蒙戰時教育所賜，曾是一個狂熱的愛國少年”（C509），因此，“屬于戰后才開始了解民主主義這一新的價值觀的一代人。實屬偶然，也是因為恰與我們的自我形成期相重疊，所以，那時所體驗的價值觀的轉換對于我來說，恰好可以稱之為‘回心’。”（A267）。然而，這個“劃時代”對于當時的軍國少年們來說，是人所共有的、相當一般性的事態，因此，或許談不上獨具個性。若加一句注釋的話，那就是在此之前一直希望學習理工專業的伊藤從那時起開始轉向了中國文學專業。伊藤本人曾著文說，他那樣做，尤其是因為受到了兩本書的強烈影響，一本是陶晶孫的《給日本的遺書》 ，由此他領會了“對日本近代精神應存方式的批判”，激發了他“新的亞洲聯合的出發點”和“希望向（新）中國學習”的志向（C512•509～510）；另一本，是竹內好的《現代中國論》 。在這本書里收錄了那篇著名的文章：《何為現代？——日本與中國的狀況》。正如大家耳熟能詳一般，在這部論文中竹內論述道，現代日本已經有足夠的可能接連不斷地吸收各種新事物，其文化可以稱為“轉向文化”、“優等生文化”，因此，無法實現本質上的自我變革；與此相對應的中國，無法發生變化、一直背負著挫敗感，也因此不會太固執拘泥于自我，通過挫敗感以及對挫敗感的抗爭，進而創造了新中國這個嶄新的自己。換言之，中國的文化乃“回心的文化”。在領會這一論述的同時，通過因為戰敗而展開的對日本文化進行的總體性反省與再生，在“重振祖國榮光”這一主題下閱讀，則十分容易理解。這種現象，不僅是攻讀現代中國專業的人，在當時全體學生和知識分子心中，也可以說是一種共同的心緒。并且，盡管伊藤參加了魯迅研究會，但卻沒有像丸山升那樣去研究魯迅。伊藤的畢業論文寫的是清初的知識分子朱彝尊，碩士論文寫的是與魯迅對立的創造社的郁達夫論。僅憑這一點來看，就可以根據當時日本全體知識青年的思想趨勢來說明伊藤的個性，因此，或許可以說并沒有與眾不同的地方。談及魯迅，伊藤講，“對我來說他過于偉大了，說實話，真的感覺高不可攀”（A4），“將其作為研究對象或者說書寫魯迅論，對我來說，簡直過于恐怖，甚至認為他是一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駕馭的超人”（A39）。可是，懷著那種想法的伊藤之所以在其后作為魯迅研究者留下重要的足跡，是因為他迎來了上面提及的另外一個劃時代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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