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竹內《魯迅》，伊藤也作過如下論述：“竹內所問訊的，是實際存在性的‘文學家魯迅’如何孕育出了不斷戰斗的‘文學家魯迅’的。”（B14）。
例如，岡山麻子指出：“竹內認為，魯迅意識到的‘罪惡’這種東西被描寫在散文詩集《野草》中，也是對在中國被表達成‘鬼’的魂靈的意識；而站在魯迅保全生命繼續活下去的角度，面對于那些與社會秩序相對立并為此死去的犧牲者，意識到了‘罪惡’，認為現在的自己作為一個生的存在是建立在他們的死亡之上的——對此，竹內是持否定認識的。”《竹內好的文學精神》，論創社，2002年。91～92頁。
其后，不是就贖罪意識，而是就終末論，伊藤也曾這樣論述：魯迅的“是否應該說，終末論式的視點不是源自西歐式的與至高無上的超越者的相遇，反而是通過和形成了亞洲式的歷史社會最底層的‘深重陰暗的底層’的民眾的死、或者活著卻彷徨不已的孤魂幽鬼‘相對而坐’才獲得的” （C245頁）。
筆者的魯迅論也幾乎沿襲了這一點。但由于本文的論述對象不是魯迅本身，因此，不做特別的討論。請參照《解讀魯迅——謎團與不可思議的10篇作品》，東京大學出版會，2006年版。
請參照這一段：在中國現代，“在考察魯迅的進化論時，我設定了這樣一個假定觀點——是不是可以尋找出與我們‘日本’根本不同的接納吸收西歐的應存方式呢？勉強一點兒說，就是尋找出更具本質性的另一個‘歐化’呢？”（A182）。此外，作為接納吸收歐洲精神的土壤，一個觀點是，“精神相似”的“自己”非常必要，而伊藤則對各自固有的精神進行了探索。從“樸素之民”到阿Q，尋找改革主力的主題根源也在此。
還有這樣一段：“始于《狂人日記》的他的吶喊，到了《鴨的喜劇》中的‘寂寞’，我覺得仿佛又一次畫完了一個圓環一樣。而《補天》的意圖則在于……讓青年時代深深吸引了他的心靈的歐洲近代‘精神’ 在少年時代的回憶里的依然永生的‘樸素的民眾’之魂里托魂顯靈。……《補天》的末尾（第三章）回到了《狂人日記》的結尾，黑暗的圓環再一次圓滿完成并被封閉住。……必須以再度重復《彷徨》和《野草》時期的形式經過這個過程” （C97～98）。進行吶喊和呼吁的“超人”和接受吶喊與呼吁的“樸素的民眾”這一構圖也是伊藤魯迅論的一個主題圖案，它也正關系到對《〈阿Q正傳〉的成因》進行解釋的問題。
《竹內好這個問題》，巖波書店出版，2005年版。在此書里,孫歌論述的竹內好關于“掙扎”的論點,可以作為竹內《魯迅》的注腳，現引用于此:“‘掙扎’的過程,就是清晰地看到主體只能在他者中進行自我選擇的事實吧。‘掙扎’的過程,是一邊存在于他者內部一邊否定他者的過程，這同時也是他者進入自己內部、并通過他者的進入來否定自我的過程。對于竹內來說，這二者當然應該是以同時進行的方式來進展的。……也就是說，他者只有成為自己的一部分時，才開始具有意義。而這正是在不斷進行自我否定的過程中，也是他者也在不斷被否定的過程中，才真正能夠成為他者”（66頁）。附帶一句：對此論點，筆者并非完全贊同。
“把奴隸根性進行權力化描畫的主人公阿Q不僅僅是一個被否定的人物，正如木山英雄將他讀解成一個‘積極地黑暗人物’那樣，實際上除此以外（除了自我變革以外），他也是可以成為肩負起中國革命的、不具備‘國粹’性的主體的‘積極人物’，正因為如此，此后作為小說家的魯迅的行動，才自始至終以這樣的‘國粹’來把接納歐洲近代‘人’顯靈托魂，由此產生的變革主體不在正人君子（的國粹）那里摸索，而在民眾（的國粹）這邊摸索。可以說，這個構圖一直貫穿始終”。參照（A72～73）。
還有這樣一段：“阿Q不僅僅是一個被害者，也是一個不覺悟的阿Q。這里對辛亥革命的批判很尖銳，但追根究底，也是在批判——沒有讓阿Q覺悟的革命，不是革命。”并且此后，《〈阿Q正傳〉的成因》中的一段原文翻譯過來了（B212）。
“漠視”的存在還被意識到了，而“空白”在一開始根本沒有被意識到，從這個角度講，屬于不同層次的問題。對這期間發生的變化，世間評說雖各不相同，但請參考北田曉大所著《嗤笑日本的民族主義》，NHK書籍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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