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近代與主體的“形式化”
許久沒有這樣了，把伊藤魯迅論和竹內《魯迅》一邊比較一邊重讀，蒙其刺激，不知不覺寫下了冗長得荒唐的文章。坦率地說，對伊藤虎丸所討論的意義筆者比過去理解得更清楚了，但對竹內《魯迅》
中的曖昧和不透明處卻也真感到棘手，甚至感慨這未免有些“外強中干”或“虛張聲勢”吧。從整體上看，筆者或許是在伊藤的框架中讀的竹內《魯迅》。對個人性的思想歷程進行素描，在我或許要費幾分躊躇，但坦率地說，伊藤主張的產生于近代歐洲的自由的主體性對筆者曾經是一個令心情沉重的概念。伊藤在1975年曾指出：“包括對思想和理論這些東西的理解方法在內，思考方式是極端實體論性的，而在大約三十歲以下的人當中，這是一個普遍存在的顯著的特征”（A30）。回顧過往，不得不承認，包括筆者在內，實際上的確如伊藤所言。同樣，正如伊藤所指出的“這讓我不由得再次想起了‘他們（全國大學共同斗爭會議運動）’流行起來的‘主體性’這個詞”（C269），對于當時的我來說，“主體性”正因為是理念，所以才會成為充滿憧憬和不安的關鍵性概念。
由于伊藤是在近代歐洲精神與自覺、換言之也就是態度和姿勢上尋求主體性的，因此決不能作“實體論式”理解。可是，若以此為目標的話，那么，無論如何恐怕總會被“實體化”吧。歸根到底，如何才能獲得具有“主體性”的自我，我也不清楚。請再次參照第二節里曾舉出的對“真正的人”亦即“自由的能動性主體”所作的四個定義（C119頁或139頁）。要想實現這個委實宏大的內情，對我來說，實在是束手無策，徒感無力。在前面也已經講過，這一被實體化的、卻作為難以實現的對象而存在的“主體性”對我來說漸漸地形同桎梏。
然而，在目下的我看來，無論是丸山真男還是伊藤，指出日本現代化尚未成熟、至今尚未實現現代化這一點上，可以說在當時“真正的現代”“主體性”這些概念的實體化上，他們完全沒有責任。只是正如伊藤所指出的那樣，在戰后民主主義中，他們的想法并非主流。在個人的思想面前，把某種什么事物作為真理的基準搬來，并根據與這個基準的距離來進行衡量事物。不能不說那與竹內和丸山真男所批判的、搬來外部權威的做法沒有任何不同。結果，對于個人來說，不是自己擁有思想，而是被思想擁有。對此問題后面還將論及。另一方面，在七十年代后期以后的時代潮流中，另一種動向開始強大起來。到六十年代末為止，可以說已經過剩的內情豐富的主體概念在失去伊藤所批判的“實體論式”傾向的同時，其內情也漸漸地越來越稀薄。在這里先把它稱作關于“現代”和“現代性主體”的幾個概念的形式化。如果暫且把伊藤稱之為“精神”的、反對實體化的言行看作是機能性的話，那么，實際上并非如此。先從結論上講，這些概念喪失了朝著“進步”、“提高”等方向努力的確立真正的個人的意義和價值，進而轉化到了正規系統上來。另一個原因也在于這個時期的時代背景——無論是對美式民主主義與自由的渴望，還是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社會主義的憧憬與歷史性必然，對那些“宏大故事”，起初是反抗否定，接下來是漠視，不久就出現了空白 。在此，歸根到底只是根據筆者有限的讀書經驗，通過對三位思想家的論述將其“形式化”的界面剖開看一看。為穩妥起見，先要交代一下的是，即使它們具有某種與現代或者現代性相異的價值取向，從某種意義上講，即使其“解構”已經是被設定好的，也并不是從一開始就設定好了那幾個概念的“形式化”。與此同時，作為知性時代背景的潮流，這種“形式化”的過程粗略而言也具有由個人走向社會的矢量。實際上，實存主義式的對個人的關心是以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為媒介把重點移向社會構成主義的。
成為契機之一的是柄谷行人的《現代日本文學的起源》 。這部著作的巨大影響力在于釋放了“現代性自我（自己）”這一日本文學研究領域的重要概念的重量感。柄谷對于既往的研究提出了下述疑義：“關于日本現代文學，盡管說法不同，但一直是在對‘現代性自我’進行講述。然而，就好象‘現代性自我’已經在腦子里存在一樣地拿過來就說，這未免滑稽”（該書67頁）。“若想讓自己作為自己而存在，則必須具備其他條件”（該書41頁）。比如，他將此喻為“發現風景”，這樣具體闡述：“山水畫家描畫松林時，首先要描畫出松林這一概念（松林一詞所意味的事物），而不是實際的松林。為了看到作為描畫對象的實際的松林，這個‘作為先驗性的、形而上學式的模特’，必須把超越性的‘場’ 顛倒過來。透視法就在這里出現。嚴密地說，透視法已經作為透視法式的顛倒而出現了”（該書27頁）。同時又指出：“現代文學的現實主義顯然在風景中確立”。在這里，基于透視法式構造而產生的“內面”已經開始形成，但“那不是從一開始就有的，而不過是在符號論式的布置的顛倒中終于出現的”（該書61頁）。因此，柄谷“‘不是從內面’來看言文一致，正相反，一直力圖從確立‘言文一致’這一制度上來看待‘對內面的發現’的”。“‘內面’只有作為其本身仿佛存在一樣的幻想，才能夠因為‘言文一致’而確立起來”（該書67頁）。這一事態不僅限于文學和宗教，甚至涉及到主觀—客觀這一現代科學的世界觀。“內面”、“主觀”、現代性“自我”的成立，“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對應‘現代國家’的成立而言的”（該書111頁）。換言之，在這里，“現代化”或者“現代性主體”作為現代國民國家的制度性成立的一個反映，已經被烏有化了。在此插入一個注腳。擱筆回望一下，歸根到底“現代性自我”這個概念是如何定義的，其實質依然不明了。是不是也可以說，那是文學研究領域里的一種近乎偶像崇拜一樣的（超越論式的）咒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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