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哲學史上儒家認為人性是精神的，所以世界是道德的，社會管理唯有以德服人，或者說管理以人為本，但孤立的儒家具有機械唯道德主義的傾向。法家認為人性是利益的，所以世界是物質的，社會管理唯有賞罰，或者說獎懲機制，即利益引導與法律強制的統一，但孤立的法家具有機械唯物主義的傾向。而荀子則實現了儒法合流，即“隆禮重法，禮法合一”。
中國漢唐及當代日本對儒家的理解源自荀子對于孔子的理解，諸如漢武帝時期董仲舒的“獨尊儒術，罷黜百家”，這個“儒”準確的說是荀子，董仲舒本人的學說不過是荀子學說的巧妙翻版，所實現的同樣是儒法合流，“獨尊儒術”是不存在的。漢宣帝說；“漢家本有制度，本以王霸之道雜之”， “王霸之道”即儒法合流。對道家{《道德經》《莊子》《周易》}的理解源自韓非子對于道家的理解，即“以法釋道”，中國史中稱其為“打著道家旗號的法家”，日本的“神道”從屬于這一學派，以韓非子為代表的法家“霸道”日本思想家刪除了其中的“權術”部分，經過重新商標注冊，即所謂的“武士道精神”，即日本今天的公務員精神，當然日本社會還吸收了佛家的智慧。
宗教是什么？但凡成熟的宗教都有純哲學的傾向，哲學雖然能為唯心主義服務，但同樣能為唯物主義服務。就如基督教在中世紀的歐洲是唯心主義的，文藝復興時期遭到了啟蒙思想家們的激烈批判，由此基督教發生了分裂，或者說理論創新，產生了唯物主義的基督教新教，美國歷屆總統在其就職演說的結束語都是“愿上帝保佑美國，愿上帝保佑大家！”。
國人一再抱怨日本人學去了中華文明的精髓，卻不知中華文明的精髓為何物！中國的教育只教會了人們記憶，卻沒有教會人們思考，自國都遷離長安之后中華文明迷失了自我。
機械唯物主義者認為；“權力失去監督必將導致腐敗”，而實際的情況是對于人的行為進行事無巨細的監督是不可能的，荀子的禮制其作用是在沒有監督的情況下人性如何實現自我約束，即提升國民的素質與修養，而這是社會管理的“綱”。
綱舉則目張，綱：漁網上的總繩，目：漁網上的眼，提起漁網上的總繩一撒，所有的網眼都會展開，提起漁網上的總繩一拉，所有的網眼都會收緊，社會管理中會有許多問題，但提升公民的素質修養是社會管理的“綱”。
荀子是漢唐儒學的代表，朱熹是宋明及清后期儒學的代表，荀子與朱熹對于孔子，對于禮的不同理解，就如同毛澤東與鄧小平對于馬克思主義的不同理解，而二者之間的差異就如同白天與黑夜的差異。
荀子依靠對君子的敬仰，對小人的批判來實現人性的自我約束，從而提升人的素養的，日本人喜歡稱人為君，即《荀子》中的君子，日本人的素養由此而來。
君子；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勞苦之事爭先，享樂之事能讓，端正誠信，奉公守法而又明察事理，走遍天下，即使困于蠻荒之地，人們也沒有不尊敬和信任他的。小人；蠻橫而又性情虛偽，勞苦之事就偷奸耍滑，畏縮逃避，享樂之事就死皮賴臉毫不退讓，并且卑劣放縱而不知檢點，走遍天下，即使小人得志，人們也沒有不厭惡和輕視他的。
君子容易結交但難以侮辱，容易恐懼但難以威脅，害怕是非但不逃避為正義而死。
君子安閑而血氣不衰，勞倦而精神不懈。喜不過獎，怒不過罰，是因君子能以公義勝私欲。
君子恥于自己沒有信用，而不恥于不被信任，恥于自己沒有德行，而不恥于被人污蔑，恥于自己沒有才能，而不恥于不被重用。
意志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左右金錢，小人被金錢所左右。利少而義多，為之，身勞而心安，為之，良農不因天旱不耕，良商不因虧本棄商，君子不因貧窮而放棄原則。
社會公民道德的重塑需要弘揚荀學的恥感文化，今天不知羞恥為何物的中國人不是少數。
法制是治理國家的開端，而君子是執法執政的根本。有完備的法制而貪腐成風、民怨沸騰的情況是有的，有君子而貪腐成風、民怨沸騰的情況至今還沒聽說過，孫子的兵法并沒有失傳，但孫子不能保證后世的將軍都百戰不殆，《唐律》并沒有失傳，但唐太宗不能保證大唐世世代代都稱王天下，法制本身不能獨立，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所以說法制是治理國家的開端，而君子是執法執政的根本。有君子法制即使簡約，也足以管理一切，沒有君子，法制即使繁瑣，也會因為執行力度的問題，或者失去先后施行的順序，不能應付事情的各種變化，而足以造成社會管理上的混亂。
荀子認為；法治與人治必須統一，單純的法治或者單純的人治都是片面的，這個問題兩千年以前人們已經爭論過了，而今天人們還在爭論。
荀子是唐代時的圣人，唐太宗本人更是荀子的粉絲，荀子的“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曾被唐太宗反復引用，荀子認為；尚賢使能是一個國家走向富強的根本，從而唐太宗在用人方面不因親舊關系而取庸劣，不因關系疏遠，甚至是政敵而舍賢才，因而使全社會各階層各方面的優秀人才都能為唐太宗所用，而在今天的中國一個人的年齡、學歷、戶籍、關系背景還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一個人能力的發揮。荀子的禮制認為；君子應該是誠實正直的，不服從領導而有利于領導的言行謂之忠，服從領導而不利于領導的言行謂之諂，服從領導而有利于領導的言行謂之順。而中國當代社會對忠誠的理解僅僅是對于領導者無條件的順從，中國社會之所以迎合型干部多，是因為中國社會缺乏忠誠的哲學。在荀子忠君思想的影響下唐太宗的屬下皆正直敢言，勇于任事，有一次唐太宗下令修建洛陽乾元殿，張玄素上書諫止，認為現在國力不如隋朝，如果勞民傷財動工興建那么唐太宗那不是就連隋煬帝也不如了，雖然唐太宗不服，經過辯論唐太宗最終聽從了張玄素的意見，停止了這項工程，并且稱贊張玄素敢言，賜給絹五百匹。
誠實、正直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 最為重要的品質，誠實、正直養成了個人或者集體的能力才會得到最大的發揮，虛偽如果養成習慣，個人或者集體的能力將受到極大的限制。
在荀子成為圣人的唐代，唐的聲威遠播四海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今天的日本人和唐代的中國人一樣要么是由衷的贊美，要么是直言不諱的批評，我們對此已經感覺到陌生和不習慣了。
有些人說中國人素質低，為什么唐代時中國人素質高呢？孔子認為；政府好像一個盆，人民好像水，盆是方形的，水就是方形的，盆是圓形的，水就是圓形的，所以說國民素質是由政府所決定的。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個人利益決定個人判斷，國家利益決定國家的判斷，人性中追求自身進步，自身生存條件改善的人之常情即人的發展權，或者國家的發展權是不容否定的，發展從屬于公共道德，所以從屬于“禮”，而朱熹的“禮”一貫是“存天理，滅人欲”的，一貫否定個人或者國家的發展與進步，不論是國家還是個人追求利益是不道德的，這種狀況使得道德為個人與國家所輕視，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則異化為道德的淪喪。
不論是道德還是法制只有與個人或者國家的發展與進步溶為一體時，道德或者法制才會有約束人們行為的作用，人們也才會有遵紀守法的自覺性，當利益與道德溶為一體時，人性好德如好色。
荀子儒學認為；一個人大是大非上對了，小是小非上也對了，這樣的人可以稱之為圣人。一個人大是大非上對了，小是小非上錯了，這樣的人可以稱之為人才。一個人大是大非上錯了，其它就不用看了。
朱熹說過很多話，有些當然是對的，但朱熹在大是大非上錯了，所以他的其它就不用看了，把朱熹吹捧成圣人的宋王朝積貧積弱是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
人之生固小人，沒有禮制的引導，法制的約束，人性只能唯利之見，又遇社會變革，沾染了不良的社會風氣，于是小人更加渺小，卑劣的本性更加卑劣，小人可以做君子，但小人不愿做君子。今天小人們的心靈如同他們只知道吃喝的嘴巴和排泄的肛門，安知大局整體，安知廉潔恥辱，安知恭敬辭讓，安知道德公義。
關于勞資關系的和諧，荀子認為；領導者應該以愛護、公正的態度對待屬下，下屬應該以忠誠，盡職盡責的態度對待屬上，即君仁臣忠，在企業內營造一種家庭式的社會氛圍，即日本企業管理文化中的所謂的“團隊精神”。
關于社會成員之間的和諧，荀子認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尊敬是一樣的，而實際情況是兩樣的。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便為不肖，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肖而不敬是戲虎也，人如禽獸就是社會的垃圾，戲弄老虎則十分危險。
也就是說對于周圍的人，先不要考慮你自己的內心感受如何，首先需要的是對他示敬，你盡可以有自己的好惡標準，但在與人相處時個人內心的感受都不應該表露，因為在兩個人以上的公共場合，需要的是公共道德，而不是個人的一己私德。
關于家庭關系的和諧，荀子認為；兩貴不能相使，兩賤不能相事，數也。人與人的平等將會使社會喪失效率，一個家庭如同一個企業，一個軍隊，其組織關系必須有主有從，如果大家都完全平等，誰也沒有權力命令誰，其結果只能是一群缺乏效率與和諧的烏合之眾。
二戰前后歐美、蘇聯的婦女解放運動，是因為戰爭，及戰后經濟的高速增長，導致其社會勞動力嚴重不足，而本身這一地區地廣人稀，必須讓婦女走出家庭以支持戰爭，及戰后經濟的高速增長，對多生孩子的婦女政府予以多種福利及補貼以鼓勵其生育。自稱為自由、民主燈塔的美國1920年才承認婦女擁有選舉權，所以歐美的婦女解放運動，更多的是經濟發展成就的產物，而不是其自由與人權的產物。中國和歐美相比，由于人均經濟總量偏小，人口過剩，在勞動異化與婦女解放之間“兩害相衡取其輕，兩利相衡取其重”，必須制定限制婦女就業的政策，婦女更適合回歸傳統的社會分工—家庭之中。當夫妻雙方都在工作中疲于奔命時，試問誰來照顧家庭？并不是全社會每一個家庭都有能力雇個保姆的！
對于知識第一是學習，第二要懷疑，第三要有自己的不同看法，唯此才能克服教條主義，唯此知識才能為我所用，唯此人才能成為知識的主人，否則人將淪為知識的奴隸。
今天的日本勞資關系和諧，家庭關系和諧，吏治清廉，環境友好，社會公平，實踐中日本更像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馬克思主義雖然能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提供倫理上的支持，但無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提供倫理上的支持，這是中國社會當前面臨的主要矛盾。
韓非子認為；“強國事兼并，弱國務力守，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于人”，即使在今天像美國這樣的強國發動戰爭，像阿富汗，伊拉克這樣的弱國只能光著屁股挨打，國家強大就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強加給別人，國家弱小別人就能把他們的意志強加給我們。
賢人屈于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紂為天子則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持，而賢智不足慕也。
孔子見到魯昭公要下拜，不是魯昭公的道德使孔子下拜，而是魯昭公的權勢使孔子下拜，如果魯昭公光有道德而沒有權勢孔子是不會下拜的，在道德與權勢之間人性首先屈服的是權勢，而不是道德。
人性為利益所引誘，為權勢所屈服，唯物主義通俗的說就是有錢有勢，有錢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指的是經濟先進，有勢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指的是軍事強大，一個國家經濟先進，軍事強大就能在國際政治的斗爭中贏得主動，反之則很被動，今天的中國只知道經濟先進，而不知道軍事強大。
中華文明自宋以來的衰落實質是法家哲學的衰落，如果說儒家是民族的血肉的話，那么法家是民族的骨頭，一個人也好，一個國家也好，一個民族也好，不能光有血肉而沒有骨頭。蒙古也好，滿洲的最初也好，近代的西方列強也好，今天的世界頭號霸主美國也好，它們所信奉的是以實力服人的法家類哲學，近代西方文明的崛起實際是西方法家哲學的崛起 。
如果將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進行類比的話，荀子儒學類似于基督教新教，朱熹儒學類似于天主教，就如基督教新教成就了英國、美國、德國的大國崛起一樣，荀子及其學生韓非子的思想在歷史上成就了漢唐，在今天成就了當代日本，1937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就是中國的十倍，經過七十多年的努力中國經濟終于于2010年勉強超過了日本，這還是依靠十三倍于日本的人力，二十五倍于日本的土地及資源取得的成就，有人會說二戰后的日本經濟受到過美國的支持，那么試問1937年誰在支持日本？有人說二戰后的日本放棄了軍備，一心一意搞建設，那么試問1937年日本有沒有軍備？如果非要說有人在支持日本的話那么也只能是荀子及其學生韓非子，是荀子、韓非子給予了日本大國崛起的精神動力，或者說倫理支持。
一個國家的文明如果不能植根于自己的文化土壤之中，繁榮與成就只能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是不可能有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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