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征集中國精神——“公平正義，立人強國”之我見
關鍵詞：社會熱點，儒家以“仁政”公正 民生以“良知”崇德
——淺談泰州學派王艮心性教化對當代社會的借用
明清以來，思想家、教育家王艮在江蘇泰州安定書院（時敏中學）講學，將胡瑗“文體達用”理念，上升到“文理達用”的“天下之樂”。現在江蘇省泰州中學蔣建華校長進一步提出了征集“中國精神”、“文理達用，立人強國” 境界，必為當代社會“治天下”所用。
一、 儒家學說的公正理念
儒學主要研究的是關于“治天下”的學說，儒家學說有句名言：“水則載舟，水則覆舟”（1），一語道破了民生的重要性，也映射出儒家站在統治者立場畏懼民生的無奈。儒家思想注重人對社會良知道德的需求，從人的心性深處剖析人性的普世共識，企圖實現人人心性崇德，形成自然的社會公正秩序，從而達到“治天下”的功效。
孔子梳理了關于“儒”的著述，創建了“仁”的理念和關于“德政”的學說。其“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2）的思想因符合人的心性需求而深得人心，成為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公正與民生思想內涵，歸為“仁政”下的公正意識。孔子曰：“政者，正也”（3），點明了“政”與“正”的關系；這里的“政”是指統治階級行政，而行政必“正”， “正”即社會公正、社會的良知道德，指向了“仁”的內涵。孔子又曰：“養民也惠，使民也義”（4），“養民”“使民”體現了“德治”，而“惠”、“義”顯現了“仁”的意識，都有關注民生與公正的思想意義。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關于“仁”的思想，提出了“四心”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5）“四心”比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更細致地剖析了人的心性良知，指出這是社會中人與人的“仁愛”關系，是社會的良知道德、人性大愛。孟子把“仁愛”與“德治”結合起來，推出關注民生的“仁政”說，曰：“……王如施政與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6）。這里闡明了具體的公正舉措、民生狀態，描述了“仁政”的社會秩序功效。
漢大一統以后，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理念，突出儒家學說中關于社會人際關系的“三綱無常”（7）：“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他強化為臣的絕對服從于君王、為子的絕對服從于父、為妻的絕對服從于夫；雖然也要求君、父、夫要以身作則，但實際上“三綱”的前提則更加夸張地貫徹在現實中；“仁、義、禮、智、信”是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行為指導，但這“五常”在“天人感應”前提下夸張上升成“天理”，結果在實踐中演變為一種束縛人性的教條；儒學發展至宋朝以后，朱熹又從心性說出發，認為“天道”是無私無欲的境界，而人心有私欲，為天理所不容，反對人沉溺于私心欲望之中，因而“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于此體認省察之。”（8）要求“明天理，去人欲”，結果在實踐中人的心性良知被僵化，導致民生關系完全被固化教條，人的道德氣節被無限拔高，儒家的公正與民生思想失去了原意，逐漸變為麻木人心的工具。
在《列女傳》中紀錄了一件事：“蔡人之妻既嫁于蔡，而其夫有惡疾，其母欲改嫁之。該女認為夫之不幸即妾之不幸。嫁人之道，一旦結婚，則終身不改。今夫不幸染上惡疾，正應細心照料，以情相慰，怎么可以棄之而再嫁呢？遂不從”（9）。這個故事被用來標榜“三綱無常”的社會實踐：這位蔡女士不僅以“夫”為綱，又充分體現了“五常”的德行……但是，如果這位“夫”并沒有因“以情相慰”而痛改前非呢，抑或他更加得意而肆無忌憚呢？蔡妻“棄之而再嫁”就違背了“三綱無常”！ “一旦結婚，則終身不改”是社會共識的心性氣節。蔡妻自然就沒有了選擇。從這里去探就儒家的公正與民生思想，發現在現實中已經背離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個根本。
二、 王艮思想的民生意識
王艮，明代思想家、是泰州學派"明理達用"的創立者。十一歲時家貧輟學，隨父經商，因善經營成為富戶。王艮一生布衣，拒絕入仕；一生勤奮，標新立異：“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學”，是王艮的思想特色。王艮反對儒學束縛人性的僵化，卻把儒學中以“仁”為核心的良知道德理念，作為一種民生教化的資源，提出“百姓日用”是圣道，經由個人心性的指向，喚醒民生共識良知道德被奴役和麻木的民生的思想。
王艮說：“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挈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不正也”（10）。說明“身”為正本之源，天下國家由人構成，所以應該包括所有的人，都應該是平等的，人人都可以具有君子的思想水平，為“人人平等”夯實了基礎；再要求人人“以身平等”，人人要尊身、安身、保身、愛身，以“明哲保身”提示人的獨立意識，為“人人平等”壘造了第一個臺階；又說：“天性之體，本是活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11）”強調人的個性生命是鮮活的，自然負有七情六欲的個性特征和原望，都有存在的合理性，顯然，“明天理”，去人欲”不符合人的心性共性。還原人的自然性，為“人人平等”造就了第二個臺階；王艮再剖析天然存在之理；認為“人性之體”，“體”都有自然共性，百姓日用也是“天然自有之理”。指出“圣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12）就是說凡不符合、不貼近百姓日常生活的就違背了自然之理，也就是說只有民生需求才是社會最大需求，把民生抬到社會最高度。
王艮非常清晰地意識到：“蓋刑因惡而用，惡因無教養而生。茍養之有道，教之有方，則衣食足而禮養興，民自無惡矣……（13）他十分明確地對儒家學說進行了揚棄，把儒家學說中具有普世共識的內容編輯成普及版，讓儒家學說鮮活起來“……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人不惡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如寶。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能敬身，則不敢慢人，不慢人，則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則吾身保矣。此仁也，萬物一體之道也……”（14）這顯然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詮釋，在這里王艮幾乎全盤接受了儒家思想的這一箴言：又說道：“事親從兄，本有其則。孝弟為心，其理自識。愛之敬之，務至其極。愛之深者，和顏悅色；敬之篤者，怡怡待側。父兄所為，不可不識；父兄所命，不可不擇。所為若是，終身踐跡；所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若善，盡心竭力；所命未善，反復思繹。敷陳義理，譬喻端的。陷之不義，于心何懌？父兄之愆，子弟之責。堯舜所為，無過此職。（15） ”在這里，王艮卻鮮明地反對“三綱無常”，從各個角度告誡人們不可失去自我，而應是獨立思考，有所選擇！實際上，王艮是在以“不可不識”對質封建等級：以“不可姑息”置疑“滅人欲”；以“反復思繹”反抗固化的禮教！
王艮的教化方式貼切生活，體現了他的“百姓日用”的原則。與此同時，王艮深知只有人人平等，才可能實現真正的社會公正！他向往社會得到真正的“人人平等”下的公正，民生不僅是自覺維護社會秩序的民生，還是監督社會秩序的民生，他起草了《均分草蕩議》，主張：“予民教養，讓民參政；均分土地，使民樂業……”（16）。王艮的這些思想，比之孟子對“仁政”下的公正社會描述，更具有高屋建瓴的宏觀性和原則性。
三、 民生教化的當代借用
社會公正是隨著歷史的進步而進步的。當前我國快速發展，追求社會公正是“圣道”，民生的需求就是全社會的需求，全社會正日益加強對民生權益的合法保護，全社會追求“人人平等”下的法律法規公證，社會公正超越歷史日臻完善：孔子的“養民也惠，使民也義”，已然由民生自行評價；孟子的“仁政”已然由法律監控；王艮的“讓民參政”已然實現；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人的心性需求越來越強，那么，儒家關于“治天下”的學說里有句名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家齊，家齊而后治國，國治而后太平……（17）《大學》”。這句名言點明了個人與“治天下”的邏輯關系，在這個的推論中，“格物、致如、誠意、正心”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前提。這個論斷是儒家民生與公正思想的總脈絡，儒家以“仁”為核心的良知道德理念，應用在每個環節中，因而這一思想認識，非常深刻地烙印在民生的精神內涵中。
王艮注意到了儒家學說注重人的心性的特質，反對儒學束縛人性的僵化，對儒家學說作了揚棄和加工，他利用儒學教化民生，喚醒人性的良知道德共識，企圖建立人人平等、人人心性崇德的理想社會，寄希望于民生建設的精神內涵有所提升！事實上，王艮有心引領“人人平等”的共識，卻無力建設“人人平等”的社會。而今，現代社會物質極大豐富，孔子曾有過預言：……，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8）。孔子認為，國家富裕了，就要施行教化。不少事例說明今天的民生正面臨著“富后而教”的狀態，民生的精神內涵需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例一青年從高樓墜下不治身亡，一對白發夫妻痛不欲生……在他下墜的地方正巧停著一輛雪佛萊汽車，下墜的重力將汽車玻璃將砸碎，車身撞傷，汽車送去修理，按法律規定應從保險費里面報銷掉70%，剩余30%有1000元應當車主自費，車主要求賠償自費部分，飽含失子之痛的白發夫妻以然賠償，無語。但是，車主還要賠償因汽車修理的誤時交通費幾十元，這讓白發夫妻傷心異常，引發了社會的紛紛議論……為什么？
那是因為從法律說，車主沒有錯，但民生的良知很難接受！人們希望這位車主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看輕幾十元、甚至看輕1000元，如果他能向飽嘗失子之痛的白發夫妻表示哀悼，不要求賠償，作為向死才的告慰，這樣，車主用1000元擦亮了人性的良知道德，換來了社會大愛，奏響了社會和諧的頌歌……反之，如果一個社會缺失人性良知，喪失精神內涵，那么，“人人平等”下的法律法規公正，也不可成為“治天下”萬能！因而，傳承關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和“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脈絡，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孟子“四心說”的良知道德注入新的活力，是當代民生“富而后教”的重大課題，能為當代“治天下”所用。
當然，儒家關于公正與民生的思想為當代所借用，在今天一定有它的歷史局限性；王艮的全民教化思想，也有它不夠全面的不足，因而，這種借用應當是選擇性的、與時俱進的參照性的、抓住實質型的，不妨借鑒王艮的《樂學歌》：“……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后學，學便然后樂。樂是學，學是樂，天下快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參考書籍：（１）《荀子．王制》（２）《雍也》（３）《顏淵》（４）《公冶長》（５）《孟子告子上》（６）《孟子梁惠王上》（７）《春秋繁露》（８）《朱子語類第十三卷》（９）《列女傳》（１０）《明哲保身論王艮》（１１）《孝弟箴》（１２）《王心齋全集》（１３）《王道論》（１４）《明哲保身論》王艮（１５）《孝弟箴》王艮（１６）《均分草蕩議》（１７）《大學》（１８）《論語》（１９）《樂學歌》
本文結論：中國精神：“君子風骨，科技創新，牢記南京大屠殺！”
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征集中國精神——“公平正義，立人強國”之我見
關鍵詞：社會熱點，儒家以“仁政”公正 民生以“良知”崇德
——淺談泰州學派王艮心性教化對當代社會的借用
明清以來，思想家、教育家王艮在江蘇泰州安定書院（時敏中學）講學，將胡瑗“文體達用”理念，上升到“文理達用”的“天下之樂”。現在江蘇省泰州中學蔣建華校長進一步提出了征集“中國精神”、“文理達用，立人強國” 境界，必為當代社會“治天下”所用。
一、 儒家學說的公正理念
儒學主要研究的是關于“治天下”的學說，儒家學說有句名言：“水則載舟，水則覆舟”（1），一語道破了民生的重要性，也映射出儒家站在統治者立場畏懼民生的無奈。儒家思想注重人對社會良知道德的需求，從人的心性深處剖析人性的普世共識，企圖實現人人心性崇德，形成自然的社會公正秩序，從而達到“治天下”的功效。
孔子梳理了關于“儒”的著述，創建了“仁”的理念和關于“德政”的學說。其“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2）的思想因符合人的心性需求而深得人心，成為儒家以“仁”為核心的公正與民生思想內涵，歸為“仁政”下的公正意識。孔子曰：“政者，正也”（3），點明了“政”與“正”的關系；這里的“政”是指統治階級行政，而行政必“正”， “正”即社會公正、社會的良知道德，指向了“仁”的內涵。孔子又曰：“養民也惠，使民也義”（4），“養民”“使民”體現了“德治”，而“惠”、“義”顯現了“仁”的意識，都有關注民生與公正的思想意義。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關于“仁”的思想，提出了“四心”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辭讓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5）“四心”比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更細致地剖析了人的心性良知，指出這是社會中人與人的“仁愛”關系，是社會的良知道德、人性大愛。孟子把“仁愛”與“德治”結合起來，推出關注民生的“仁政”說，曰：“……王如施政與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6）。這里闡明了具體的公正舉措、民生狀態，描述了“仁政”的社會秩序功效。
漢大一統以后，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理念，突出儒家學說中關于社會人際關系的“三綱無常”（7）：“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和“仁、義、禮、智、信”。他強化為臣的絕對服從于君王、為子的絕對服從于父、為妻的絕對服從于夫；雖然也要求君、父、夫要以身作則，但實際上“三綱”的前提則更加夸張地貫徹在現實中；“仁、義、禮、智、信”是儒家思想中的道德行為指導，但這“五常”在“天人感應”前提下夸張上升成“天理”，結果在實踐中演變為一種束縛人性的教條；儒學發展至宋朝以后，朱熹又從心性說出發，認為“天道”是無私無欲的境界，而人心有私欲，為天理所不容，反對人沉溺于私心欲望之中，因而“人之一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于此體認省察之。”（8）要求“明天理，去人欲”，結果在實踐中人的心性良知被僵化，導致民生關系完全被固化教條，人的道德氣節被無限拔高，儒家的公正與民生思想失去了原意，逐漸變為麻木人心的工具。
在《列女傳》中紀錄了一件事：“蔡人之妻既嫁于蔡，而其夫有惡疾，其母欲改嫁之。該女認為夫之不幸即妾之不幸。嫁人之道，一旦結婚，則終身不改。今夫不幸染上惡疾，正應細心照料，以情相慰，怎么可以棄之而再嫁呢？遂不從”（9）。這個故事被用來標榜“三綱無常”的社會實踐：這位蔡女士不僅以“夫”為綱，又充分體現了“五常”的德行……但是，如果這位“夫”并沒有因“以情相慰”而痛改前非呢，抑或他更加得意而肆無忌憚呢？蔡妻“棄之而再嫁”就違背了“三綱無常”！ “一旦結婚，則終身不改”是社會共識的心性氣節。蔡妻自然就沒有了選擇。從這里去探就儒家的公正與民生思想，發現在現實中已經背離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這個根本。
二、 王艮思想的民生意識
王艮，明代思想家、是泰州學派"明理達用"的創立者。十一歲時家貧輟學，隨父經商，因善經營成為富戶。王艮一生布衣，拒絕入仕；一生勤奮，標新立異：“百姓日用是道”“百姓日用之學”，是王艮的思想特色。王艮反對儒學束縛人性的僵化，卻把儒學中以“仁”為核心的良知道德理念，作為一種民生教化的資源，提出“百姓日用”是圣道，經由個人心性的指向，喚醒民生共識良知道德被奴役和麻木的民生的思想。
王艮說：“吾身是個矩，天下國家是個方，挈矩，則知方之不正，由矩不正也”（10）。說明“身”為正本之源，天下國家由人構成，所以應該包括所有的人，都應該是平等的，人人都可以具有君子的思想水平，為“人人平等”夯實了基礎；再要求人人“以身平等”，人人要尊身、安身、保身、愛身，以“明哲保身”提示人的獨立意識，為“人人平等”壘造了第一個臺階；又說：“天性之體，本是活潑；鳶飛魚躍，便是此體。（11）”強調人的個性生命是鮮活的，自然負有七情六欲的個性特征和原望，都有存在的合理性，顯然，“明天理”，去人欲”不符合人的心性共性。還原人的自然性，為“人人平等”造就了第二個臺階；王艮再剖析天然存在之理；認為“人性之體”，“體”都有自然共性，百姓日用也是“天然自有之理”。指出“圣人之道，無異于百姓日用，凡有異者，皆謂之異端”（12）就是說凡不符合、不貼近百姓日常生活的就違背了自然之理，也就是說只有民生需求才是社會最大需求，把民生抬到社會最高度。
王艮非常清晰地意識到：“蓋刑因惡而用，惡因無教養而生。茍養之有道，教之有方，則衣食足而禮養興，民自無惡矣……（13）他十分明確地對儒家學說進行了揚棄，把儒家學說中具有普世共識的內容編輯成普及版，讓儒家學說鮮活起來“……人愛我，則吾身保矣。能愛人，則不敢惡人。不惡人，則人不惡我。人不惡我，則吾身保矣。能愛身者，則必敬身如寶。能敬身，則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則人必敬我。人敬我，則吾身保矣。能敬身，則不敢慢人，不慢人，則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則吾身保矣。此仁也，萬物一體之道也……”（14）這顯然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的詮釋，在這里王艮幾乎全盤接受了儒家思想的這一箴言：又說道：“事親從兄，本有其則。孝弟為心，其理自識。愛之敬之，務至其極。愛之深者，和顏悅色；敬之篤者，怡怡待側。父兄所為，不可不識；父兄所命，不可不擇。所為若是，終身踐跡；所為未是，不可姑息。所命若善，盡心竭力；所命未善，反復思繹。敷陳義理，譬喻端的。陷之不義，于心何懌？父兄之愆，子弟之責。堯舜所為，無過此職。（15） ”在這里，王艮卻鮮明地反對“三綱無常”，從各個角度告誡人們不可失去自我，而應是獨立思考，有所選擇！實際上，王艮是在以“不可不識”對質封建等級：以“不可姑息”置疑“滅人欲”；以“反復思繹”反抗固化的禮教！
王艮的教化方式貼切生活，體現了他的“百姓日用”的原則。與此同時，王艮深知只有人人平等，才可能實現真正的社會公正！他向往社會得到真正的“人人平等”下的公正，民生不僅是自覺維護社會秩序的民生，還是監督社會秩序的民生，他起草了《均分草蕩議》，主張：“予民教養，讓民參政；均分土地，使民樂業……”（16）。王艮的這些思想，比之孟子對“仁政”下的公正社會描述，更具有高屋建瓴的宏觀性和原則性。
三、 民生教化的當代借用
社會公正是隨著歷史的進步而進步的。當前我國快速發展，追求社會公正是“圣道”，民生的需求就是全社會的需求，全社會正日益加強對民生權益的合法保護，全社會追求“人人平等”下的法律法規公證，社會公正超越歷史日臻完善：孔子的“養民也惠，使民也義”，已然由民生自行評價；孟子的“仁政”已然由法律監控；王艮的“讓民參政”已然實現；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人的心性需求越來越強，那么，儒家關于“治天下”的學說里有句名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家齊，家齊而后治國，國治而后太平……（17）《大學》”。這句名言點明了個人與“治天下”的邏輯關系，在這個的推論中，“格物、致如、誠意、正心”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前提。這個論斷是儒家民生與公正思想的總脈絡，儒家以“仁”為核心的良知道德理念，應用在每個環節中，因而這一思想認識，非常深刻地烙印在民生的精神內涵中。
王艮注意到了儒家學說注重人的心性的特質，反對儒學束縛人性的僵化，對儒家學說作了揚棄和加工，他利用儒學教化民生，喚醒人性的良知道德共識，企圖建立人人平等、人人心性崇德的理想社會，寄希望于民生建設的精神內涵有所提升！事實上，王艮有心引領“人人平等”的共識，卻無力建設“人人平等”的社會。而今，現代社會物質極大豐富，孔子曾有過預言：……，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8）。孔子認為，國家富裕了，就要施行教化。不少事例說明今天的民生正面臨著“富后而教”的狀態，民生的精神內涵需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例一青年從高樓墜下不治身亡，一對白發夫妻痛不欲生……在他下墜的地方正巧停著一輛雪佛萊汽車，下墜的重力將汽車玻璃將砸碎，車身撞傷，汽車送去修理，按法律規定應從保險費里面報銷掉70%，剩余30%有1000元應當車主自費，車主要求賠償自費部分，飽含失子之痛的白發夫妻以然賠償，無語。但是，車主還要賠償因汽車修理的誤時交通費幾十元，這讓白發夫妻傷心異常，引發了社會的紛紛議論……為什么？
那是因為從法律說，車主沒有錯，但民生的良知很難接受！人們希望這位車主有“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看輕幾十元、甚至看輕1000元，如果他能向飽嘗失子之痛的白發夫妻表示哀悼，不要求賠償，作為向死才的告慰，這樣，車主用1000元擦亮了人性的良知道德，換來了社會大愛，奏響了社會和諧的頌歌……反之，如果一個社會缺失人性良知，喪失精神內涵，那么，“人人平等”下的法律法規公正，也不可成為“治天下”萬能！因而，傳承關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和“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思想脈絡，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孟子“四心說”的良知道德注入新的活力，是當代民生“富而后教”的重大課題，能為當代“治天下”所用。
當然，儒家關于公正與民生的思想為當代所借用，在今天一定有它的歷史局限性；王艮的全民教化思想，也有它不夠全面的不足，因而，這種借用應當是選擇性的、與時俱進的參照性的、抓住實質型的，不妨借鑒王艮的《樂學歌》：“……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樂便然后學，學便然后樂。樂是學，學是樂，天下快樂，何如此學！天下之學，何如此樂！”
參考書籍：（１）《荀子．王制》（２）《雍也》（３）《顏淵》（４）《公冶長》（５）《孟子告子上》（６）《孟子梁惠王上》（７）《春秋繁露》（８）《朱子語類第十三卷》（９）《列女傳》（１０）《明哲保身論王艮》（１１）《孝弟箴》（１２）《王心齋全集》（１３）《王道論》（１４）《明哲保身論》王艮（１５）《孝弟箴》王艮（１６）《均分草蕩議》（１７）《大學》（１８）《論語》（１９）《樂學歌》
本文結論：中國精神：“君子風骨，科技創新，牢記南京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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