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是中國古代文化最重要的實踐意義的理論信仰，它等同要求理論聯系實際。“知行合一”即知行統(tǒng)一也即言行一致的問題，在世界每個文化在都存在著，但是中國文化中這一問題尤其突出，其突出即表現為中國歷史上非常缺乏這種文化以及相應的非常需要這種文化，就此原因，本人已經寫了多篇文章作了深入分析。
“知行”問題的孰輕孰重孰難孰易，自程朱理學提出來進行重點討論，到了王陽明有了較一致的共識，即“知行合一”。王陽明認為“知行”兩個字，說的是“一個工夫”，即“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知行”問題，是中國文化最大的糾結，即最大矛盾：中國文化善的人性良知，道德說教，都寫在書本上，并奉為經典，都是中國做官文化必考的主要科目，但是為什么中國人特別是理應做道德楷模的帝王和下屬官員，很難把書本上美好的理論付諸于行動和實踐？而當真的有人去按照書本理想的理論去政治實踐，卻會四處碰壁，比如孔子，比如海瑞，再比如毛澤東，更不幸的有人因此身敗名裂，比如王莽。
這個問題直到近現代都是中國政治文化的一個主要矛盾，因此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的政治思想都不能逃脫這個矛盾，也因此他們都十分重視“知行”一致對政治文化健康生態(tài)具有著決定意義，毛澤東思想中“知行合一”的語言是理論聯系實際。
“知行合一”的矛盾問題，歸根到底其實是一個文化信仰問題，如若信仰很純潔、很真摯、很堅定，“知行”不一致（合一）的矛盾，也就不復存在了。
因此“知行合一”問題是自中國文化產生的那一天，就開始存在的問題，就全人類文化也是如此；因為任何文化存在信仰，就必然也存在沒有信仰；而追求信仰的文化，就必然要求去改造沒有文化信仰的部分，如若沒有文化信仰的人數很多，有信仰的少數人患難意識就會特別強，就越會激起以天下為己任的弘揚文化信仰精神的使命感，這就是所謂“反者道之動”。
孔子思想就是因為中國優(yōu)秀文化信仰精神陡然潰散，引起“知行”不一的矛盾發(fā)展尖銳，而應運而生。
孔子思想“克己復禮”、“述而不作”的意義，集中的表明他是在捍衛(wèi)弘揚中國傳統(tǒng)優(yōu)秀文化的一種信仰價值，因此孔子文化思想方向，必然也是圍繞“知行合一”的文化信仰的核心問題。《論語》的開篇立論“學而時習之”，以及《論語》中“民無信不立”、“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匹夫不可奪志也”、“繪事后素”等等千古不朽的名言，都是談的文化精神價值信仰，也即分析指出了“知行合一”的精神信仰基礎。
但是中國文化的信仰，雖然不乏崇高的道德精神，比如“仁者愛人”，“天下為公”，“不獨親其親”；更不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患貧而患不均”的中庸精神；但最多的是“學而優(yōu)則仕”做人上人的功利精神。
中國文化的信仰把這些相互矛盾的精神通通的包羅在一起，中國文化最大代表孔子思想亦如此，以致中國文化的信仰成為了包羅萬象的世故哲學，這種結果必然導致中國文化喪失了信仰的客觀標準，變成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世俗的“辯證法”。
中國文化信仰的稱謂一般是以“志”、“信”的名詞來表達，比如“有志者，事竟成”，“言必信，行必果”；推崇“知行合一”信仰文化的王陽明，尤以“志”來度量一個人的信仰成效，王陽明說：“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衡之馬，漂蕩奔逸，終亦何所底乎？”“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
以“志”來說明信仰精神，說明中國文化的信仰精神已是混亂了，俗話說“人各有志”，比如你談“仁者愛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志向，他說“成敗論英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的志向，兩者都是中國文化信仰價值的基本內容，但它們卻是根本對立。后者突出的是你死我活的競爭精神，和仁愛是矛盾的，和中庸之道也是矛盾的。
因此中國文化為什么沒有精神靈魂？沒有精神信仰？因為它有多個靈魂，它們彼此斗爭，誰也不聽誰，但是競爭的結果必然是功利價值的靈魂占據統(tǒng)治精神地位，因為人性有欲望的本能，這種物質欲望對于人的生存是第一性意義，這就決定了功利精神在中國文化多元精神信仰的競爭中贏家通吃。
于是，中國人發(fā)現信仰中少了中庸精神，更少了純粹的仁愛精神，于是中國文化的政治教科書，把這種稀少的精神突出的強調，希望以此平衡功利精神獨大性的為所欲為。
但這幾乎無濟于事，因為只要中國文化容納功利精神的絕對信仰，它必然如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是好聽的比喻，不好聽的比喻，它就如同癌細胞，會吞噬一切有良知的健康細胞。
中國文化如同是這樣的癌癥病人，它的解藥就是仁愛和中庸精神，因此不能放棄這種精神，盡管這種精神的努力弘揚是處在強大功利文化的壓力之下，它是十分的弱小，十分的難見成效，甚至屈辱的被視為虛偽的文化，但這不是它的錯，而是它的對手占據的政治社會地位太強大，太壟斷。
中國“知行合一”的文化追求，就是如此充滿自身難以調和的矛盾，就是如此由于先天的病根而永遠是可望而不可即，也因此永遠是變成說說而已的不了了之。
對這種無可奈何的不了了之，魯迅說了很深刻思想：“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甚么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來改革之外，也再沒有別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懷念‘過去’，就是希望‘將來’，而對于‘現在’這一個題目，都繳了白卷，因為誰也開不出藥方。”
這種文字通白的思想犀利，中國罕有文人能夠企及，魯迅的價值就是只奔本質，而本質的東西是穩(wěn)定的，因此近百年盡管中國的物質變化天翻地覆，但是中國文化本質性問題，還是魯迅筆下的分析揭露始終具有歷史的新鮮度。
毛澤東閱讀了魯迅，深深贊嘆魯迅，而且在老驥伏櫪的年齡，還想去“現在”性的解決魯迅提出的問題，“文化大革命”就是企圖“現在”性的改造中國文化痼疾的一個創(chuàng)舉，“文革”的核心思想就是推翻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功利價值觀，也就是根本性的砸掉中國文化“黑色的染缸”。
但是如同一個人睡覺中朦朧意識到自己做惡夢，他想擺脫惡夢，卻越是被惡夢死死的纏住，因為他仍然是在睡眠之中，我的這種觀點已經寫了多篇文章。然而直到今天，有多少中國人能夠從文化改造的深度上去認識“文革”？如若沒有這種精神價值的詰問，擁護“文革”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文革”的意義，而反對“文革”的人，也不能真正汲取到“文革”的深刻教訓。
「 支持烏有之鄉(xiāng)！」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