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泰特談話223： 褒魯迅，貶胡適

劉泰特談話223：  褒魯迅，貶胡適　　

近兩年讀書思考，一直遺憾中國這么大的文化竟然沒有出現(xiàn)福澤諭吉這樣的思想家。日本歷史文化深受中國影響，因此在與西方文化碰撞后，日本文化面臨的空前矛盾和危機跟中國有極大的相似，照理說日本此時產(chǎn)生的救世社會思想，中國也會有相應(yīng)內(nèi)容應(yīng)運而生，但可惜在這重大歷史抉擇時期，中日兩國思想家少有相似之處。　　

盡管1894年甲午戰(zhàn)爭民族危機后，迫使清政府派遣大量的優(yōu)秀青年到日本去學習西方的新學，人數(shù)逐年激增，1906年高達12000多，一向要面子的中國文化能夠虛心向曾經(jīng)是自己的學生學習，因此可見，不能簡單的認為近代中國文化學習西方文化的決心不大，但是學習結(jié)果如何？　　

判斷的標準首先是看有沒有產(chǎn)生思想大家，因為文化的學習，根本的是思想的學習，是精神的認知，而社會文化認知所達到的水平，只能依據(jù)它的最有影響的公認的優(yōu)秀代表，如若它的代表人物平庸俗套，那么社會認知水平在這些代表之下，就更是不足為道。　　

留日學生中沒有產(chǎn)生福澤諭吉一樣的有破有立的思想大家，但卻為中國文化貢獻了一個批判意義的偉大思想家，他就是魯迅。　　

中國文化人對魯迅的爭議是非常大的，魯迅清醒的認識到自己是屬于中國文化非主流派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句詩是魯迅對那個時代權(quán)勢文化的公然鄙視和根本決裂，并表明了把中國文化的希望寄托在青年未來的身上。　　

魯迅的思想，本質(zhì)的屬性是和西方個人精神解放的文化站在一起，“哀其不幸，恨其不爭”，魯迅對中國人文化命運的這一評價，充分的表明他的目光是聚焦在中國文化的個人主義精神蕩然無存的悲慘事實的基礎(chǔ)上，也因此魯迅痛恨中國文化的專制政治，以致殃及池魚的痛恨這一專制的辯護文化——道家和儒家，魯迅恨不得把這些舊的文化一把火全部燒掉，如若有心思考，毛澤東對中國文化破舊立新的精神試驗和魯迅的批判精神有一種復雜而矛盾的相似，但是共同的思想基礎(chǔ)把他們聯(lián)系在一起，即他們都是對中國傳統(tǒng)統(tǒng)治文化非常反感。　　

魯迅是深刻的，我在文章中曾經(jīng)分析魯迅的批判精神和福澤諭吉非常相像，矛頭所指是儒家文化的政治不平等，我不能判斷魯迅是受福澤諭吉影響，但有一點確鑿無疑，這種文化的不平等他們是身同感受到的。　　

福澤諭吉和魯迅的深刻，就在于認識到中西方文化差距的核心所在，是政治不平等，是中國文化缺失個人主義的創(chuàng)造精神和責任精神。這種認識在那時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甚至是冒著巨大政治危險的，因為中國的統(tǒng)治文化還是在依靠不民主、不平等來進行專制獨裁統(tǒng)治。　　

蔣介石骨子里思想就是“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lǐng)袖”，而中國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胡適，深受中國傳統(tǒng)文化影響，很是政治世故，他一方面高舉自由主義的大旗，一方面又自相矛盾的主張“少談些主義，多研究些問題”，其實這是畏懼政治專制，是向權(quán)勢政治俯首稱臣，請問沒有多元主義的文化，自由從何而言？少談主義，不就是認可一個主義嗎？　　

特別有害的是胡適把中國文化引向無聊透頂?shù)目紦?jù)學問當中，毫無思想性可言，而這不如同是幫助專制者學習前清統(tǒng)治者鉗制社會思想的文化愚昧的政治手腕嗎？　　

胡適其實是一個很平庸的人，他思想膚淺而圓滑，正是這個特點他才被權(quán)貴視為思想同類，招他們喜歡。請讀者注意，在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被政治壓迫者喜歡的學者，沒有一個是有不朽思想價值創(chuàng)造的。　　

胡適的影響很壞，一直到今天，中國文化還在深受其害，當然這不能簡單的歸罪胡適，因為中國舊的政治文化勢力，需要這樣一個代表，胡適不過是毛遂自薦的被選中而已，胡適后面還有千千萬萬愿意替代他政治文化角色的小胡適，因此胡適的文化影響才會如此的大，胡適的文化影響大，恰恰說明中國文化的普遍性的膚淺和不求上進。　　

想替代胡適，或者想對政治統(tǒng)治者更表達忠心耿耿，比如有錢穆，有馮友蘭，錢穆更是天方夜譚的把中國古代文化吹捧的是最民主、最人道的文化，而馮友蘭則積極響應(yīng)政府的文化號召，使中國舊統(tǒng)治文化返老還童，發(fā)明了“新理學”的理論，民國官方投桃報李，也給了馮先生一個學術(shù)大獎。　　

但是這兩位學術(shù)大師功利心太露骨，違背現(xiàn)代文化常識，太低估中國人智商，會被人一眼看穿，弄不好會幫倒忙，因此統(tǒng)治者對他們最多適當獎勵，但不會產(chǎn)生很大興趣，唯獨胡適聰明伶俐，對權(quán)貴小罵大幫忙，貌似不偏不倚，自由獨立，但在關(guān)鍵利益的問題上，胡適暗中幫助權(quán)貴，是能對社會輿論有極大迷惑作用的。　　

胡適貌似自由主義，但他又信奉實用主義、工具主義，這兩種其實是根本矛盾的，自由主義文化本質(zhì)是神圣信仰，而實用主義的本質(zhì)是沒有信仰，胡適不可能克服這種矛盾（任何人都不可能），胡適必須在兩者之中選一，胡適實質(zhì)上是選擇了實用主義。　　

胡適向蔣介石獻計是學習老子的治國之道，胡適說老子思想中有民主思想和自由思想，這就是胡適的膚淺，歷代中國統(tǒng)治者，拜服老子的數(shù)不勝數(shù)，有哪一個學習到了老子的民主自由思想來去改造社會？其實老子是把百姓看作“芻狗”的，也就是看作工具的，胡適這一文化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都錯的一塌糊涂，可見中國文化去吹捧胡適是多么讓人可笑。　　

老子思想是典型的工具主義，是實用主義，因此胡適見到老子思想便五體投地，實屬情有可緣，但是胡適又割舍不了自由主義，硬是給老子穿上自由主義的衣服。　　

那么老子思想中有沒有自由主義？是有的，但是老子的自由主義是消極自私自利的，是屬于“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文化屬性，他和西方文化的以人權(quán)為本的積極創(chuàng)造進取的自由主義是風馬牛不相及。　　

胡適就是如此偷換概念，不知這種膚淺是有意還是無意，但是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這么一偷換，中國文化就不需要學習西方文化的自由主義，本來我們自家的文化中早就有了，何必舍近求遠向西方學習？胡適就是如此在上下顛倒的搗漿糊。　　

魯迅和胡適是道不同不相謀的，在《阿Q正傳》小說中，魯迅借阿Q身世的“考據(jù)”，順手牽羊的對胡適的考據(jù)癖好諷刺了一番，魯迅不屑和汪洋大海一樣的瑣碎考據(jù)文化爭論個高下，魯迅要沖向中國文化革命的第一線，這個第一線就是要打倒專制不平等的政治文化，就是救救孩子，相信中國會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以上比較，就知道魯迅的精神是多么偉大，這種偉大，正是國難當頭，胡適、馮友蘭、錢穆等等還在為舊落后文化唱挽歌，以及數(shù)不勝數(shù)的知識分子都鉆在故紙堆中自得其樂，而唯獨魯迅自告奮勇的以文化脊梁的責任擔當，像唐吉可德一樣孤軍奮斗，他看準了中國文化現(xiàn)代化的敵人，揪住不放，一直戰(zhàn)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當時中國的其他士大夫，大多在明哲保身，袖手旁觀，一些甚至暗中給魯迅投了匕首，打了冷槍。　　

這就是“橫眉冷對千夫指”道出來的魯迅進行中國文化批判所處的極端惡劣的環(huán)境。　　

魯迅后來成為中國文化的偶像，但是再后來，即現(xiàn)在魯迅又被人指責，人無完人，魯迅思想有偏激，但是哪一種思想沒有缺陷？沒有一面之詞？關(guān)鍵是我們怎樣理性的去認識它，是去發(fā)現(xiàn)它獨有的最大的價值。筆者認為，魯迅反抗專制文化的思想價值，對于中國文化永遠是一個最經(jīng)典的思想警鐘。　　

中國近百年文化是被類同胡適的庸俗化學術(shù)大師們主宰，未來的希望是魯迅一樣“橫眉冷對”的思想者不時的橫空出世。　　

魯迅文化有一個謎，直到去世魯迅房間很注目的掛著一幅照像，照像人物不是親人，也不是歷史名人，而是一個極其普通的日本人，他是魯迅的恩師藤野先生。魯迅說藤野先生的“姓名并不為許多人所知道”，但在他的“眼里和心里是偉大的”。　　

魯迅去世，民眾自發(fā)的葬禮是空前絕后的數(shù)十萬人，蓋棺定論魯迅被譽為“民族魂”，但是如此盛譽的中國文化名人，所敬仰的對象卻是一個很普通的日本的無名之人，而且這個被敬仰對象對此還一無所知，魯迅去世后藤野先生才得知這一情況，1937年藤野先生發(fā)表了懷念魯迅的文章，解釋這張照片時說：　　

“他大概曾到我家來辭過別，最后的會面是什么時候，卻忘記了，一直到死還把我的照片掛在房里，真是讓人欣慰的事，上面這樣的情形，這照片照得什么樣子，并在什么時候送給他的，也記不起了。若是畢業(yè)生，也會一道照紀念相片的，但我卻一次也沒有和周君攝過。我的照片他是怎樣拿到手的呢，也許是妻子交給他的吧。這樣一說，我倒也希望見見那時候自己的樣子。把我敬仰為唯一的恩師，我自己也覺得奇妙。先前說過，我僅僅給他看過筆記。”　　

藤野先生的確是真正偉大的，因為他已經(jīng)把偉大看作是很平常的事情，這種平常心才使偉大具有現(xiàn)實意義；藤野先生也是幸福的，因為他的偉大精神伴隨這張照片將跟隨魯迅永遠載入史冊，來教育影響更多的后人。　　

這張照片，從一個側(cè)面說明魯迅的精神支柱是平民價值，說明魯迅是有著強烈的自我價值的信仰精神，也說明魯迅是一個世界普世價值者，因此他才有勇氣狠狠批判中國文化的糟粕。　　

近來有文章攻擊魯迅是漢奸，是宣傳賣國文化，我寫了這篇文章，也算是對這種打著弘揚中國文化旗號，而骯臟卑鄙的對魯迅興師問罪的無恥言論努力的反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