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涉及到的有些觀點和原文的出處我就不一一列出，請原作者原諒。
古代中國的起義者在歷史上譜寫了光輝的篇章，執達摩克利斯之劍引導人民前進的正是孔夫子和彌勒佛。
社會的穩定來源于社會力量的均衡，任何一方違反保證社會正常運行的準則都應受到懲罰。人民若是不生產做模范、戰斗當英雄，國家機器自會發揮作用，我們一點都不用懷疑國家機器的暴力性。若是統治集團不認真履行其職能，外不能御敵拓疆，內不能發展生產，反而橫征暴斂，禍國殃民，國家機器當然也應予以懲處，但前提是國家機器還能正常地運轉，而這一點卻是無法通過國家機器的自我調節機制來保證的 無論是三省六部、元老院，或是議會，都是執政機構，無論是元老、保民官、或是議員，一旦當選，就有脫離人民成為統治者的傾向，他們本應擔負的監督職責最終都成了實際上的自我監督。自我監督能長期有效嗎？欲望的力量讓人無法抵擋。
欲望是人類前進的動力，同時也是禍害的根源。欲望總能讓一些統治者喪失理智，破壞社會的均衡。他們并非不知前朝興衰，但他們總是心存僥幸，認為欺壓的是阿Q而非李自成。一個朝代建立初期，統治者都對前朝的滅亡記憶猶新，深知人民的力量，所以能安守本分。隨著時間的推移，一些人就開始瞧不起人民了，即便是開國者們的后人，他們也全然忘了先輩是如何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自我欲望無限制膨脹。歷史又開始了新的“亂治輪回”。
此時只有人民采取了能夠剝奪統治者的生命和財產的暴力反抗才能讓統治者們清醒，統治者們一般稱其為“天譴”。統治者以“天譴”來稱呼人民的暴力反抗主要是為自己開脫，意為“是天要亡我，非我之過”，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統治者們所尊崇的“天”所依存的恰恰是他們所看不起的老百姓。幾千年來的世界歷史告訴我們，只有一種來自于統治體制以外的強大力量才能有效地對違規的統治者進行“幫助”，這股力量就是人民反抗，且人民反抗的威力必須時時讓統治者感受到，如此才能充分發揮人民的監督功能。
可是，大規模起義的破壞力是巨大的，爆發時于國于民都極為不利，盡管其歷史作用是積極的。若是人民能敏感一些，不要這許多忍耐，不要這許多麻木，“該出手時就出手”，能在最后的大爆發前多作一些小規模的反抗以引起執政者的注意，使人民的不滿能分期分批地以較小的規模得以釋放，使社會矛盾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得到解決，于國于民都幸莫大焉。這就好比地下蓄積的可能造成一次八級地震的能量如以一系列的三級地震釋放出來，破壞力就大大減少一樣。所以說丹尼爾•謝司之于美國的貢獻不比喬治•華盛頓少多少，沒有他領導的起義，就不會產生《美國憲法》并使美國成為聯邦制國家，也就不會有以后的風光了。
對于以各種面目出現、以各種理由反對人民起義的人，先請他們了解歷史。歷來都是先有農民起義，才有“貞觀之治”。人民起義是找死，不起義是等死，人民仍然別無選擇，人民不主動剜去文明的腐肉，不是危及全局（統治集團內戰）就是會有侵略者替我們操刀，到時候健康的組織也會受害。改良主義已為歷史所證明行不通，英國的所謂光榮革命根本就是一個謊言，克倫威爾是干什么的？荷蘭的兩萬大軍是到英國獵狐的？“光榮革命”前后的復辟與反復辟斗爭是為了誰？美國謀求獨立時，經歷了“光榮革命”的英國已是君主立憲制，有民主的議會，為什么不通過合法的途徑解決北美十三州殖民地與宗主國的矛盾？為什么要訴諸武力？華盛頓等領導的暴力革命也是“狂燥的”、“荒繆的”？他們也是暴民？自命民主教師爺的英、美都是這水平，況復“有著優久專制傳統”的中國？中國歷代起義者迫于無奈才采取極端措施，起義使中國社會重趨正軌，他們的名字百世流芳，他們的事業與時長存。
人民要反抗就必須有統一思想、進行輿論動員的工具，即人民起義需要理論支持，對于目標性強、規模較大的起義，這一點猶為重要。通常說來，較大規模的起義都有較長時間的準備，或是能堅持較長的時間，拿起武器反抗暴政的人民已經拒絕了當時的“正統”思想，需要能證明其反抗的正義性的新思想來填充真空。小規模起義的參與者多是激于一時之憤而倉促起事，還沒來得及考慮更深層次的問題就被撲滅了，對于理論支持的需求沒那么急迫。
歷史最初是將這一重任交給了儒家，中國較大規模的起義始于秦末。中國在當時才出現較大規模的起義是因為中國直到秦末才形成高度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之前的中國或為類似于邦聯（夏朝以前）或是類似于聯邦（夏、商、周三朝）的國家，地方上是由各諸侯直接管理。百姓起義對諸侯的利益觸動最為直接和巨大，諸侯對于鎮壓百姓起義也最為積極。且各諸侯國相對較小，信息傳遞與兵力調動都方便，諸侯們在鎮壓人民起義時也較為順利，先秦時代除展跖起義外少有成氣候的起義發生。
秦統一中國后，國家政權實際只建到了縣一級，縣以下由地方士紳與家族勢力控制，由于中央政府擔心尾大不掉對地方豪強多方制約，使地方豪強在平時不能形成對當地民眾的有效控制。人民反抗時，特別是在初期，朝庭要么因天高皇帝遠無法及時得到準確消息，要么因官僚主義或腐敗導致政府執行力的下降而不能及時予以鎮壓，國土廣大也使兵力調動曠日持久，地方豪強卻又無力鎮壓，所以秦朝以后中國的人民起義容易成氣候。在這方面，中世紀的歐洲與中國先秦時代較為相似，歐洲中世紀的人民起義規模均較小，反而是古羅馬時期發生了一些大規模的起義。
在秦末能夠承擔這一重任的學派只有儒家，儒家思想是當時世界上最進步的思想，儒家的組織與儒生的數量也非其他學派可比，泗水之濱萬紫千紅一片欣欣向榮。一提到儒學，很多人馬上就會想到中國兩千年的封建專制時代，他們認為孔子的儒家思想是維護封建專制統治、為專制統治提供理論支持的元兇，這就有些誤解孔子了。社會地位決定思想意識，孔子三歲喪父，"貧且賤"，"多能鄙事"；在最想有所作為的仕途上一生不得意，顛沛流離，歷經劫難，自稱如喪家之犬；卻又安貧樂道，恥與權奸同流合污，這樣的人不可能完全支持專制。當然，孔子也不可能完全反對專制，這是他所處的時代所決定了的。在當時，政出一家總比政出多家要好，至少可以少些爭斗，少些關稅，這個“多”指貴族和野心家之多，并非人民之多。
身處亂世的孔子畢生的理想就是恢復社會的安定，解百姓于倒懸，他心目中的理想社會首先是西周的禮樂社會。孔子的先祖為商朝王族，熟知歷史的孔子知道周滅商是歷史大勢，不能歸罪于周。周朝建立后，周公對于殷商王族給予了足夠的尊重，并邀請殷商遺民協助其制禮作樂以規范制度、重建秩序。因此，周公所制的禮樂制度帶有殷商文化的明顯痕跡，“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孔子對周禮具有天然的親切感，明言“吾從周”。孔子也知道周朝的禮樂已不適應時代的需要，他們都回不去了。
現實迫使深受傳統思想影響的孔子開始轉變，他在周禮的基礎上開始了托古改制，主要增加了以民為本的思想，這是為滿足統一中國過程中“得民心方能得天下”的需要。他提出要行仁政，不要暴政；不提倡“怪力亂神”；主張以教化提升人民素質；使用受過充分訓練的人民保衛國家；愛惜民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出“省刑罰”、“薄稅斂”、“使民以時”、“博施濟眾”，強調“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孔子不提倡蠢忠，沒有將君臣關系絕對化、固定化，而是強調了君臣雙方的責任和義務。“君君臣臣”的言外之意就是君主若不覆行為君之道，就不要責怪臣子不覆行為臣之道了。“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說明君臣之道是對等的、互為條件的。
除此之外，臣對君的“忠”也是有條件的，“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將君臣關系放在了高于君權的價值觀“道”上，這個“道“指的便是維護社會正常運轉的規則。君主行事合不合“道”的規范就成為臣屬盡不盡忠的前提，臣屬“從道不從君”，而不是為了貴族的榮譽和世襲的領地。因此，為臣的一方在理論上便擁有了可以主動終止君臣關系的權益。這在封建集權統治處于上升階段的戰國時期確是難能可貴的，深深激勵了后世反抗專制暴政的志士仁人。
更為重要的是孔子提倡積極的入世思想，這一點對中國人性格的形成極為重要，迎難而上、不逃避現實、注重實用的積極人生態度使中國人的適應能力世界第一，中華文明得以傳承至今，成為世界上唯一沒有中斷過的文明。入世思想對中國人的影響如此深遠，以至于外來的思想如不符合這一點便很難在中國得以大規模傳播。遭遇暴政后，人民的反抗也是極積的，追求今生的幸福，而不是忍耐順從以求來世好報。
后世儒生進一步發展其理論，孟子提出了儒家民本思想中最為進步的“民貴君輕”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貴君輕”體現了政府可更、君主可換、而民眾不可慢的思想，即“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后世所廣為傳揚的 “民水君舟”說便是“民貴君輕”說的分支，只不過是站在君主的立場上罷了。最終儒家的學說在孟子時發展成為一種成熟的政治思想，即“仁政”思想。
我們也應看到，儒家政治思想所采取的反抗是消極且溫和的，主要手段是“隱”。如果君主無道，社會黑暗，“大道不能行”，隱于朝的“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隱于市的“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隱于野的“乘桴浮于海”。 “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對他們來說并不是政治投機、明哲保身，而是當時知識分子的無奈之舉，他們沒有近、現代知識分子所能掌握的斗爭武器，我們不能指望他們去深入民間，發動群眾，進行一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或是社會主義革命。
盡管儒生們對于暴政的反抗是有限而溫和的，但這就已經足夠了，人民要的就是火種。為了同樣的目標，儒生們以隱逸不仕為武器反抗暴政，而人民卻完全可以暴力革命為武器。儒家已為人民反抗不仁統治者的正當性提供了理論支持，還提供了現實中的樣本，如果尚有不足之處，人民自會根據實際需要加以完善，人民的創造力是無窮的。歷代起義軍所共有的口號“替天行道”，“以有道伐無道”中的這個“道”與“從道不從君”的“道”可說是一味相承，起義軍所共同尊奉的榜樣是“商湯革命，武王伐紂”。中國人民起義的思想源頭之一——儒家的武王伐紂、替天行道的思想由此形成。
儒家的武王伐紂、替天行道思想的第一次大規模實踐是在大澤鄉起義中，陳勝、吳廣起義軍在時人眼中只是一群出身低微的烏合之眾，在天下局勢不明時，儒生們就挑著經典、背著禮器毅然投奔，雖九死而不悔。孔子的八世孫孔甲就做了陳勝的博士，后戰死，其他義軍中也有大量儒生參加。儒生是反秦的一支重要力量，起義取得勝利后，儒家的社會地位得以大幅提升。后世的隋末農民起義、黃巢農民起義、梁山泊農民起義、明末農民起義都是以此為精神號召的。
但是，儒家思想在努力適應中國社會變化需要的時候又有了新的內容充實加入，因為以民為本、實行仁政的“王道”在當時還不足以爭霸天下，君王們更需要的是能夠迅速立竿見影的“霸道”。法家的思想便逐漸滲透到儒家思想中，早在戰國時大儒荀子便提出了“性惡說”，他還是提倡法則管理的第一人，他的兩個弟子——韓非子和李斯是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荀子思想是法家思想的重要源泉。到漢武帝時董仲舒以儒家學說為核心，吸收法家的思想創立了新儒學。新儒學儒中有法，儒法融合，充分滿足了漢武帝中央集權、一統天下的需求，儒家思想正式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
此后，封建統治者以教育與仕途為手段使天下讀書人大都成為儒生，使大部分儒生成為了封建統治者的衛道士。儒家思想逐漸走向僵化，魏晉時的玄學脫離實際陷入空談；宋代理學則吸收了佛道兩家的思想，形成“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學體系，阻礙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后來所批判的封建倫理道德主要就是指宋明以來的程朱理學，該打倒的不是孔夫子，他的思想已被后人曲解了。
儒家思想既已成為封建社會的統治思想，其現實中的革命性便逐漸削弱。雖說儒家有許多流派，人民仍然可以從中選取對反抗暴政有利的內容，但儒生已成為封建衛道士，只要有可能就會站到統治者一方，社會不黑暗到無法忍受的地步，儒生們是不會起來反抗的。人民的忍耐卻不能與儒生保持同步，因為他們的生存狀況更為惡劣。在最后的大爆發前，人民也有反抗的需求，后世的儒家思想已不能完全適應這一趨勢。人民需要另外再尋找一個思想體系來為起義提供理論支持。
新的思想體系的持有者不能與政府有過于密切的聯系，同時組織要嚴密，要有足夠的凝聚力與號召力。因為人民需要的這種思想體系主要是用在大爆發之前，統治者尚有較強力量、還未完全處于劣勢，對起義的組織發動要求更高，在當時的情況下只有選擇宗教組織了。
中國人沒有如同歐亞一些國家那樣近于偏執的宗教狂熱，從來沒有一個宗教被奉為國教、并禁止其他宗教傳播。其一是因為中國的封建集權統治集團不充許存在一支與皇帝分庭抗禮的力量；其二是因為中國長期處于統一的狀態，宗教無法利用地方政權急于統一全國的需要而成為國教，而西歐則有這種可能；其三是因為中國深受儒家思想影響，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視祭祀為教化國人的手段，對宗教上的事則多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受此影響歷代統治者對于任何一種思想體系都是于統治有利的就提倡，于統治不利的便禁止，即使是為封建統治者所尊崇的儒家學說，也只是因其符合了封建統治者的需求，否則也有可能被統治者打入冷宮。朱元璋就曾因“亞圣”孟子說過“暴君放伐”、“民貴君輕”的話而要將其趕出孔廟。因此，中國古代沒有一個思想體系能如同基督教在中世紀的歐洲那樣完全地控制社會。中國古代的思想之活躍世界第一，起碼在西方文藝復興前是這樣。
各大宗教在中國古代未成為國教，而是自力更生地傳播，具有草根性也就在所難免了，這就為人民利用其作為起義的工具提供了可能性。歐洲中世紀的教會在大部分時間里簡直就是最高政府，教士們與貴族一起壓榨人民，不可能領導人民起義，最多也就是如同野修士約翰那樣以個人身份參加羅賓漢起義。當然，這只是傳說，但當時確有記載證明一些教派的修士參加了英格蘭人民的反抗行動。胡司起義要等到宗教改革運動興起后才會出現，而之所以為出現宗教改革，是因為對原有教會不滿的資產階級與市民階層力量已足夠大，能夠領導人民進行一場反對教會的革命。
對宗教按自身需求進行改造，各國有之，但中國最為普遍。宗教從來沒在中國成為國教，也就不能得到統治者給予的類似于伊斯蘭教在奧期曼土耳其帝國、基督教在中世紀歐洲國家所得到的大力扶持，傳播得靠自身，有時就不得不主動地適應中國的環境。
漢朝時佛教尚未成氣候，據說是因為呂不韋的原因，勢力強大的是道家，黃老思想對于當時中國社會上下的影響都是巨大的。黃老思想主張清凈無為，與人民要反抗求生存的初衷不符，但當時確實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只有對道家思想進行改造一途，這便催生了太平道。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個流派，入世、濟世是其主流思想，其思想體系出自勢力強大的道家，對民眾有相當的號召力，在一切條件都具備后黃巾起義爆發。黃巾起義雖然未能成功，卻嚴重動搖了漢朝的統治，太平道的思想也得以在民間繼續流傳。
佛教思想本是極端出世的，這顯然為長期受儒家思想影響、主張積極入世的中國人所不接受，于是佛教徒便對其進行了改造，出現了一些積極入世的支派，如凈土宗的彌勒凈土思想。但這些改變只是表面的，從本質上來說佛教仍是一個主張出世的宗教。
有這些就足夠了，中國人民根據這些思想創立了佛教的一個分支——彌勒教。彌勒教出自佛教的凈土宗的彌勒凈土觀念。彌勒凈土觀念重視彌勒下生渡人，建立極樂國土，這種積極入世的思想十分適合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彌勒教便成為人民進行起義的思想與組織工具。讓歷代封建統治者談之色變的白蓮教也是如此，白蓮教的前身是東晉高僧慧遠在廬山創立的白蓮社和南宋時吳郡沙門茅子元創立的白蓮宗，早期白蓮宗的教義主要來源于佛教凈土宗的阿彌陀佛凈土觀念。彌陀凈土觀念強調通過自身修養在去世后往生極樂國土。相比之下彌陀凈土觀念就不如彌勒凈土觀念更適合中國人積極入世的傳統觀念，彌勒凈土觀念具備彌陀凈土觀念所沒有的末劫觀念和彌勒下生救世觀念，這種宗教活力特別能在變革天命時顯現其價值。到元代時白蓮教已經面目全非了，根據其“彌勒佛下生”的說法，它已完全融入另一種凈土觀念——彌勒凈土的思想中去，僅存的也許只有白蓮教的名稱及其他一些表面的內容（如崇拜紅色）。
看過《倚天屠龍記》的人無不對白衣勝雪、圣火熊熊的明教印象深刻。在真實歷史中，明教是一個源于中亞的外來宗教，原稱摩尼教。摩尼教原本也是一個極端出世的宗教，摩尼教鼓勵人們通過自我修行，拒絕生育消極抵抗殘暴的統治者。白赫蘭一世認為摩尼是在減滅他的子民，剝奪他的財產，摩尼因此被處死。自此以后，摩尼教大舉向波斯以外傳播。因當時西方的基督教勢力強大，而東方的國家和部族要么文化尚未成熟，要么如中國一般宗教意識淡薄，摩尼教在東方的發展遠大于在西方的發展。
摩尼教在東方的傳播中遇到了與當地原有思想體系相沖突的問題，不過摩尼教在解決這些問題時并未遇到多大的困難，因為摩尼教本就是一個典型的混和宗教，產生之初便深受瑣羅亞斯德（查拉圖斯特拉）創立的瑣羅亞斯德教、基督教、佛教的影響。摩尼教的教義通常稱為“二宗三際論”。二宗指明暗，也即善惡。此善惡二元思想來源于波斯原有的宗教襖教（Zoroastrianism），在佛經里也能找到對應，魔是梵語“魔羅”的簡稱，與佛對立，他們分別居“魔界”與“佛界”，佛須“摧伏眾魔”、“以破諸魔”（見《首楞嚴三昧經》鳩摩羅什譯）。三際指初際、中際、后際。初際階段，明暗是分開的。中際階段，黑暗侵入光明，光明與黑暗斗爭，兩者混合。后際階段，明暗重新分開。“三際”理論十分契合彌勒觀念的三世論：“初際”、“中際”、“后際”可以正好附會青陽燃燈古佛（過去），紅陽釋伽牟尼（現在），白陽彌勒佛（將來）。摩尼教教義中提到世界并存著光明和黑暗兩個王國，光明占據北、東、西三方，黑暗占據南方，這一說法則來自基督教諾斯替派（Gnostics）。其苦行持齋不殺生的戒律主要受印度、中亞佛教影響，明教聲稱的光明世界，被普遍認為即彌勒佛所居住的兜率宮（佛教教義中六欲天中第四天界）。在向東方傳播的過程中，摩尼教不斷地與當地宗教融合，最后變得面目全非。
在當時的東方，佛教和道教是主要的宗教。摩尼教不可避免地要與二者發生沖突，為求生存和發展，摩尼教開始或主動或被動地和二者融合。在中亞傳播時便曾經大量使用佛教用語，假托佛名、佛法，乃至自稱“摩尼光佛”，明使多以彌勒佛的形象出現。這就為元末“彌勒下生，明王出世”的觀念打下了伏筆。摩尼教剛到中土時，正是彌勒凈土觀念在中國大行其道之時，武則天于695年自稱彌勒佛化身，并以此名義建立和統治周朝（690-705），摩尼教攀附其中是自然而然的，以至摩尼和彌勒的角色合二為一了。摩尼教同時也和中國的本土宗教道教逐漸溶合。“二宗”與道家的陰陽學說、“三際”觀點與道教三清的概念表面上有相似之處。道教也在與摩尼教攀關系以擴大自身影響，當時回鶻人信奉摩尼教，唐王朝為安撫回鶻人給予了摩尼教較高的地位。李姓天子雖然自稱是道教祖師老子的后人，但道教徒們也不得不有所作為以配合國策。于是便出現了道教徒們所撰的《老子化胡經》之一的《老子西升化胡經》：“我乘自然光明道氣，從真寂境飛入西那玉界，蘇鄰國中，降誕王室，出為太子，舍家入道，號末摩尼，轉大轱轆，說經誡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際及二宗門，教化天人，令知本際。上至明界，下及幽涂，所有眾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年垂五九，金氣將興，我法當盛，西方圣像，衣彩自然，來入中洲，是效也。當此之時，黃白氣合，三教混齊，同歸于我” （本世紀初在敦煌發現的經卷）。摩尼教徒自然明白道教在中土的地位，于是便默認了，并以此為契機，加快摩尼教與道教的合流。
等到唐朝攻滅回鶻，唐朝的統治者對摩尼教也就不那么重視了。當時摩尼教掌握了大量土地和佃戶，摩尼教寺院成為當時西域商人主要的貨物和錢財集散場所之一，對中央集權統治構成了一定威脅，再加上很多受苦的老百姓經常會打著摩尼教的旗號反對朝廷，所以在開元二十年（732）唐玄宗下敕禁止中土百姓信奉摩尼教，西域來的胡人除外。但是，摩尼教經過幾十年的流傳，早已深入民心，被禁止的只是外來的摩尼教，也就是原教旨主義的摩尼教，而流傳于于民間的本土化了的摩尼教卻存活了下來。它被按中國人的傳統觀念進行了改革，成為了一個積極入世的宗教組織，在中國人民反抗暴政的斗爭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到了宋代，摩尼教有了一個更為中國人熟悉的名稱：明教。教義被簡明地歸納為“清凈、光明、大力、智慧”八個字。教眾中有農民、秀才、吏員、兵卒、綠林好漢、江洋大盜、武林俊彥等。教徒白衣烏帽，秘密結社，共同尊奉明使（摩尼）為教內尊神。由于時時處于秘密狀態，教名也有了多種別稱，除浙江稱摩尼教、福建稱明教外，淮南稱二檜子，江東稱四果，江西稱金剛禪，福建又稱揭諦齋等（陸游《渭南文集》卷五《條對狀》）。
北宋的方臘用來號召人民起義的便是明教，當然這已經是經過改革的明教了，南宋的鐘相、楊么起義軍也是以明教作為組織工具。由于明教屢屢反抗朝庭，自然為朝庭所不容，為求生存，明教便漸漸地與白蓮教、彌勒教融合。有了剛到中國時與佛教、道教的融合的先例，所以與白蓮教、彌勒教融合也不是什么難事。白蓮教的斗爭性本不強，有些地方的教主還公開與元庭合作，如果按斗爭性由強到弱分類，為明教、彌勒教、白蓮教。由于明教的融入，彌勒教和白蓮教的思想逐漸變得積極，擔當了新的人民組織反抗的工具。據歷史學家考證，當時明教、白蓮教與彌勒教的思想中還融入了太平道的思想，這并不奇怪，長期流傳在人民心中的反抗思想一旦遇到合適的機會定會大放異彩，這也說明以彌勒信仰為核心的民間秘密組織所主張的思想與人民作為起義工具的太平道等早期宗教組織的思想有傳承關系。
雖說佛無常相，但依中國傳統習慣，內在的變化需要外部的變化來體現，人們需要一個新的彌勒佛形象。五代時浙江奉化有位和尚名“契此”，常攜布袋游歷四方，教化群眾，人稱布袋和尚。他去世后，人們尊其為彌勒佛的化身，后世便以布袋和尚的形象作為彌勒佛的新形象，廣為中國人接受。
到元末農民起義時，彌勒教、白蓮教、明教等秘密宗教基本上已融合在一起。在表面上，它只是半公開的—種宗教．有時候被稱為“明教”，有時候被稱為“白蓮教”，有時候被稱為“彌勒教”。主要的口號是：“彌勒佛下生,明王出世”。
關于“明王”的“明”字之來源，歷來史學家有不同的觀點。元史學家楊訥認為“明王”來源于白蓮教經典《大阿彌陀經》，明王是阿彌陀佛。“佛言：阿彌陀佛光明明麗快甚，絕殊無極，勝于日月之明千萬億倍，而為諸佛光明之王，故號……超明光佛。其光明所照，無央數天下幽冥之處，皆常大明。” 而摩尼教在中亞傳播時明使常以彌勒佛的形象出現，在信徒心中明使和彌勒佛本就是二位一體的。“明王”或許是大明尊（明使），或許是彌勒佛，或許是彌陀佛，也許兼而有之，因為摩尼教創立之初和傳播過程中本就深受佛教的影響。但有一點肯定的，這位救世主是末劫觀念深入人心時的主神。廣大民眾信仰它是希望能借助這一信仰和組織，解脫自己苦難的現實，其更多地是被造反的人民當作組織反抗的最好手段。于是，為中國人民起義提供理論支持的另一思想源頭最終形成。
綜上所述，中國歷代的人民起義有兩大思想源頭，一是儒家的武王伐紂、替天行道的思想，二是披著宗教外衣的民間秘密組織倡導的彌勒降生、建立極樂國土的思想。兩種思想都是由中國人積極入世、建立理想社會的思想來支撐。我們也應看到，中國的思想體系大都不是獨立存在的，它們一有機會便相互融合、滲透。所以，歷次起義往往是兩股思潮共同作用的結果，如果代表兩股思潮的力量不相互融合則大多會給起義造成損失。
元末杰出的革命家彭瑩玉一生歷經劫難，以彌勒教、白蓮教、明教融合后形成的秘密宗教組織發起了多次武裝起義，結果均遭失敗，原因之一便是未充分調動以儒家的武王伐紂替天行道的思想為號召的力量共同反元。朱元璋認識到了這一點的重要性，他原本也是彌勒教、白蓮教、明教融合后形成的秘密宗教組織所屬的劉福通系統的紅巾軍的一員，但他在1366年討伐張士誠的檄文《平周榜》中卻聲稱：“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以蘇困苦，聚為燒香之黨，根蟠汝潁，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朱元璋自己的軍隊正是彌勒信仰農民起義軍的一支，他發表的這道檄文標志著他對紅巾軍千年盛世理想的拋棄。
我們不應責怪朱元璋叛教，他也是出于時代的需要。代表儒家的武王伐紂、替天行道的思想的起義軍力量也是十分強大的，如張士誠集團，且還有一個力量更為強大的尊儒的地方士紳階層。如果朱元境堅持原有信念，就會與代表正統力量的士紳階層發生沖突，士紳們勢必倒向能舉起尊儒大旗的一方，他們很可能會選擇張士誠，這是朱元璋所不愿看到的。
幾千年來人民不斷揭竿而起，真正建立政權并得到廣泛的支持卻寥寥無幾，就是因為缺少士紳階層的承認和支持，而在資產階級思想與共產主義思想出現前的中國，這是至關重要的。元末時，各地針對紅巾軍結寨自保的地方武裝不在少數，這種割據狀態與盼望統一的社會心理和歷史要求背道而馳。朱元璋最終拋棄韓林兒，拋棄龍鳳年號，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無奈之舉。我們不能要求他建立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或是社會主義共和國吧？
因此，朱元璋走了一條中間路線，他一方面利用秘密宗教組織發展起義軍勢力；另一方面團結地方士紳，起用元朝舊臣，以穩定社會，李善長、朱升、陶安、劉基等由此入其麾下；他改變起義軍的性質，又取“明”為新王朝的國號，朱元璋于是成為了傳說與現實中的“明王”。畢竟他的軍中彌勒教、白蓮教、明教信眾很多，只是這個“明”并非“明教”的“明”，而是“明王”的“明”。 朱元璋登基后，詔令中國的所有寺廟都要塑奉大肚彌勒佛像，并在他曾經出家的龍興寺的彌勒殿懸掛了他親擬的一副楹聯：“大度能容容天下難容之士，慈顏善笑笑世上可笑之人”。明朝的特務機構錦衣衛效率勝于前朝，也與朱元璋出身民間秘密宗教組織有關。
洪武三年，深知民間秘密宗教組織歷害的朱元璋下旨禁“左道”，明教、彌勒教與白蓮教再度轉入地下，保持了其革命性。朱元璋出身北方紅巾軍韓林兒、劉福通白蓮教系統，南方彭瑩玉、徐壽輝彌勒教系統除巢湖水師等部投奔朱元璋、明玉珍自立外大部落入陳友諒手中，成為朱元璋奪取天下的勁敵，而明教自唐以來便是人民反抗朝庭壓迫的工具，風頭太勁，為減少官府的注意，明教、彌勒教與白蓮教便統一以白蓮教為名。后世天理教、黃天教、羅教、紅陽教、八卦教、榮華教等等（據不完全統計為107種），無論其面目如何千差萬別，但主要教義：末世、救世主和極樂世界的彌勒凈土觀念始終沒有改變，即使后來又提出“無生父母，真空家鄉”的新內容，仍萬變不離其宗，都屬彌勒信仰系統。明、清兩朝的唐賽兒和王聰兒白蓮教起義軍是白蓮教正宗，捻軍中雜有白蓮教起義軍，如宋景詩的黑旗軍。白蓮教系統的八卦教被清庭禁止后，八卦教徒用傳習拳術來發展組織。這種組織有過“拳會”、“紅拳會”、“義和拳會”等名稱，后來被一律稱為義和拳，并發展為義和團。民間傳說宋景詩脫難后隱居內蒙，晚年曾回家鄉授徒重建組織，義和團的大師兄多為其徒弟徒孫（梅花拳真乃護國神拳），不管傳說是否真實，義和團與白蓮教道統上的傳承關系是無疑的。披著宗教外衣的民間秘密組織倡導的彌勒降生、建立極樂國土的思想或大興于通衢，或潛行于山澤，在幾百年的時光中傳承不息，流風遺韻猶及于后世。
隨著時代的進步，這一系統的各分支或是淪為反動勢力的幫兇，或是自行消失，已不能發揮領導人民反抗的職能了，人民開始尋找新的組織工具。清末，洪秀全和馮云山以改革后的基督教思想組織起義。他們拒絕與儒家力量合作，將左宗棠等一大批有志于改變時局的儒生推向清庭。
太平天國失敗之后，中國人民反侵略、反壓迫的主要工具轉變為資產階級民主思想與共產主義思想，這兩種思想引發的人民反抗斗爭在中國近、現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由于中國資產階級及資產階級生產的發育不全和資產階級先天的軟弱性、妥協性，資產階級政黨在中國沒能成功。中國共產黨卻因其理論的科學性、系統性、完整性，革命的徹底性、堅決性，組織的嚴密性，最終取得勝利。千年盛世真的就有保證了嗎？還得警惕啊，不要到了開黨代會只有用瓶子接自來水解渴時才開始反省。
幾千年來，中國歷代的起義者們走馬揚鞭翻山過河，其中不乏輕生死重大義的英雄豪杰，卻少有成功者，其最高目標更是從未實現。幾番起落，風云振作，起義者們所追求的最高目標——等貴賤（消滅階級壓迫）、均貧富（主要指平分土地）在中國共產黨手中最終得以實現。先民們可以安心了。歷史的天空中，古代的起義者們正在遠去，打著各色旗號的義軍浩浩蕩蕩地前行，隊伍最前面的是一位長髯似雪的老者，他身高兩米二，著白衣，外罩白鹿皮袍，腰佩長劍，神情莊重而和藹，步履輕快，腳下仿佛有所循，兩個大袖鼓滿了風，好像是大鳥張開的雙翼。在他旁邊的是一位敞胸腆腹的胖大和尚，肩扛一只布袋，笑容可掬地走上前去 他們身上寄托著我們先輩最大的希望與夢想、忠誠與勇氣、正直與無私。孔夫子和彌勒佛身后的起義人民是最有力量的，正是因為他們，孔夫子和彌勒佛成為了不屈的中國古代人民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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