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視角下的東西文化之歷史成因
是夜,深秋之際的第一場寒流如期而至。起于亞馬遜森林里的那只蝴蝶翅膀煽起太平洋風暴、隨大氣環流挑逗著西伯利亞醉醺醺的風,裹挾了內外蒙古大小荒原和無數戈壁灘充盈了冤魂的沙塵,細細的、勻勻的,絕對不分貴賤高低的,浸淫了北京……
不惑之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耳順之年,看人不是人,看鬼不是鬼。如果屆耳順之年尚能保持與世無爭,那么,為人寫序就往往是自說自話。下面的序言即屬此類。
以“生態文明”理念作為討論前提
人們都說,大千世界無奇不有,本書可為一葉知秋。此秋之殘涼,非彼秋之旖旎。話如此說,是以為討論千差萬別的人類主觀西西,如何感知物質世界千奇百怪的客觀東東,本來確是有閑階級的專寵。但既然作者寫成書來介入社會上百花齊放的討論,那就得先有個前提——如果作者和讀者們都愿意認同“生態文明”理念,那其內涵的多樣性原則,就會使人認同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文化的多樣化存在本來就是常態;本來無所謂優劣好壞、進步落后。而與之相關的思想或行為,如果能夠“去意識形態化”,能夠跳出主導世界話語體系不過才數百年的歐洲中心主義,則也就無所謂見仁見智,更不必黨同伐異了。
我過去就不信邪。當人們九十年前在新文化運動中“忽悠”那四萬萬臉被完全打腫難以睜開眼睛認識世界的國人的時候,吾輩豈敢苛求老一代海歸具有區別不同派別西學精益之才學!至于把英國的圓桌和法國的斷頭機、彼得堡的巡洋艦與盎格魯撒克遜炮艦判斷出正負,那更是中華古老文明不得不亦步亦趨歐洲列強作為宗主國來推廣的現代國家上層建筑,邯鄲學步般地“被政治化”之后才有的“政治正確”的派生物。
我到現在還是不信邪!當人們在九十年后的全球化運動中“忽悠”著十三萬萬惡補到全身浮腫無竅可開、仍難以跟上普世價值的國人的時候,吾輩焉敢辨求新一代左右牙慧黨人具有區別不同歷史階段的經驗起點之智慧!至于把紐約的華爾街和北京的金融街、綠色的大頭紙與紅色的大頭紙斷出個高低,那也是有限的民生資源被大鱷們貨幣化和金融資本異化、泛化之后才由不同膚色寡頭們把玩的環肥燕瘦。
制度成本與收益的不對稱及其歷史成因
此處貼上我最近的一個觀點,聊以為愿意參與此書討論的讀者助興:
人類社會在以資源資本化為實質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增值收益如何分配,以及該過程中發生的“負反饋”如何分攤,是制度性差異的核心問題。因為,籍由一定的制度安排某些主體可能更多地占有制度變遷的收益,其他主體卻更多地承擔了制度變遷的成本。如果一個制度框架下制度收益與制度成本是對稱的,那么不同經濟主體的收益率應向社會平均收益率收斂;反之,則是制度收益與成本的分布存在著不對稱,或曰存在著制度收益朝向某些主體集中而制度成本向反方向的“轉嫁”。因此,人們需要深入討論的本來只不過是眾所周知的現象:這個世界怎么總是收益與成本嚴重不對稱?
一般認為,資本主義解放了生產力。而近代資本主義發軔于十五世紀哥倫布“發現美洲新大陸”和達·伽馬到達印度。但是,鮮見有人指出以下兩個密切結合的“因素”。
第一,殖民擴張背后的重要原因是歐洲國家對中國的長期貿易逆差。尤其中國自宋、明人口過億以后,依存于農村且與兼業化小農家庭經濟相匹配的工商業長足發展,以絲綢、瓷器與茶葉為主的出口借助了海上航路開拓而持續增長,客觀上成為歐洲“白銀危機”(及其連帶發生長期戰亂)的重要原因。僅十六世紀中期到十七世紀中期最終流入中國的白銀在7000-10000噸左右,即中國占有了世界白銀產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另據歐洲學者研究,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列強入侵之前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約占世界的三分之一。若,作為硬通貨的貴金屬貨幣長期短缺且日益嚴重為因,則,被稱為“地理大發現”的海外擴張,就是古希臘羅馬文明哺育的西方國家長期處于支付危機、無法通過歐洲內部化解的情況下訴諸對外暴力的結果。
第二,國家政權與資本這兩個人類社會的異化物,在資本的原始積累階段就是在對人類行使暴力犯罪的進程之中直接結合的。由于封建小城邦沒有足夠的剩余承擔海外擴張的巨大成本,所以最先期的海外探險和殖民開拓,都是在早期民族君主國家的支持下進行的。恰如1493年3月哥倫布在發現美洲新大陸后的一封信中說:“我將回報給他們想要的任何數量的黃金,還有香料、棉花、瑪蒂脂,以及紅木,還有陛下們想要的奴隸。”信中提示的及后來更多發生的,不外乎是歷史常識:西方資本主義的“第一桶金”與血腥的奴隸制三角貿易密切相關——從非洲“低成本”掠奪土著居民,販賣到美洲殖民地做奴隸,使金銀開采及其后的種植園經營得以形成“規模經濟”,占有“規模收益”返回歐洲宗主國,殖民者就用這些財富來參與全球貿易,爭奪世界霸權。
先期進行海外殖民地擴張的,恰恰是西北歐大西洋沿岸的那些幅員狹窄、國土資源有限的國家,如西班牙和葡萄牙,然后是歐陸之外被長期視為蠻族的荷蘭、英國。接下來是歐洲大陸上德奧專制帝國的興起和統一,及其興起之后必然的路徑復制:殖民擴張。
誠然,討論人類在資本主義文明歷史中的政治制度,的確不可忽略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國際公法的地位框定了現代世界的基本格局。但這仍然是表達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階段國家犯罪合法的標志性建制。在歐洲中心國家,該條約確定了各國家的無限制國家主權及其邊界,“現代意義上的國家”至此形成并成為國際政治的基本行為體;對于非洲、美洲等尚未認同歐洲模式的國家或者正處于國家形成中的區域,條約規定的形式就是征服、占領和殖民;而此后,在那些歐洲人不可能形成完全殖民控制的半殖民地國家,如中國和印度次大陸,則以戰爭叩開其國門之后繼之以毒品(鴉片)和商品的傾銷。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歷史進程中,作為制度供給和制度執行的收益顯著的工具而公然出現的國家犯罪,就這樣具有了國際合法性,也內在具有后續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作用。
《全球通史》作者斯塔夫里阿諾斯指出:“盡管1763年的世界比1500年的世界富裕,而且這種經濟增長一直持續到了現在,但是從最初起就是西北歐作為世界的企業主攫取了大部分利益。”代價是全球大部分地區和人口都成為少數歐洲強國資本神壇上的祭品——南北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種幾近滅絕,數以千萬計的非洲黑人成為美洲種植園的奴隸勞動力,世界原生態的多樣性的經濟和社會結構逐漸被蠶食和改變,單一化的殖民地經濟結構至今仍在向外“輸血”……
海外殖民擴張的第一個,也是最主要的制度收益,當然是幫助先發的工業化國家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在這些符合西方利益的“法律規范”的大規模殖民擴張基礎上,那些西北歐國家的技術和制度變遷才成為可能,被視作當代資本主義發端的工業革命等技術變遷才能發生,歐洲才能“化危為機”——從巨額貿易逆差導致白銀危機而催生海外掠奪,進而“后來居上”迅速上升為世界經濟霸主。
第二個重要的制度收益則是被后人樂道的“政治文明”:伴隨殖民化擴張的大量海外財富向歐洲流入,以及歐洲貧困人口(包括經濟蕭條造成的失業人口和罪犯、沒落的原封建貴族等相對于新興資產階級而言的“弱勢群體”)大量向殖民地移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之中所引發的各種社會矛盾——比如資產階級新貴族與原封建貴族之間、資產階級與工人之間的矛盾等,才能夠逐漸緩和,國內才能夠“文明”地召開著名的“圓桌會議”。
恩格斯曾于1858年10月7日致信馬克思:“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自然,對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來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事實上英國不僅是早期工業化國家中殖民地面積和人口規模最為可觀的國家,同時還是向海外移民最多的國家。1871至1900年的三十年間,英帝國的土地增加了425萬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6600萬;被稱之為“日不落”的大英帝國移出約三分之一人口,相對貧瘠的蘇格蘭高地約有一半人口移出,這就是信中所說的“道理”。殖民化還使法國土地增加350萬平方英里、人口增加2600萬;俄國在亞洲增加了500萬平方英里土地和650萬人口;德國則增加了50萬平方英里土地和850萬居民。
只不過,這些并非發端于所謂“技術革命”或得益于所謂“制度先進”的西方資本原始積累時期以國家機器對人類的直接犯罪行為,大都被后來的當代社會科學理論的各種解釋淡化、漂白或者直接忽略了。
對于早期的西方工業化刺激并且隨之異化了的兩種重要的理論派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以亞當·斯密為代表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今人在汲取這些思想財富時需要注意:
其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在勞資矛盾的尖銳對立中誕生的,但其之所以轉化成現實的工人運動浪潮,客觀上是因為產業資本向殖民地的大規模擴張才使要素配置發生結構性變化——產業工人相對于產業資本成為愈益稀缺要素,遂使勞工逐步具有了較高的談判地位和斗爭取勝的現實條件。此起彼伏的工人運動急迫需求簡單易懂的理論,這又導致馬克思主義被簡單化為一種有利于開展工人動員的意識形態化的工具;這個時期大量小資產階級介入形成的各種社會運動也就先后背離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意,以至于馬克思以“播下龍種收獲跳蚤”表達憤怒;恩格斯則對那個時期的不同事件和不同人群多次重復馬克思本人的揶揄:“如果馬克思主義就是如此,我寧可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其二,產業資本階段“經濟自由主義”思想取代原始積累階段的“重商主義”成為西方意識形態的主流,反映的是由于那時產業還不得不“在地化(localization)”的產業資本家們對于同樣“在地化”的皇權和貴族的反抗。這種在“那時”的歐洲的確具有進步意義的利益要求濫觴至今,演化為各種本質上還仍然是歐洲中心主義的、關于資本主義對于“人類”生產力促進作用的發展主義的理論表達,卻都或多或少地忽略了其本源于對殖民地掠奪屠殺這個“反人類”的國家犯罪的前提條件。
如果發展中國家的人們要以當前的發達國家作為“趕超”目標和樣板,就不得不考慮是否具有“復制”其發展歷程的可能——由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發達國家依靠對外轉嫁制度成本來實現增長的機制愈加深化,發展中國家要弱化這種不對稱機制就越“不可能”,遑論反轉!
因此,由于現代西方發展主義學說的邏輯起點并非其歷史起點,所以不具有可被重復驗證的科學性;因而在指導發展中國家時才往往適得其反。
溫鐵軍,學者,現居北京。主要著作有《三農問題:世紀末的反思》、《解構現代化》等。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