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從來就是迥異于西方的合之道文明。中華子孫兩千多年來世代錘煉形成的依道集權“大一統”，更使得我們完全可以用“大一統”文明的稱謂，來定位和定性自己所傳承下來、所現實擁有的這一切。
雖然，我們常常覺得“大一統”的提法，不夠那么有板有眼、周正規范，可我似乎還是非常青睞這樣一個最能表達全然不同取向和極盡統合程度的給力帶勁之稱呼。在我眼中，我甚至更愿意將這個“大一統”，看作是“高大全”、“堅實穩”、“廣久合”超級一統文明的一個極簡稱法。為什么呢？全因為，在努力統合一切的合之道路向上，中華文明于過去幾千年甚至上萬年的歷程中，早已鑄就了最系統、最健全、最豐滿、最堅實的堪稱人類最高級的統合體系之一整套來。這是無與倫比的，是絕世無雙的。所以，即便稱之為最高“大一統”、最全“大一統”、最大“大一統”、超級“大一統”、天人“大一統”、千秋百代“大一統”、全世界最高級高超高明的“大一統”，我也不覺得有什么絲毫的過分之處。
現如今的中西之爭，是一百年前中西兩大文明歷史性大碰撞的延續，或者說是前期初碰撞的更進一步之延深，是從表層鐵甲木舟碰撞入得深層心腦撕扯的最后決戰。可以說，現在我們所遇到的文明沖突和一切中西矛盾，歸根到底都是“大一統”與極分取向兩大人類主流體系的沖突與矛盾。甚至，中國社會今天所有的一切巨大艱難、紛亂、困惑、不適等，都無一不能在這兩大截然相反的體系沖撞中，找到最初始、最根本的病源病灶。
在近現代社會的基本構成上，就像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中樞大腦一樣，中西方文明不同的上層思學研教體系（現在西方話語環境下，經常稱之為知識學術體系），都毫無例外地起著各自文明的主導、提領、思考、運化、發聲、規劃甚至指導踐行、整合思行之作用。從這種層面上看，我們說，世界上的每一個文明，事實上都是有著各自容量大小不等、發育程度不同、調統能力各異的文明之“大腦”的。中西方文明的“大腦”，就像他們自己碩大健全的文明軀體一樣，都是相當系統、完備、成熟和高超的。這是基本的共同點。
然而，文明的不同，決定著各自量身打造出的文明大腦也必然有異。既然，分合兩道，背道而馳，那么，中西方文明各自的大腦，在結構上、機理上、形態上、作用上出現極大的不同，便可以視作是合情合理的，是不值得我們大驚小怪的了。這種顯然符合事實的邏輯推論，恐怕絕大多數人不會不同意吧。
我的一個基本的觀點是：當今中國這套西式學術知識體系，根本無法承擔得起中華大一統文明之道統一體學問所面對的一切。就像一個平臺簡陋、口徑狹窄、通路不暢、功能有限的小型計算機，根本應付不過來連接著億萬臺電腦的海量云計算一樣。這套一百年來從西方移植嫁接來的體系，承擔的是分科制能做的一切，是科學范疇內的一切，是基于西方科學規則理性的一切，是規律世界的一切。然而，她所面對的中華文明一整套，要的卻是大綜合，是超級一覽無余的大一統整合，是其內再無內、其外再無外之完全徹底的統統歸一。這哪是西方所見識過的？這哪是她的那兩下子所足以應付得過來的？一句話，西學被引入，能應付得了中華文明肌體羸弱初醒時大腦發育不全的一度，卻根本無法承受中華文明復興壯大之后的長久超強需要。
要說西式知識學術體系不能承受、擔負，“小腦袋”應付不了“大一統”，這一方面，肯定是說西式知識學術體系太過狹窄、碎小、具體、容量不足、功能不夠了； 另一方面，當然也等于是在說中華文明及其歷久鑄就的思行知用“大一統”最高合之道實有體系，確實是太大、大全、太高遠、太廣闊、太復雜、太豐滿、太綜合一體、太無所不包了，以至于基于客觀自然現實的、基于理性知識范疇的、基于細分學科化的、基于具體精確純粹的整個西式知識學術體系，即便動員自身一切力量，使出全身所有解數，也根本無法完成這一對她來說根本無法擔負得起的重任。
前面幾篇博文，對西學的細碎、窄狹、割裂、絕對等，已經有了一些揭露。這個問題，許多人其實也早已看得清楚-------盡管，大多數人未必看得那么完全、徹底和通透。在這里，我主要想來談談中華文明極其中華之道“大一統”體系的高大全重之問題。
從一點說起吧。就先來說說中華文明土地上結出的最高學問成果，也就是那個“非常道”的“道”了。我想，通過初略地講一講這么一個兩千多年前就被揭示出來的“道”，有多么地大、多么地高、多么地廣、多么地重、多么地歸一又掛萬、多么地系統凝結著整個文明的世世代代，從而使大家清楚地明白一點，即：整個西式知識學術體系體系，也就是目前占據我們中國最高思想和學術地位的這些大學院校、社科研究機構們，根本不足以擔負起中華文明復興之“大腦”的重任來。僅有他們，我們中華文明的“大腦”，是一種“偏癱”的“大腦”，是一種擔負不起思考中樞的殘缺“大腦”。中華文明要使自己復興健全起來，必須先從復興健全自己的符合“大一統”要求的統一“大腦”開始。
關于“道”，大家的各種說法解讀都有。而且，這種不同的思考、解讀、說辭，并不是今天才有的。這是從老子系統闡述了“道”以后，伴隨著整個中華民族千年萬代演進歷程，自始至終一直都沒有間斷過的。我之所以特別地強調著一點，這是有著明確的用意的。也可以說，我這已經是開始在闡述“道”的第一個特性或特點了。那就是，道的概念與事實之統合構建或凝鑄的問題。也就是說，中華文明長久以來集體創造出的這個“道”（準確地說是老子等先哲和后來整個民族的共同創造），既是概念意義上的，也是事實層面上的。她是概念與事實、名與實的合一統一。這，其實正是中國古代學問人在名實之辨后，形成的統一共識共循所必然得到之奇葩碩果。在這一點上，中國學問的傳統理念或思考視界，便早早地與西方形成了一條大大的分水嶺。
進一步地講，西方學術知識與中華依道治學或道理學問之間，從一開始，便在概念與事實或名與實上，走了兩條截然不同的路子。西方看重的、倚重的是名或概念。中華道理學問，并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樣，只看重、倚重實或事實，而是既看到了名，又看到了實，在看過名與實以后，站在全面完整之最高通盤層面上，尋求著名與實的統一。這一點，是極其重要的。中國人倚重事實、客觀結果，可并不是只站在了唯事實論的一邊的。這就是中道、中庸之道！所謂中道（我更愿稱其為脊道或中脊道），也并不僅僅是只站到兩者中間就可以了，而是在確定和兼顧了兩者、兩面之后，為了整合統合需要，站到了看似不偏倚、看似居中，卻實則更高一層的、通觀全盤一切的脊道上。雖然，這種脊道，因為常常會被行與用的巨大現實力、自然整合力所牽引，走向比較偏重事實、現實、客觀、結果的一面，可這與一開始就直接投靠到那一邊去，是有著根本性的本質區別的。這從“道”，既是一種現實的路徑，一種文明集體的客觀聚踏所凝鑄起來的實有存在上；又是一種高深概念構建，是一種具有形而上意義的非現實之思行依循上，便可以體悟和洞察得到。
僅就此一點來總結一下，我們便可以得到這樣一個基本的結論：西方知識學術體系，開的口子要比遠遠小于“道”所馳騁的疆界，根本無法全覆蓋中華文明的“道”。她既不能在總體上直接與現實、事實、客觀、結果實現無縫對接，也根本無法站到全盤貫通的統一整合更高層面上總攝全局。至于說科學和實證主義興起以后，特別是解構哲學的現代思想運動發展以來，西方知識學術體系也很大程度上糾正矯正自己形而上的偏頗。可將現實、客觀、自然、事實結果攬入視界內是一回事，要實現名與實、概念與事實、認知成果與行用結果的銜接統一，則是另一種未必幾百年就能完成的事。在這方面，西方最高構建的哲學，距離中華之道的差距，那也是相去千里百代之遙的。
更多的抽象分析與闡述，我不想說了。為了證明我所提出的西式知識學術體系根本無法承受中華“大一統”的“道”學之重問題，我想講點更能為大家切身感受得到的、現實實際的東西。咱們都知道，西式知識學術體系，是分科式的專業學科系統構建。中華文明的“道”，卻是一種既無所不包、集大成，又久久歸一、統合一道的“大一統”名實統一體。西學體系，本身從來就沒有一種寬口徑統一面對這樣綜合關聯重大問題的統一機制。不信，我們可以去看看現今西學體系下的相關學科。看看誰能、或者哪幾個聯合統籌起來能承接得住那重得不能再重、大得不能再大的一個“道”字。
首先，我們來看看單獨開設的主要幾個專門學科吧。哲學，能行嗎？不能，因為哲學是形而上的構建，即便后期發展出了一些實踐的、經驗上的理論，特別是社會、政治方面的實踐論，可被最高學問和思想構建壓在較底層的，被常常教訓著、指導著的實踐應用，顯然與中華之道站在脊道上、往往更加注重現實世界自然而然整合作用的全面全盤智能統籌，還是不能同日而語的。敞開來說，凡是執著于學理的某一學科，都不可能自覺地、積極地、很好地嵌入和融到自然而然活生生的世界自然中去的。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追求，從而也必然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構建和方式。
退一步或者跳出來講，我們即便不評論西方哲學與中華之道誰高誰低、誰更好誰不夠，我們單從一個是學科式的，一個是超學理性的；一個是偏重于認識論、形而上的，一個是站位于全盤全部的、歸之于自然而然自然的；一個是在名形概念的叢林中、思辨的高空久久不肯下來，一個是把進一步的認知建立在實際行動應用動態過程中的；一個是理論學說、思想體系層出不窮卻不斷被打倒推翻，一個是有根成體的一“道”自始至終總被整個文明所尊奉依循著等等各方面看，也沒有任何理由，必須用西方的哲學去統合中華之道，而不讓自己恢復原來就有的、最適合于自己的中華拓道學問體系吧？這其中的道理，就像放著能裝西瓜的大籮筐不用，反倒硬要拿出撈面條的笊籬來使喚，不是愚蠢、能是什么！更何況，現在的西方，自己也已經開始解構了傳統的哲學了，甚至有越來越多的人認為：哲學已經死掉！
歷史學，所面臨的尷尬，也好不到哪兒去。有人不愿用哲學的概念范疇，便著起了中國的思想史來。可史，畢竟是歷史，是過去、昔日的存在，即便被今人重新解讀，也仍不能走出過去的環境和時光。道，產生于昨天，從過去走來，可她現在還活著，她是活生生的中華民族之思行知用，她是我們今天似知非知、或懵懂不知卻處處依循運用著的體系系統，她甚至可以說就是我們昨天今天明天社會、生活、人生的本身。這怎么個研究法呀？歷史學，敢聲稱自己有這么大的能耐嗎？更何況，歷史學科也是有其自身的邊界的，盡管不是如楚河漢界那么明晰地具體可見，但她自己知道什么事是她該罷手時得罷手的。其他各科，莫不如此，就不一一列舉了。
現在，我們來說說跨學科研究或聯合研究的問題。這當然是一種好的趨向。可我不得不說，在西式知識學術的體制下，這種努力和作為是有限度的，是不可能走到很高很遠的中華之道恢弘綜合境地的。除非，有一天能全面突破打破這套體系，并從思考取向和治學理念上來個天翻地覆的徹底改變，否則，即便有機會，也只能是在理論層面的指縫間流出的一點渺茫希望。不是我武斷，從各方面看，讓西式知識學術體系自我更新改造過來的幾率，幾乎約等于零。中華之道及其知行思用合一體系的復興重建，最終只能靠中華道理學問體系的復興重構才能實現。
我關注到長期以來關于文史哲走向聯合的呼聲和實踐，我也看到了中國傳統文化研究與國學院的紛紛成立，但所有這些，只要沒擺脫學科化構建的牢籠，到頭來，不僅舉步維艱，也是難以攀上更高層次，是不會有什么大出息的。這其中的道理相當簡單。聯合起來的、拼湊在一起的若干學科，甚至沒有明確大一統站位、道之高遠指向、直面文明現實之魄力及整合思學研教、社會民眾、國家執政系統能力的當今國學，要想全面系統地發掘和構建中華之道，那是不可能的。現在，這與其說是一個誰能不能承擔得起的問題，還不如說是一個誰的覆蓋范疇夠不夠廣大、誰的認識層級到不到位的問題。現如今的傳統文化研究也好，文史哲聯合專題研究也好，有名難以有實和貫通整合的國學努力也好，沒有一個，是能夠站上中華之道體系最高巔的，是足以統合起西式學術、治理策略和中華學問三大塊的。道自一始，而入八方萬物；學不循道，如何貫通以往？所以，只要是超越不出西式知識學術體系來，任何跨學科也好，大聯合也好，統一國學也罷，都不可能站到上應有的高位，形成全覆蓋的視界，實現承接得起的思行知用之系統整合。唯一可能抵達這般高度的，只有自由無界與活力無限的高超思想認知，可這點，當今的國學研究界有嗎？我們尚沒有看到。
最后，我覺得必須說一下，最近我觀察到了一些可喜的努力和改變。一個是《光明日報》與武漢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聯合搞了一個“中國路徑”研究項目，這可以說是在大一統中華之道體系的集約化研究中，走在最接近了“道”層面的先行者。不過，由于其是在文化而非最全盤和根本的文明層面上展開，由于其剛剛開始了一種獨特路徑的問題而尚沒有直接鎖定到中華之道大一統體系的層面上，所以，體制的制約和認知的局限，也還是相當明顯的，距離真正接觸到中華體系的核心，距離真正找到研究中華之道體系的方式方法，還有相當長的路要走。再一個，就是中國社科院成立了一個世界文明研究中心。他們出了一整套研究世界文明歷史和理論的叢書，很有價值和意義。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好好看看。相信會對許多思考者更好地站立在文明的開度上探索，提供極大的啟示和幫助的。不過，我個人認為，由于他們針對中華文明自身實際的思考有限，加之也未能從中華之道體系的角度進行進一步的深入研究，所以，截至目前，可以說尚沒有真正接觸到中華文明和中國問題的本質。這就是中國學術研究目前的現狀。
反倒是在草根思考者群體中，有一些先行者，已經開始了力圖發掘中華大道、力圖構建自己體系學說的努力了。盡管，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未必真能直達根本、洞察貫通一體的大道，但這些人在發掘和揭示中華之道的路上，走的是最貼近的和最對路子的。未來中華之道體系的闡釋與重建，或許將會更多地依賴于他們。當然，這指的是在中國復興和重構起自己的尋道學問體系之前。之后，那必然將是萬流歸一式的統合一道的，是歸于一個總體整體體系的。這也就是我所積極呼吁的那種中華學問或中華道理學問體系。唯有此，可以一統整個中華文明大腦的各個部分，起到統籌中樞的不可替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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