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泰特談話215：在文化封閉條件下的中國革命

   劉泰特談話215:在文化封閉條件下的中國革命　　

我撰文反復分析過，中國文化是天然的物質主義，物質主義的特點是迷信和追求物質權力，這是中國文化第一特征；物質的發展又是對立統一，因此在追求物質中，又必須駕馭好物質利益的平衡，這是中國文化的第二特征。　　

《易經》、老子、孔子的思想，無不都是圍繞上述兩個中國文化的核心而展開。　　

“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厚德載物”，中國文化的正面形象可以用《易經》中這兩句話，本質的全面概括。　　

“自強不息”，是突出人在物質獲取和創造活動中的主體性價值（主體不是神），它同中華民族刻苦、勤儉、種瓜得瓜（一分耕耘一分收獲）的傳統美德密切的聯系；“厚德載物”，揭示中國文化的物質發展必須遵循的物質分配的規律，它是老子、孔子物質利益平衡思想的價值核心。　　

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是物質利益的平衡，即現在很流行的“和諧”一詞，古代稱之為“中庸”；這一核心價值實現的途徑，老子總結為“反者道之動”，孔子的告誡是“克己復禮”，是“不患貧而患不均”。　　

中國文化如果偏離了核心價值太遠，就會發生社會革命。　　

孫中山說：“革命之名字，創于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之后，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不鮮矣。”（《革命運動概要》）　　

孔子的事業，是為拯救中國文化的禮崩樂壞而奔走一生，他的“克己復禮”思想，不少人批判是企圖開歷史倒車，這其實是完全不懂得中國文化，盡管孔子是向后看，向往古代周公的仁政，但周公的確是中國文化的優秀代表，文化的先進性或者優劣沒有時間先后之分，即一代勝過一代的認識是沒有歷史絕對依據的；“克己復禮”，這個“禮”文化，在孔子時，乃至整個中國古代社會，都認為是超越時空的最優秀社會文化，因此孔子繼承中國最優秀的文化，來比較和批判世道上日益腐朽的社會文化，這是名副其實的文化革命。　　

據研究，“革命”一詞最早出現于《易·革·彖辭》中：“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中國文化相關“革命”的文字屢見不鮮，重要的比如：　　

《左傳·宣公三年》、《史記·楚世家》記載，楚莊王曾向周大夫問起周鼎，周大夫回答：“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聞也。”　　

《大學》：“《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中國文字可解讀的文化，主要從周朝開始，周正統文化核心價值是“天命無常”；“唯德是從”。　　

“天命無常”，肯定了天命，但又認為天命是獨自變化的，好像跟人不相關，這就為“君子自強不息”的文化創造了廣闊的空間。　　

“唯德是從”，把天命同人的善良和道德聯系起來，給人的“自強不息”指明方向，即善的方向，為這種方向創造了天人感應的神圣論證，“厚德載物”文化從中也獲得神圣信仰的意義。　　

中國文化人性論本質上是中庸之道，它積極肯定人的善的屬性，中國文化忌諱人性惡的認識，但它承認人性有惡的屬性，對人性的惡，中國文化婉轉的用羞恥之心來否定之否定的表達，羞恥心隱含著人性有惡的屬性的思想，用羞恥心來征服人性的惡，反映了中國文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道德樂觀主義，這和西方悲觀的人性惡的原罪文化是截然不同。　　

經驗說明：人性中的善惡是此消彼長，因此追求善、“作新民”、達到道德圣人的境界，必須“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永無止境，即“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中國文化善的追求，完全訴諸于個人自覺的修身養性，人性惡的能量，被中國文化大大低估，中國文化為弘揚人性的善，宣傳手段是“無所不用其極”，但是如何防備人性的惡，中國文化是黔驢技窮，事實上是禁忌重重，姑息縱容。　　

因為中國專制文化，事實上是把人分成各個政治等級，等級制的本質是人壓迫人，而人與人關系一旦人為的不平等，人的精神道德就失去了人性的天然平等的基礎，在政治等級壓迫之下，個人的精神道德屬性必須無條件的服從政治奴才物質等級的屬性。　　

因此，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其實并不是“無所不用其極”的追求善，而是“實事求是”的立足于制度的政治不平等，來保障不平等制度法權利益分配機制的安全有效性，這種物質分配，雖然多寡不均，但只要政治等級性的貧富差距能夠被社會普遍認可，中國物質文化的權力就具有合理性，它就能真實的代表中國社會文化的核心價值。　　

如若這種政治等級的物質分配失去控制，社會“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政治文化就脫離了“唯德是從”的天命屬性，于是“天命無常”，社會爆發革命，中國政治文化新一輪的開始改朝換代。　　

孔子“克己復禮”、“不患貧而患不均”的思想，就是如此的揭示了中國文化革命的根源和本質。　　

（本文是上篇《中國古代戰爭和革命沒有推動文化進步》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