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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在2008年7月,經校友捐贈,收藏了一批極為珍貴的戰國竹簡。有關情況,我在2008年12月1日《光明日報》刊出的《初識清華簡》小文中已經敘述過了。事實上,從7月15日竹簡到校時起,清華就組建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對這批文物進行清理保護。已經知道,這批竹簡的年代是戰國中晚期之際,這一點已經碳14測定證實。文字風格主要是楚國的。簡的數量,連同少數殘斷的在內,一共有2388枚,在迄今發現的戰國竹簡中為數較多。
由于數量龐大,文字難釋,簡又經過流散,需要綴合、排比、釋讀,整理任務無疑是沉重和長期的,何況技術性的保護工作還正在繼續進行,目前要全面了解清華簡的內容,還是不可能的。不過,從開始清洗竹簡時起,在觀察間總是不斷有所發現,有些還確實是驚人的。這里想介紹給大家的,是我們最早編排起來的一篇簡書,原來沒有篇題,現據篇文試題為《保訓》。
《保訓》全篇一共有11支簡,每支22-24個字,其中第2支簡上半殘失,還沒有找到,不過篇文大體已經齊全了。這些簡有一個特點,是簡的長度只有28.5厘米,字體也有點特別,所以容易引起我們的注意。
這篇簡書完全是《尚書》那種體裁,開頭說:“惟王五十年,不瘳,王念日之多鬲(歷),恐墜寶訓。”大家知道,古代能在位五十年的王很少,剛好是五十年的只有周文王。《尚書》里的《無逸》記載周公的話說:“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因此,我們看到這第1支簡,便猜測是指文王。后來找出后面的簡文有“王若曰:發(武王名)”,設想就證實了。
篇文沒有記出月份,只有日子的干支:“戊子,自靧(即頮或沬字,洗臉)。己丑,昧爽……”。這是文王發布遺言的準備儀式,和《尚書·顧命》所記周成王死前的儀式相似,只是簡單一些。
文王對太子發講了兩件上古的史事傳說,用這兩種史事說明他要求太子遵行的一個思想觀念——“中”,也就是后來說的中道。
第一件史事是關于舜的,文王說:“昔舜舊作小人,親耕于歷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違于庶萬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遠邇,迺易位邇稽,測陰陽之物,咸順不擾。舜既得中,言不易實變名,身滋備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堯嘉之,用受厥緒。”
這段話講的是舜怎樣求取中道。由于舜出身民間,能夠自我省察,不與百姓的愿求違背,他在朝廷內外施政,總是設身處地,從正反兩面考慮,將事情做好。這使我們想到子思所作《中庸》所載孔子的話:“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為舜乎!”
近期首都師范大學黃天樹教授有《說甲骨文中的“陰”和“陽”》論文,論證“殷人已能定方位、辨陰陽,有了陰陽的觀念”(見《黃天樹古文字論集》),所以文王提到“陰陽”并不奇怪。如果考慮到文王與《周易》的關系,更使我們產生不少聯想。
第二件史事是關于微的。微即上甲,是商湯的六世祖。文王說:“昔微假中于河,以復有易,有易服厥罪。微無害,迺歸中于河。”這里講的是上甲微為其父王亥復仇。王亥與上甲都見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在甲骨文發現后,王國維等學者從《周易》、《山海經》、《紀年》等文獻中鉤稽出這段久已湮沒的史跡:商人的首領王亥曾率牛車到有易地方貿易,有易之君綿臣設下陰謀,將王亥殺害,奪取了牛車。后來王亥之子上甲與河伯聯合,戰勝有易,誅殺了綿臣。
周文王所說微的“假中”,是什么意思還需推敲,但按《保訓》,微由此把“中”“傳貽子孫,至于成湯”,于是湯得有天下。和上面講的舜一樣,“中”的觀念起了重要作用,這是《保訓》篇反復強調的。
大家都熟悉,《論語·堯曰》載堯命舜:“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并云:“舜亦以命禹。”這與《保訓》周文王所說有所不同,不過孔子確實重視中道,其孫子思所作《中庸》就引述了孔子有關的話,然后做了專門的發揮:“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把“中”提高到哲理的高度上來闡述,同時與“和”的觀念溝通結合,有很大的發展。無論如何,《保訓》的思想與儒學有共通之處,很值得探索研究。
談到這里,自然難免牽涉到宋儒的“道統”論。朱子撰《中庸章句》,序的開首即講“道統”,他說:“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朱子說的舜授禹之言,見于東晉以下流傳的《尚書·大禹謨》,號稱“十六字心傳”,閻若璩等已經明辨其偽。現在看《保訓》篇文,似乎堯舜以來確有“中”的傳授,相信會引起各方面的興趣。《保訓》簡的圖片和釋文,不久也會公布,供大家研究。
李學勤： 清華簡《(耆)夜》
(耆)夜”。據簡文系國名,即傳世古書中的“耆”,也寫做“黎”、“
”或者“饑”、在今山西東南的壺關(或說黎城)境內。“夜”則是與飲酒禮儀有關的詞,我個人以為應讀為《說文》“口”(dù)字,《尚書·顧命》作“咤”,許慎訓為“奠爵也”。
(耆),大(戡)之,還,乃飲至于文大室。”這關系到商代末年的一個重大事件。大家知道,《尚書》的《商書》中有《西伯戡黎》,記載“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祖伊是商朝大臣,得知周人戰勝黎國(即耆)的訊息,急忙向紂報告,沒想到紂自稱有命在天,拒不聽諫,依舊怙惡不悛。武王出師戡耆,得勝歸周,在“文大室”即文王宗廟進行了“飲至”的典禮。“飲至”意在慶功,如《左傳》桓公二年云:“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勛焉,禮也。”楊伯峻先生《春秋左傳注》解釋說,師返,于宗廟“祭告后,合群臣飲酒,謂之飲至”,并說明“舍爵”是“設置酒杯,猶言飲酒”,都與簡文相合。
《周本紀》稱:“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戡耆飲至典禮上,這些人都在場。簡文云:“畢公高為客,召公保(奭)為夾(即介),周公叔旦為命,辛公(甲)為位,作策(冊)逸為東堂之客,郘(呂)上(尚)甫(父)命為司政(正),監飲酒。”他們在飲至中的身份,可參看《儀禮》等書。
畢公和周公一樣,是武王之弟,他于典禮中為客,可能由于他任伐耆的主將,功勞最大。召公或說系文王庶子,同武王也是同輩。辛公見《左傳》襄公四年,稱辛甲,為周大史,《韓非子·說林上》作辛公甲,這里的“甲”大約是一名一字。作冊逸見《尚書·洛誥》,古書里又稱史逸(佚)、尹逸。《國語·晉語四》云文王“訪于辛、尹”,韋昭注:“辛,辛甲,尹,尹佚,皆周太史。”呂尚父古書作呂尚、師尚父、太公望等,是大家熟悉的。
簡文沒有詳述典禮的儀節,主要講的是飲酒中武王和周公所作的詩。
先看武王致畢公的詩,簡文云:王夜(咤)爵醻畢公,作歌一終,曰《樂樂旨酒》:樂樂旨酒,宴以二公,紝(任)仁兄弟,庶民和同,方壯方武,穆穆克邦。嘉爵速飲,后爵乃從。
“作歌一終”,語見《呂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古時詩均入樂,演奏一次為一終,“作歌一終”便是作詩一首的意思。武王詩內“宴以二公”意即以宴二公,二公是畢公和周公。
接著有武王致周公的詩,題為《(輶)乘》;周公致武王的詩,原失題,疑當為《口口(英英)》,都說是“作歌一終”。周公致武王的詩,則是: 周公或(又)夜(咤)爵醻王,作祝誦一終,曰《明明上帝》:
這首詩叫做《明明上帝》,使我們想起《逸周書·世俘》(即古文《尚書·武成》的別本)載,武王克商,在牧野舉行典禮,當時有樂舞:“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武》是《大武》,《明明》清代惠棟以為即現存《詩》中的《大明》,陳逢衡《逸周書補注》已指出《大明》句中有“武王”謚,成篇應該較后。現在看,《明明》或許即是周公這篇《明明上帝》。 附帶提到,詩里所說“歲有歇行”,是講歲星(木星)的視運動。
簡文的后一半,更令人驚異。原文說:“周公秉爵未飲,蟋蟀造降于堂”,蟋蟀即促織,周公見蟋蟀在堂,作了《蟋蟀》一詩。 讀《詩》的人都知道,《詩·唐風》有《蟋蟀》三章,簡文的《蟋蟀》也是三章,盡管文句有相當不同,其間的關系卻是清楚的。
細味簡文,周公作這首《蟋蟀》,是含有深意的,要旨在于告誡大家,不可躭于歡樂,忘記前途的艱難。上海博物館戰國竹簡《詩論》講“《蟋蟀》知難”,正與此相應。《詩序》雖然說《蟋蟀》是刺西周晚期晉僖公(厘侯)的詩,所云“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對于詩意的體會還是不錯的。
如果《蟋蟀》確系周公所作,它怎么會被采入《唐風》?我們似可作一推測。
原來耆(黎)國與唐有一定關系。《帝王世紀》等古書云堯為伊耆氏(或作伊祈、伊祁),《呂氏春秋·慎大》還講武王“封堯之后于黎”。春秋時的黎侯被狄人逼迫,出寓衛國,事見《左傳》宣公十五年和《詩·旄丘》序,其地后入于晉。揣想《蟋蟀》系戡耆(黎)時作,于是在那一帶流傳,后來竟成為當地的詩歌了。
這些不過是初步想法,寫在這里請教,希望會引起讀者的興趣。
李學勤：清華簡--學術史研究新貢獻
清華簡是在2008年夏天入藏的，其整理報告《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一輯于2010年底出版，第二輯目前尚在編寫中。這兩輯報告共收簡10篇，而整批簡初步估計有60多篇，因此現在想準確評說這批簡對古代學術史研究有怎樣的價值，實在是為時尚早。但即使只就這頭兩輯來說，已經可以看到清華簡在這方面的重要性，這里試談幾個問題。
首先是《尚書》的傳流問題。大家知道，漢初伏生傳《尚書》28篇，為今文《尚書》，后來景帝末曲阜孔壁發現《尚書》，增多16篇，為古文《尚書》，其后又有杜林得于西州的"漆書"古文。古文《尚書》久已散佚，東晉以后流傳的《孔傳》本宋代以來屢經學者質疑，也一直有論作為之翻案。清華簡中有《尚書》一類書籍20余篇，有的是今文《尚書》有的，如《金縢》，有的是見于孔壁古文或百篇《書序》的，如《尹誥》（即《咸有一德》）、《說命》，還有一些是今古文都沒有的。以清華簡《尹誥》與《孔傳》本《咸有一德》比較，很容易看出后者是晚出的依托之作，種種辯解都是徒勞的。
清華簡還有幾篇，如《皇門》、《祭公》，漢代以來收錄于《逸周書》，而在竹簡中居于與《尹誥》、《金縢》等同樣的地位。這證明在漢代還曾有不少這一類文獻傳流，只是由于不見于百篇《書序》或類似原因，被屏于《尚書》之外，現今我們對之就應該刮目相看了。不管是《皇門》還是《祭公》，其所體現的思想特點都和《尚書》中的《周書》各篇一致，足以證明后來的儒學確實是繼承和發展了西周占統治地位的觀念傳統。
傳統的看法是，孔子刪《書》，選定百篇，篇名見于《書序》，清華簡雖有《尚書》，卻不能證實這一點。特別是簡里雖然有《金縢》篇文，原來用的篇題乃是"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并不像《書序》那樣標為"金縢"。這至少表明，把篇文抄寫到簡上的人沒有見過《書序》。
其次是《左傳》的可信性問題。《左傳》一書，傳為西漢張蒼所獻，出現之后即在學者間引發爭論。爭論的焦點，本來是傳文是否與《春秋》經文互為表里，到了近代，竟有著作懷疑《左傳》記事的真實性，如日本津田左右吉的《左傳的思想史研究》可為代表。清華簡中固然沒有《左傳》，但有一種我們試題為"系年"的史書，在許多方面能夠與《左傳》彼此印證。
即將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二輯中發表的《系年》，共有138支簡，分為23章，敘事起自周初武王、成王，下至戰國前期，其間屬于春秋時期的章數最多，許多地方可與《左傳》對照，相為補充，也證明《左傳》所記真實，足資依據。值得注意的是，兩者甚至一些人物的話語都是相似的，例如《系年》載，晉襄公死，其子靈公年幼，大臣想召請襄公之弟、當時在秦國的公子雍為君，"襄夫人聞之，乃抱靈公以號于廷，曰：'死人何罪？生人何辜？舍其君之子弗立，而召人于外，而焉將置此子也？'"《左傳》文公七年記此事，襄夫人說："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嫡）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置此？"與《系年》所記基本相同。
《系年》還有一點值得重視，就是在好多方面接近于古本《竹書紀年》。《紀年》是西晉之初在今河南汲縣境內的一座戰國魏墓中發現的竹簡書籍，內容記夏商周史事，直到魏襄王二十年（前299），而《系年》作成于楚肅王時（前380-前370），彼此相去不遠。《紀年》、《系年》若干記載一致，如西周晚年有共伯和執政，不同于《史記》周、召二公"共和"之說。
過去研究《紀年》的學者，大都以為《紀年》是類似《春秋》的編年體。晚出的所謂今本《竹書紀年》，就是這個樣子。不過現在還能在傳世載籍里找出的《紀年》佚文，有些是很難按編年體編排的，比如《史記·越世家》索隱所引關于越國史事的《紀年》原文就是如此。猜想《紀年》本來的體裁是和《系年》類似的，以史事為中心分為一章一章，有點像后世所謂"紀事本末"體。是否這樣，需要深入研究，這在史學史上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問題。
最后說一下楚國在學術史上的地位問題。迄今為止，以書籍為主要內容的隨葬竹簡，已經發現了好幾批，最早的如信陽長臺關簡，后來的慈利石板村簡、荊門郭店簡、上海博物館簡，加上這里討論的清華簡，內涵之豐富，已經遠遠超過我們過去所能想象的。這些簡都出于戰國楚墓，當然是由于當地埋葬制度和地下條件特殊的原因，然而也充分說明了楚國的學術文化所達到的高度。以往歷代學者，常視楚國為蠻夷之地，似乎沒有多少文教可言，其實不過是一種偏見。重新考慮古代學術的地理分布，有關的材料條件已經逐步趨于成熟了。把現有的這幾批簡綜合起來，結合傳世文獻研究的成果，寫一部戰國時期楚國學術史，一定別開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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