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祥龍（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看了甘陽的書，感覺好象我們現在不用再被西方加給我們的問題推著走，居然有了自己選擇問題的現實可能，甚至自題自答的真實機遇。比如書中提出的中國的歷史文明不再是中國現代國家的包袱，說中國的文明不是走不下去，而是成了最大的資源。
看甘陽的書要聯系前后看，不止看前后三十年、六十年，而要看到此前3600年。我年輕的時候讀尼赫魯《印度的發現》，當時很受啟發，同樣是文明古國，他們搞現代化居然可以是以復興自己文明的方式來搞現代化。再去看甘地那就更不得了，是來自非西方世界的一盞思想明燈。今天我看甘陽的書，有點中國的發現，希望這個發現進行下去。
這本書可以很好地激發人的思路。書里講儒家、社會主義還有市場經濟這三種傳統形成一種合力，但這三種傳統相差很大，幾乎可以涵蓋整個現代政治思想甚至是我們生活的時代。調和三種傳統的困難肯定是巨大的。我個人最關心的問題是，三種傳統中儒家盡管最靠前，但現在儒家反而是最弱最虛的，社會主義的儒家如何真正落實？從和諧社會的口號來看，好象儒家又回來了。但我覺得儒家還是很虛，孔子學院恰恰不是孔子主持的。怎么把虛的東西變真變實？
儒家有多個維度。這里我把心性儒學和政治儒學放在一邊，而討論另兩個方面。一是儒家以家為一切的源頭，承認家是儒家文明最要害的地方。二是儒家的教化性。這兩方面達到什么程度，我們就可以說儒家社會主義不再是游魂？
在中國社會、政治和文化中，無論是家庭、家族、家鄉，應該成為一個價值實體和權利實體。比如，現在大家都關心買房子，如果買兩代居、三代居或者家族聚居的，應該得到國家的財政補貼和減稅。比如，以家庭為單位應用當地資源的綠色生產，也應該給予政策上的傾斜。另外，法律上應該增加離婚的困難和代價，應該適當地制約不孝的行為。
大陸的大學通識教育對儒學的重視應該高于臺灣。如上前景是否應該成為我們為之奮斗的目標，有沒有可能實現？
唐文明（清華大學哲學系副教授）：甘陽對中國道路的理解，有兩個方面非常獨特：其一，所謂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問題，即反對拿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或者拿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他想把六十年放到更加宏大的中華文明復興的視野中，認為中國道路的本質是對文明國家的偉大預期。我覺得這個預期超越了左右之爭。甘陽在書中明確講到，自己的立場中保守主義的成分比社會主義更多一些，或者更傾向于保守主義立場。但有時候他的具體論述中又沒有將保守主義思路貫徹到底，這大概也是很多人把他誤認為是新左派代表的原因。比如談到五四，如果能夠以保守主義立場對中國近代以來的重大事件做明確的分析，彰顯出保守主義的關切和面向，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以保守主義立場寫一部中國近代史，可能是更值得預期的事。
其二，甘陽提出新改革共識非常有見地。在左右之爭很激烈的情況下，大家會誤認為改革的共識已經破裂了。其實從一些事件來看，左右翼學者的觀點是一樣的。近年來對儒學的關注越來越強，但左右兩翼大多是從片面的角度理解儒學的意義，甚至對儒學的態度有葉公好龍的嫌疑。一般的民眾更不用說，受二十世紀的潛在影響很深。現在如果我們要談啟蒙，應該回到古代傳統，讓人們真正回到自身的生活經驗，而不是用一些糊里糊涂的概念把自己的經驗講歪了，或者把最重要的經驗講沒了。新改革共識有一天會走向文明共識。甘陽的書里文明復興是主調，其他都從屬于這一主調。這是相對于李澤厚的最大變化，也是我覺得最有意義的變化。
接著談一下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重要性。甘陽說這次思想解放是從對西方的大規模學習，到擺脫對西方模式的迷信特別是對美國模式的迷信。我非常贊同這個主張，想做更進一步的刻劃，即這是第一次打破現代性的神話，擺脫對現代性的迷信。只有擺脫對現代性的迷信，才可能真正擺脫對西方的迷信。從五四開始中國思想界的狀況是古今問題壓倒中西問題，西方的學問和正當性除了靠力量確立起來，在思想層面主要是靠現代性確立起來的。在這種情況下，中西問題根本不可能恰當地提出來。對中國自身傳統的理解，首先要經過檢驗與過濾，處處考慮是否符合西方的觀念。經過這樣的檢驗與過濾之后，中國的傳統基本變得不成樣子，思想界呈現出的中國傳統是被嚴重扭曲的形象。所以只有在現代性神話破滅后，我們才可能更客觀、平實地看待和估價中國傳統。同時以對西方的更深入的研究，健康而恰當地提出中西問題。中西問題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國的文化傳統究竟可以給出什么樣的不同于西方的想象。第二次思想解放的首要使命就是如何恰當地提出中西問題。
讀完甘陽的書，我最大的擔心是儒學僅僅作為批判傳統在重構。甘陽提到保守主義和社會主義構成英國知識分子兩大批判傳統。如果儒學在今后的發展中僅僅作為批判傳統而出新，極可能成為其批判對象的共謀者，即小罵大幫忙。我覺得儒學更主要的方向是成為心理建設、國家建設的主導力量，批判的功能要服務于建設的目的。儒教的制度化建設是必須面對的問題，訪談中甘陽明確反對儒教，我覺得這點要重新考慮一下。無論儒教是否是宗教，無論教化與宗教有多大的差別，儒教的制度化落實必須考慮。大家已經意識到中國社會目前和今后面臨的重大問題就是基督教的廣泛傳播。如果儒學不能與時俱進，不虛心向基督教學習，儒學就很難承擔起重構社會的重任。如果儒學想成為社會、國家建設的主導力量，發揮教化的功能，必須考慮儒教的制度落實問題。如果前面我說的是認真對待儒學的話，最后一點可以概括為認真對待儒教。
儒學需要回應今天的問題
白鋼（復旦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中國道路的共識如果要達成，肯定意味著有一種對于中國文明體的基本認同。這個基本的認同可以呈現為兩個不同的來源。一種體現為對中國漫長文明傳統即所謂前現代傳統的認同，另一種體現為對于中國進入現代社會之后通過革命建國構造的共同體的認同。在這個意義上說，這兩種認同是兩種不同的保守主義，一是保守前現代傳統，一是保守革命傳統，都有其現實意義。但無論這兩者之間有多少差別，它們與認為中國應該完全走西方的道路的想法，肯定是根本不同的。這兩種不同的認同有差異，有誰先誰后，有二者之間出現問題如何應對處理的問題。但即便有差異，因為大家本質上還是認同中國道路，所以用毛主席的話說，有差異也應該是人民內部的矛盾。
儒家社會主義某種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甘陽對中國道路自我特性的概括。把儒家放在社會主義前面是一種解讀的可能，另一種解讀是，儒家是社會主義的某種修飾，社會主義體現出儒家的情志，但本質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再向下深問一步，儒家可以用來修飾社會主義，是否也可以用來修飾資本主義，存不存在儒家資本主義的道路？如果要走出一條不同于歐美的道路，如果我們要堅持的是儒家社會主義，首先要在儒家內部挖掘哪些跟社會主義具有內在親和性的因素？這就好比佛教傳到中國后，為什么小乘教就不流行了，而且大乘中還是要比較高明的法門才能流行。
中國道路與儒家的未來
從這個角度，我們可以在儒家中尋找一些和社會主義有特別的親緣關系的部分。如果用文質損益來概括，可能儒家的文家法比較適合，和社會主義品性有非常內在的親和關系。儒家質家法也可以看出和社會主義契合的地方。另外，儒家中講得比較高的圣人境界以及大同的理想，確實可以和社會主義進行結合。
但我還是有些猶豫，把中國道路概括成儒家社會主義，一個比較大的問題是如何面對西藏、新疆、蒙古、青海等地區。這些地區傳統上不是以儒家為主體的，到現在當地人民主要的心理狀態和信仰也并不體現為儒家精神的族群，而這些區域幾乎要占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至少三分之一，從戰略地位來說異乎尋常的重要。從這個意義上說，是否還是可以考慮用"中國社會主義"？中國社會主義同樣是解釋中國的傳統，我相信不一定非要從儒家傳統進入。儒家是中國文化傳統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或者確實居于主導地位，但是在處理多民族國家等情況的時候，我們可以借鑒一下清代對待蒙藏等地區的智慧。中國儒家的質家法是中國化佛教，毛主席說中國文化的代表是禪宗，多次講這是思想上的大解放。如果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自我傳統，尤其是和社會主義傳統進行銜接的時候，我覺得中國化佛教的因素還要更多地強調。在這個時代即使堅定的儒者也不會排佛，因為中國佛教已經徹底中國化了，而且可以尋找到世間法、出世間法，圓融無礙。
中國文明基本的特征是傳承單位不在國家而在家庭。盡管現在家庭被摧折得非常厲害，但是中國人對家庭的認知還是在的。儒家最根本的東西沒有丟掉，在這個意義上可以和其他部分進行銜接。大學教化有一個根本問題，有朋友提出如果給儒家一門思想修養課程，如何避免這樣的課不像現在的思想修養課一樣淪于形式，而是真的可以活潑地激發起人的真實情感？這一步要實現，其實還有很長的距離。即使這一步實現了，如何能夠真正讓這樣的課程發揮出應有的作用，真正能激發人各種各樣美好情感的踐行，還有非常長的距離。從這個意義上說，如何尋找儒家現代轉化的道路確實很長。至于是不是通過儒教，我有很大的懷疑。
歐樹軍（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系講師）：目前對中國模式的討論主要集中在經濟、政治、社會三方面，《文明國家大學》這本書提出了對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改革的新理解方式，即中國道路的文化模式，從文化的角度統攝經濟、政治、社會，啟發人們思考中國文明的歷史連續性。
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道路與儒家社會主義"實際上既是在講過去，并且更多是在講未來。近兩百年來，英國和美國先后成為整個世界體系孤獨的例外者，也就是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領導者，是否有必要從現在開始就考慮，中國未來有沒有可能和能力擔當孤獨的例外者的角色，而不只是談如何融入別人的體系？從這個意義說，儒家社會主義也許是未來中國文化的選項之一，當然，在經濟上可能繼續保持混合經濟，在政治上提升民本政治或者民生政治，或者毛澤東所講的大仁政和小仁政相結合的政治模式。
在現實政治層面，從漢初的《鹽鐵論》來看，中國的國家治理體系從來都是王霸、儒法雜糅，超越純儒與雜儒之分，這就需要人文學者更多地關注社會科學學者的研究進程，思考哪些東西回得去，哪些東西只能嘆息："這個東西真好，可惜回不去。"比如就今天大家比較關注的養老問題而言，《鹽鐵論》的孝養篇就曾有此一問：禮有余而養不足，與養有余而禮不足相比，哪種模式更值得追求？歷史上對此類國家治理體系基本問題的討論，無疑具有超越時空界限的現實意義。
楊立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我們需要問儒家自身的問題，什么時候我們能夠像宋儒一樣真正回應今天的問題？宋儒為什么是道學、理學，連"儒"都淡化了？他們要面對道與理的問題。儒學一定是面向時代的生活節奏開放的。我們今天特別容易把現代化和西化完全等同起來，其實很多東西就是技術發明改變的結果。什么時候儒家能夠對今天這樣一個手機、互聯網普遍覆蓋情況的狀況進行解釋？這是儒家如何面對世界的問題，不是純儒、雜儒的問題，而是如何不變成腐儒的問題。
唐文明講儒教，我始終不同意。董仲舒時代不是理性精神嗎？強調用數字來拼合那么強的大一統意識形態，不是理性嗎？我認為儒家最可貴的就是理性精神，但這個理性并不破壞神圣感。所以用儒學宗教化解決問題我覺得不對。為什么朱子一定是道學和理學？面向"道""理"的開放太重要了。另外，儒家變成宗教可能嗎？現在去教堂的人還有多少？不是說我們要模仿他們的組織，而是他們自己的組織形態中有多少東西還在持之以恒地發揮巨大的影響？
最后是白鋼對儒家資本主義的回應。我覺得儒家資本主義根本不成立，因為儒家之所以可貴，最根本之處在于儒家跟個人主義不相融。儒家早期以家為本位，之所以說東土有大乘本性，就是因為沒有孤立的個人，小乘因此無立錐之地。
黃平（中國社科院美國所所長）：我談一下中國內部漢藏蒙等多元并存的問題。中國文明和中國要做到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確實要把內部關系處理好。在這個前提下講大中國，西藏、蒙古等區域才能成為有機的組成部分。
關于"中國道路"的討論是否可以進一步解放思想？這個問題如果沒有處理好，別說中國道路能不能走下去，連自己內部的矛盾都處理不好。有兩個前提，一是文化多樣性加生物多樣性，這是發展延續下去的基礎；二是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的格局。以兩個多樣性為基礎，維系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的格局，至少不是要侵略、掠奪、欺負別人，同時該有的正當防衛也要有，不能只講和的問題。兩年前有很多搞技術的人去參加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的，本著小綿羊的態度去的，從技術的角度探討可能性，結果去了之后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群餓狼。這樣看來，文明沖突確實是一個真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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