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jié) 先世和早年的生活
王夫之，字而農(nóng)，號姜齋，還用過其他別號①。湖南衡陽人。晚年隱居于石船山（今衡陽縣曲蘭鄉(xiāng)湘西村），敵人尊稱船山先生。明萬歷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1619年10月7日），生于衡州府城南回雁峰下的王衙坪（今屬衡陽市大碼頭橫街）。
王氏有譜牒可稽的始祖王仲一，居住揚州高郵的打魚襯。明洪武間，因跟隨朱元璋渡江作戰(zhàn)有功，授山東青州府（治今山東益都）左衛(wèi)正千戶。其子王成，參加燕王朱棣為奪取帝位而發(fā)動的“靖難之師”，以功升任衡州衛(wèi)指揮僉事，遷居衡陽。到王夫之出生時，已經(jīng)住上十代了。
王夫之的父親王朝聘，多次參加鄉(xiāng)試，只取為“副榜”，以后到北京國子監(jiān)肄業(yè)期滿，也未授與官職。他少年時跟隨衡陽有名的學者伍定相學習。伍“為學綜天文、地紀、人官、物曲、兵農(nóng)、水利之書，以淹貫為主”②。王朝聘又拜鄒德溥為師。鄒德溥是理學家鄒守益之孫。鄒守益先宗程朱，后師事王守仁，故學主折衷，一方面講良知，一方面又不愿雜于禪，而兢兢于“戒懼慎獨”①。王朝聘受到啟迪，“以真知實踐為學”②。王朝聘這種思想和治學宗旨，對王夫之有很大影響。
王朝聘有三個兒子：長介之，次參之，夫之最小。天啟二年（1622），夫之四歲，與二哥參之入家塾，從大哥介之受讀。十四歲時考中秀才，十六歲時從叔父王廷聘學詩，接受了“深不喜竟陵體”③，堅持“斟酌開、天，參伍黃、建，拒姝媚之曼聲，振噌吰之亢韻”④的詩歌創(chuàng)作主張。崇禎九年（1636）赴武昌參加鄉(xiāng)試，落第。次年夏，從王廷聘讀史于“曳塗居”（王廷聘的居室）。崇禎十一年，王夫之入岳麓書院肄業(yè)。他與曠鵬升等訂“行社，聚首論文，相得甚歡”⑤。崇禎十二年秋，赴武昌參加鄉(xiāng)試，又落第。十月間，他和郭風蹮、管嗣裘、文之勇等設(shè)“匡社”，揣摩制藝，互相匡正。崇禎十四年，王夫之建造乾濤園，潛心讀書其間。這時，湖廣提學道高世泰至衡州主持歲試。王夫之的試卷，為高世泰所稱賞，并寫下評語：“忠肝義膽，情見乎詞”⑥。未幾，他赴武昌參加鄉(xiāng)試，以《春秋》試卷列第一，中式舉人第五名。十一月，王朝聘督促王夫之和王介之取道南昌，到北京等候會試，王夫之兄弟立即動身。他們于十二月初旬到達南昌，在那里度歲。由于李自成領(lǐng)導的農(nóng)民軍已在席卷河南后進入承天（治所今湖北鐘祥），張獻忠領(lǐng)導的農(nóng)民軍襲破黃梅，因而朝廷于崇禎十六年正月命將本年會試改為八月舉行。王夫之由南昌返歸衡陽，編印《乾濤園詩集》。五月三十日（7月15日），張獻忠率軍由蘄水攻占武昌，自稱“大西王”。九月二十九日（11月10日）大西軍攻入衡州。張獻忠下令“開科殿試”，“考授”官吏①。王夫之和王介之因在郡有名望，就成為被延攬的對象。他們不愿與大西軍合作，就在舅父譚允琳的引導下，連夜奔往南岳蓮花峰下“草舍”藏匿，在生活上得到常居該地的夏汝弼和僧性翰的照顧，可是他們的父親王朝聘，已經(jīng)衰老，不能徒步，卻被張獻忠手下的人找去，要他通知王夫之兄弟出來佐助，王朝聘加以拒絕，準備投繯自殺。王夫之聞訊后，連忙“剺面刺腕”②，用毒藥敷在傷口上，叫人把他抬到大西軍的有關(guān)“官庭”中，“示不可用”③，同時謊稱王介之已死。張獻忠的部下見王夫之已到，就把王朝聘釋放了。這天晚上，王夫之也伺機逃走。他奔往南岳蓮花峰下（王朝聘也來此），在黑沙潭畔作《九礪》。此詩只有一首保存下來，其序云：“緣從賊者斥國為賊，恨不與俱碎，激而作此。”④可見王夫之當時的立場是與農(nóng)民起義軍和投奔大西軍的知識分子完全對立的。
第二節(jié) 堅持抗清斗爭
崇禎十七年五月，王夫之聽到李自成指揮大順軍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縊和寧遠總兵吳三桂引清兵入關(guān)，以及清統(tǒng)治者進入北京等消息，非常震驚，“數(shù)日不食，作《悲憤詩》一百韻，吟已輒哭”①。不久，王夫之聽說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即弘光帝），感到十分激奮。②十月，他赴東安訪友，了解到弘光朝廷的君臣對占據(jù)北京并調(diào)兵南下的滿洲貴族缺乏警戒，不禁發(fā)出了“擊楫意不伸，臣浪終難弭”③的慨嘆，表現(xiàn)了對時局的深憂。在這種心情的支配下，他決定繼續(xù)在南岳的深山中隱居，并在那“層巒聳翠，瀑布飛濺”， “景色清幽，人跡罕到”④的蓮花峰的半山腰建造“續(xù)夢庵”，作為自己和父母等的“避兵常居之所”⑤。
順治二年（1645）夏，明湖廣提學道堵胤錫興修南岳的二賢祠（祀朱熹、張栻），囑咐王夫之和王介之、夏汝弼經(jīng)營其事，增建前棟。未幾，王夫之聽說清軍攻破南京弘光帝在蕪湖被俘，續(xù)寫了《悲憤詩》一百韻。閏六月，南明駐扎于衡山燕子窩的黃朝宣部和駐扎于攸縣的張先壁部，肆行搶掠，“弱肉強食”⑥，當?shù)睾袜徑貐^(qū)的人民，備受荼毒。王夫之和二哥參之侍奉父親王朝聘到耒陽、興寧（即資興縣）和永興避難。十一月，他們才回到南岳“續(xù)夢庵”。適堵胤錫重建方廣寺，便托王夫之和王介之、管嗣裘、夏汝弼襄助。
順治三年，王夫之開始研讀《周易》。他將研讀《周易》的一些心得，分別寫成札記（后編為《周易稗疏》），為以后進行系統(tǒng)的探索作好準備。接著，他編纂《蓮花志》五卷，對南岳蓮花峰的“沿革”、“形勝”、“古跡”、“名游”、“祀典”、“禪宿”、“物產(chǎn)”等，都作了簡明的敘述。三月，王夫之到湘鄉(xiāng)訪友。他通過耳聞目見，覺得湖廣地區(qū)存在著危機：南明湖廣總督何騰蛟于上年九月接受了大順軍將領(lǐng)劉體純、袁宗第、郝?lián)u旗等聯(lián)合抗清的要求。不久，何又同意與統(tǒng)率大順軍主力部隊的李錦、高一功和李自成之妻高氏聯(lián)合抗清，并奏準隆武帝，將這一部分大順軍稱為“忠貞營”，由提學道堵胤錫負責“節(jié)制”①。隆武帝擢堵胤錫為僉都御史，巡撫湖廣。由于湖廣地區(qū)駐軍近百萬（包括南明部隊和大順軍），籌劃糧餉，極為困難，因而何騰蛟便創(chuàng)辦 “義餉”，增加租稅，每畝田地較原額增加五倍多，仍不敷開支，又預征兩年的錢糧。“賕吏承風，追呼每劇，又開告訐，籍沒民財充餉，旦夕傾數(shù)十家以為常。” ②弄得物議紛騰，人心動搖。同時，何騰蛟和堵胤錫各為督師（何為湖南督帥，堵為湖北督師）存在矛盾，互相傾軋，這對于開展抗清斗爭，是極不利的。王夫之了解到上述情況，非常焦急，就冒著“盛夏”的酷熱，前往湘陰，會見了湖北巡撫章曠（王夫之于崇禎十五年參加鄉(xiāng)試時的房考官）“指畫兵食，請調(diào)和南北督師，防潰變”③。對于籌劃“兵食”一事，章曠只是點點頭，而對于王夫之請求他調(diào)解何騰蛟和堵胤錫之間的矛盾，他卻有所諱忌，竟對王夫之說：“本無異同，不必過慮。”④王夫之不敢再說，就失望地回去了。他提出的意見，章曠既未付諸實現(xiàn)（當然，也難以實現(xiàn)），所以他憂慮的問題終于發(fā)生：一方面，苛峻的征斂仍未能滿足境內(nèi)駐軍的糧餉的需要，那些駐軍（主要是南明原有的軍隊）就肆行劫掠，大失民心，而劉體純、袁宗第率領(lǐng)的大順軍，則因缺乏糧餉而考慮脫離何騰蛟（冬，劉、袁率軍離開長沙北上）；另一方面，何騰蛟和堵胤錫之間的矛盾未能解決，而“兩府幕賓，半無賴士，益相構(gòu)煽，遂成猜離，湖南北不相協(xié)應，而瓦解之形勢成矣”①。九月，王夫之得到隆武帝于汀州（治今福建長汀）被清軍擒殺的消息，又續(xù)作《悲憤詩》一百韻。此時，王朝聘也很悲痛，為了假經(jīng)術(shù)以議政，他命王夫之記錄他關(guān)于《春秋》的學說。他認為胡安國所著《春秋傳》中的一些內(nèi)容，如強調(diào)“兵權(quán)不可以假人”②，旨在重“內(nèi)防”而“削指臂之勢”，乃是“以趙普猜制之術(shù)說《春秋》”③，對后世十分有害；又如沿襲劉向、劉歆“尚變復”的觀點而“核災異，指事應”④，也是荒謬的。因此，他要王夫之把他這些研究《春秋》的見解記錄下來，以期有裨于世。當時王夫之只錄其梗概，作為以后撰寫專著的基礎(chǔ)。十一月初四日，王夫之的妻子陶氏病故，年僅二十五歲。
順治四年四月，王夫之聽說永歷帝因清軍的追攻而輾轉(zhuǎn)來到武岡，感到很興奮，就和好友夏汝弼商量，決定奔往辰、沅（今湖南辰溪、沅陵一帶），尋找督師堵胤錫，想通過堵的推薦，然后間道往武岡，在永歷朝廷供職，為抗清事業(yè)出力。不料剛走到車駕山（在湘陰縣西南九十里），因大雨連綿，風雷交加，道路泥濘，難以行走，就被迫停留下來。正當他們困頓不堪時，忽然遇到當?shù)厥咳耸挸Ｙs。蕭和夏汝弼是舊相識①，就邀他們到自己家里去，“破壁相容”②。由于孔有德率領(lǐng)清軍經(jīng)長沙攻入湘潭，偵邏四出，人人自危，王夫之就和夏汝弼“披榛徑”，登上了“特立于群山之表”的白石峰③，在那里躲藏。八月十四日，王夫之的二哥王參之病亡。王朝聘于悲傷之際，寫信將此事告知王夫之，并叮囑：“汝若自愛，切不須歸，勿以我為念。”④寄出這封信的第二天，王朝聘也病倒了。王夫之收到父親的信后，獲悉家中變故，心里非常不安，就日夜奔波，回到了家里。他的大哥王介之已“踉蹌先歸”⑤。王朝聘見兩個兒子都冒險回來，很不高興，立刻叫人抬了他，和妻子譚氏及兩個兒子到南岳潛圣峰居住，以免兒子遭受清統(tǒng)治者及其爪牙的迫害。十一月十八日王朝聘逝世，年七十八歲。他病危時叮囑王夫之兄弟：他死后，要把他葬在這“幽迥遠人間”的山麓，勿載“遺形過城市，與腥臊相涉”⑥。這幾句話，充分表現(xiàn)了王朝聘仇恨清統(tǒng)治者的思想，這對王夫之兄弟產(chǎn)生了深刻的影響。
王夫之自父親死后，就和母親譚氏及侄兒王敉（王參之長子）隱居于南岳蓮花峰的“續(xù)夢庵”。他遵禮“守制”，一面潛心研究《周易》，一面注視著時局的發(fā)展，期待著出現(xiàn)有利的時機去參加抗清斗爭。
順治五年十月，湖廣總督何騰蛟趁著清江西提督金聲桓、副總兵王得仁和廣東提督李成棟先后叛清歸明、牽制了清統(tǒng)治者的很大兵力的機會而發(fā)動反攻，收復了湖南很多州縣。王夫之見抗清形勢好轉(zhuǎn)，也和夏汝弼、管嗣箕、管嗣裘及僧性翰密商，在南岳方廣寺組織起義，成立了起義軍（夏汝弼因母病和母死后辦喪事，沒有在軍中）。但機事不密，起義軍正要進行戰(zhàn)斗，卻被那充當清統(tǒng)治者鷹犬的湘潭人尹長民襲擊，致遭潰敗。性翰受重傷，王夫之脫逃。這次起義失敗，王夫之受到很大的刺激，他后來追憶此事，還說：“雖云與仇戰(zhàn)者，敗亦非辱，而志事不遂，亦何榮耶！”①
王夫之在衡山起義失敗后，為了避免清統(tǒng)治者的緝捕，就帶著侄兒王敉奔往永歷帝的都城——肇慶。王夫之到肇慶后，堵胤錫（時以武英殿大學士督師常德②）奏薦他為翰林院庶吉士，但他因正在“守制”，同時看到永歷朝廷的一些官僚，茍且偷安，營私舞弊，感到很失望，就堅決地推辭了。
順治六年春，王夫之了解到永歷朝廷的大臣，只有以文淵閣大學士、太子少保督師于桂林的瞿式耜，力主抗清，銳意興復，他甚為欽佩，就離開肇慶，赴桂林暫居。這時，江西金聲桓、王得仁兵敗身亡，而從廣東率軍赴贛支援的李成棟也在信豐戰(zhàn)敗渡河時溺死，致使江西又被清軍占領(lǐng)。與此同時，湖南也因何騰蛟在湘潭被清軍襲擒殺害，南明各軍相繼潰退，致使湖南又遭淪陷。王夫之了解這情況后，不僅憂心國事，而且對處于清軍踐踏下的家鄉(xiāng)和他的母親，非常掛念。因之，他便于初夏時和王敉離開桂林回家鄉(xiāng)去。他先到南岳蓮花峰的“續(xù)夢庵”，清理殘書，然后攜帶自己近數(shù)年來所寫的詩稿《買薇集》，前往衡陽縣西長樂鄉(xiāng)石仙嶺。這時他的母親譚氏居住嶺下很荒僻的“耐園”，由其長子王介之贍養(yǎng)。不料到達那里時，“土人弄兵”，欲殺害王夫之，雖然王夫之逃匿脫險，但家中財物卻被搶劫一空，連《買薇集》稿也被搶去了。譚氏擔心王夫之的安全，命他立刻離境。他只得又和王敉前往肇慶。未幾，赴桂林，寓居于曾和他“相雅善”①的張同敞的“小東皋”里②。張同敞是瞿式耜的好友，由于他的游揚，因而瞿式耜便推薦王夫之和汪郊等一起參加“閣試”，以便永歷朝廷正式授予官職。王夫之聞訊后，上疏請準“終制”。他在桂林，結(jié)識了富有愛國思想、精研自然科學的有名學者方以智。當時方隱居于平樂之平西村，王夫之與之“常相聞問”③。
順治七年二月十八日，王夫之“服闋”，瞿式耜推薦他為永歷朝廷行人司行人。這時，永歷帝因清軍攻破南雄和韶州，已倉皇地逃到梧州，以舟為宮殿。盡管時局極為杌隉，但永歷朝廷的黨爭卻趨于白熱化。二月初旬， “吳黨”中的吳貞毓、郭之奇、程源、萬翱等，在黨魁朱天麟（東閣大學士、禮部尚書）、王化澄（東閣大學士、兵部尚書）的指使和梧州總兵陳邦傅的支持下，對那主張“厘綱紀，慎黜陟，重名器”④的被詆為“五虎”的“楚黨”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蒙正發(fā)進行猛烈的攻擊，上疏控告他們“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當死。”⑤永歷帝以袁彭年勸李成棟“反正有功，置勿問”⑥，而將其余四人廷杖各八十。金堡被杖時，“受刑獨重”，腿竟殘。①廷杖后，永歷帝命將四人下錦衣衛(wèi)北鎮(zhèn)撫司獄，并寫下“密旨”給主持審訊的張鳳鳴（都督），令其將金堡殺害②。王夫之聽說“楚黨”遭受這樣的災難，連忙從桂林趕到梧州就職，決定盡力營救。他和好友管嗣裘（中書舍人）同去謁見比較清廉正直的內(nèi)閣首輔嚴起恒，請求嚴向永歷帝進諫，不要殺害金堡等，否則，“志士解體”，誰也不會奔赴國難了③。嚴起恒聽了這話，很受感動，就立刻“請對，不得入”。又“跪沙濱申救”④，謂“諫臣非今所宜譴，嚴刑非今所宜用，請貸堡等”⑤。永歷帝不理睬。與此同時，瞿式耜也“亢疏申理”，永歷帝仍“不聽”。⑥三月，王化澄“入直”，他為了排擠首先請貸金堡等的嚴起恒，就于四月間和朱天麟（時永歷帝敕召入直）一道嗾使刑科右給事中雷得復奏稱嚴“奸逾嚴嵩，結(jié)虎招權(quán)，謀危社稷，買黃金通虜，拒殺詔使”。⑦眼看嚴起恒就要遭受迫害了，王夫之“悲憤有懷，不能自匿”，決定進行 “死諍”⑧，就和董云驤（亦任行人司行人）上疏，謂“大臣進退有禮，請權(quán)允輔臣之去，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國而灰天下之心”。⑨疏入，永歷帝下詔，以王夫之 “職非言官”而奏事，嚴詞加以指責⑩。“吳黨”中的萬翱、魯可藻又奏請逮治王夫之。這時，握有兵柄的焦璉、馬進忠、趙印選、曹志建等相繼上疏反對大興黨獄；而“忠貞營”統(tǒng)帥高必正，在五月間入見永歷帝時說，“閣臣嚴起恒虛公，宜專委用，金堡等處分過當”，并面責王化澄“徇私植黨”①。對于萬翱、魯可藻的奏請逮治王夫之，高必正也“力爭不可”②，這樣才使萬、魯?shù)年幹\未能得逞。由于焦璉、高必正等將領(lǐng)力救金堡等，永歷帝不得不免除金堡的死罪，改為削職遠戍，同時釋放劉湘客、蒙正發(fā)、丁時魁。但是，“吳黨”對于同情金堡等和支持嚴起恒的王夫之，卻切齒痛恨，決定伺機構(gòu)陷。恰巧攸縣一狂人作“百梅詩”一帙，假冒王夫之的名義為之作序。王化澄看了這篇序，認為詞語不遜，就想制造文字獄，把王夫之害死。王夫之受冤難伸，“憤激咯血”③。幸虧高必正極力營救，永歷帝才批準王夫之休假，事實上就是撤銷他的“行人司行人”的官職。七月，王夫之和侄兒王敉，離開梧州，前往桂林依瞿式耜。他經(jīng)人介紹，與鄭氏（襄陽鄭儀珂之女）結(jié)婚④。不久他接到家信，知道母親譚氏害病，就在清軍逼近桂林時，決定和妻子鄭氏及侄兒王敉一道返湘，但因“霪雨六十日，不能取道。”⑤延至次年（順治八年）正月返家，王夫之的母親早已去世。他遵禮守制。順治九年二月，他和大哥介之避居耶姜山（又名大云山，跨衡陽、祁陽、邵陽三縣）。四月，大西軍對清朝發(fā)動猛烈的進攻，李定國在率軍橫掃廣西后由永州攻入衡陽，他派人邀請王夫之參加抗清工作。王夫之雖然對李定國“屢有克捷，兵威震耳”表示欽佩，但他認為大西軍的首腦孫可望挾制永歷帝，“拂君臣之大義”，因而不可“托足”。①于是，他辭卻李定國的邀請。次年正月，又有人邀他赴安隆。他經(jīng)過深思熟慮，覺得孫可望還是不足有為而不愿貿(mào)然前往。他作《章靈賦》，抒寫自己“退伏幽棲，俟曙而鳴”②的思想感情。
第三節(jié) 不朽的著作 光輝的思想
順治十一年，清統(tǒng)治者加強了對湖南的統(tǒng)治，并對一些曾經(jīng)響應大西軍的群眾和懷有“光復舊物”之志的明臣，加以緝捕殺害。八月，王夫之和妻子鄭氏避居于零陵北洞的鈞竹源、云臺山等處。他聽說侄兒王敉在衡陽被清軍殺害，甚感悲痛。是年冬，徙居常寧西南西莊源的山寺，日常生活得到當?shù)仉[士王文儼的“供贍”③。王夫之改換姓名，變易衣著，自稱是傜人。順治十二年春，王夫之一面設(shè)館授徒，講授《春秋》，一面開始作《周易外傳》，通過探索象數(shù)以窮理，也就是他所說： “外傳以推廣于象數(shù)之變通，極酬酢之大用”④。在這部著作中，王夫之精辟地闡述了“器”（客觀存在的各種具體事物）和“道”（事物的規(guī)律）的關(guān)系，指出： “天下唯器而已矣”，“無其器則無其道”⑤，以此反對程朱理學家的道在器先，器外求道的客觀唯心主義觀點。他希望人們“勉于治器”⑥，即致力于制作器物以備用。他強調(diào)“天下日動而君子日生，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動”，認為“動”是道之樞，德之牖①。就是說，“動”是人們理解世界各種事物運動變化的普遍規(guī)律的關(guān)鍵和認識具體事物的特殊規(guī)律的門徑。據(jù)此，他批判了老子“虛極靜篤”和周敦頤“主靜”、“禁動”的學說。他反復說明“乾坤并建”的道理②，認為“乾”的 “陽”性和“坤”的“陰”性的正反兩方面既互相對立，又同時并存，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對性。他指出：世界上沒有“截然分析必相對待之物”③，認為一切事物不是截然分割，絕對對立，而是互相包容，互相滲透，互相轉(zhuǎn)化的。因之，他希望人們不要擔心事物的對立面“終相背而不相通”，必須看到“相反而固會其通”④，即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也就是一切矛盾的雙方都具有同一性。他又指出，事物的運動變化，既有只發(fā)生量變和部分質(zhì)變而仍然保持原有根本性狀和規(guī)律的 “通而自成”的“內(nèi)成”，又有發(fā)生完全質(zhì)變的“變而生彼”的“外生”。前者是“變必通”，后者是“窮必變”⑤，它們構(gòu)成了事物由低級向高級發(fā)展的過程。以上所述各點，是《周易外傳》中最有價值的內(nèi)容。八月，王夫之撰完《老子衍》。他摒棄了過去注釋《老子》者的陳言，采取“入其壘，襲其輜，暴其恃，而見其瑕”⑥的方法研究《老子》，既對其中的“道”在“物”先、“有”生于“無”的唯心論和把矛盾轉(zhuǎn)化看作是循環(huán)往復的形而上學觀點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又改造和吸取了其中某些關(guān)于對立面相互轉(zhuǎn)化的觀念，用來豐富自己的哲學思想。此外，王夫之認為《老子》主張統(tǒng)治者行“無為而治”，可以“節(jié)取”，因為統(tǒng)治者于人民困敝之際，“使測老子之幾，以俟其自復，則有瘥也”①。順治十三年三月，王夫之撰《黃書》，他著重闡述了防御外來民族入侵維護本民族的獨立和安全的重要性，強調(diào)“可禪可繼可革，而不可使夷類間之”②。他認為從秦到宋的統(tǒng)治者為了“長久一姓”，竟對臣民猜忌防制，而宋統(tǒng)治者尤甚，致削弱民族自衛(wèi)力量，亡于 “女直”、“韃靼”。這實際上是批判明統(tǒng)治者的。王夫之還針對明朝衰亡的情況，提出了增強邊防、慎選舉、任賢能和關(guān)心民瘼等主張。冬，由常寧回南岳，仍居于“續(xù)夢庵”。至順治十七年，王夫之在衡陽金蘭鄉(xiāng)高節(jié)里的茱萸塘建造茅屋，稱為“敗葉廬”。搬進這簡陋的新居十多個月，不料他的妻子鄭氏病亡，年僅二十九歲。
康熙元年（1662）夏，王夫之聽到永歷帝及其皇后、太子被吳三桂在昆明絞殺，極端悲痛，又續(xù)寫《悲憤詩》一百韻。次年九月，王夫之撰寫了《尚書引義》初稿。他引申了《古文尚書》中的某些論點，從哲學和政治上總結(jié)了明朝衰亡的教訓。在政治上，他指責“明代自太祖廢丞相不設(shè)，數(shù)傳后權(quán)移于寺人”③，又批判明朝實行嚴刑峻法而失民心。在哲學上，他從唯物主義認識論的角度明辨“能”（認識的主體）“所”（認識的對象）關(guān)系及其性質(zhì)，駁斥佛教和受其影響的宋明理學家的“消所以入能”、“以能為所”①的以主觀吞并客觀的謬論，提出了“因所以發(fā)能”、“能必副其所”②的命題，強調(diào)必須有客觀對象才能引起人們的認識作用，而人們的認識也必須與客觀對象相符合。他又對“知”和“行”的問題進行了論證，反對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守仁等的 “以知為行”③的學說，認定“知必以行為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④。這樣突出“行”對“知”的決定作用，是符合反映論原則的。王夫之在書中提出的“性”乃“生理”、“日生則日成”⑤的觀點，對于否定“懸一性于初生之頃，為一成不易之侀”⑥的唯心主義先驗論，是非常有力的。
康熙三年，王夫之在“敗葉廬”設(shè)館講學。他將上年已動筆的記述永歷朝史事的《永歷實錄》二十六卷撰畢⑦。他秉筆直書，對堅持抗清的愛國者，都加以褒揚，即使對曾經(jīng)反抗過明朝而后來聯(lián)明抗清的農(nóng)民軍將領(lǐng)高必正、李定國、李來亨等，也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肯定（對李定國則幾乎無微詞），而對那些貪鄙庸劣和降清求榮的官僚，則嚴厲貶抑。這部著作，論述湖南、兩廣用兵和黨爭較翔實，而對永歷帝逃往云南、貴州和緬甸的復雜情況，則記載簡略，且有失實之處。次年，王夫之重訂《讀四書大全說》。他對胡廣等主編的《四書大全》中輯錄的宋元以來理學家解釋《四書》所表現(xiàn)的一些唯心主義觀點，進行駁斥，例如他肯定“理即氣之理”，“氣外更無虛托孤立之理”①，就是駁斥朱熹的“理生氣”和將“理”夸大為脫離“氣”而獨立存在的宇宙之根本的學說；他否定“不待學而能”的“生知”，也是針對朱熹“以堯、舜、孔子為生知”②而言的。在知行問題上，他不僅再次強調(diào)“無先知完了方才去行之理”③，用以反對朱熹的“知先行后”說，而且認為知中“亦有行”，行中“亦有知”④，闡明了“知”、“行”的辯證關(guān)系。此外，王夫之在“理”、“欲”問題上不贊成朱熹講的存天理，滅人欲，認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無人欲之或異”⑤；在“理”、“勢”問題上，他強調(diào)“理勢不可以兩截溝分”，認為“理當然而然，則成乎勢矣”；“勢既然而不得不然，則即此為理矣”⑥。這是他歷史哲學中的非常深刻的見解。
康熙六年，王夫之和王介之由于平日的言行表現(xiàn)了與清朝不合作甚至反清的傾向（如不剃發(fā)，不用清朝皇帝年號），因而幾乎被人控告，幸虧好友劉象賢為之“排難”⑦，才避免一場大禍。次年春，唐端笏（字須竹）來就學，這是追隨王夫之二十多年、深受器重的學者。七月，王夫之撰《春秋家說》三卷、《春秋世論》五卷。前者主要述其父王朝聘對《春秋》的見解，后者則為借論述春秋時代的“合離”、“盛衰”的變化，為后世提供“守經(jīng)事”而“知宜”、“遭變事”而“知權(quán)”的經(jīng)驗⑧。又次年，王夫之輯三十歲以來所作古近體詩為《五十自定稿》。續(xù)娶張氏為妻。初夏時，王夫之應唐端笏之請，到馺閣巖為唐端笏講述宋明理學源流，使唐端笏知“朱陸異同及后來心學之誤”①，冬，王夫之造草庵，名 “觀生居”。這時，他已編成《春秋左氏傳博議》上下卷。這是他評述春秋史事而為后人提供鑒戒的論文集，其中提出的“有即事以窮理，無立理以限事”②的命題和強調(diào)“相天”（根據(jù)自然規(guī)律而能動地改變自然），反對“任天而無能為”以及要求“竭天”（竭盡自然界賦予人們的認識和改造客觀世界的能力）的思想③，都是非常精彩的。
康熙十年，王夫之因好友方以智（時在江西廬陵縣青原為僧）多次勸他前往“逃禪”，他雖曾以“人各有心”之語辭卻，但方以智仍苦勸，故作詩述懷而答之④，表示自己“終不能從”⑤之意。夏，方以智赴吉安謁文天祥墓，道卒（一說方被清統(tǒng)治者捕送廣東，途中病故）。次年三月，王夫之聽說他所尊敬的前輩郭都賢因文字獄遇害于江陵，即作詩悼之⑥。八月，得方以智暴死噩耗，“不禁狂哭”，又作詩深表哀悼⑦。
康熙十二年，王夫之撰寫了《禮記章句》部分初稿。十一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吳三桂叛清，揭開了“三藩之亂”的序幕。次年正月，吳三桂遣軍先后攻入沅州、常德、岳州、衡陽。從這時到次年九月，王夫之多次出游，往來于湘鄉(xiāng)、湘潭、長沙、湘陰、岳陽和萍鄉(xiāng)等地。他的思想存在矛盾：一方面他和蒙正發(fā)（時居衡陽斗嶺）一樣，不屑接受吳三桂的“延致”①，“堅避不出”②；另一方面，他聽到吳三桂宣稱要奉崇禎帝太子“登大寶”的消息，又為之“喜欲狂”③，不僅自己考慮置身“鐵馬”之中④，而且希望那些他所認識或和他有某種聯(lián)系的已參加吳三桂陣營的官員勇于北上攻戰(zhàn)⑤，從而“滌六宇之霾云”⑥。但是，他在覺察到“興亡多事天難定”⑦時（康熙十四年八月），不免有所傍徨⑧，就在荒僻的石船山下建草堂（即“湘西草堂”），由“觀生居”遷到那里，一面治學，一面靜觀大局。
康熙十五年春，王夫之開始撰《周易大象解》，認為“象”與彖爻“別為一義”，不可用“象”來“釋彖爻”，指出“象”乃“純乎學《易》之理，而不與于筮”⑨。夏秋間，王夫之赴長沙、湘鄉(xiāng)，和蒙正發(fā)、劉近魯、唐端笏、劉象賢及明宗室朱翠濤對時局有所商談。次年二月，清軍“夾攻長沙”⑩，三月，清軍擊敗吳三桂據(jù)守吉安之軍。王夫之見吳三桂接連失利，且無復明之意，就決心退隱。七月，他將《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定稿。這部著作，不著重于立言，乃授徒講義（時唐端笏和章曠之子章有謨從王夫之學《禮記》。《大學》、《中庸》兩篇，仍用朱熹章句。因此，內(nèi)容多陳舊，表現(xiàn)對封建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規(guī)范的崇尚與維護；但其中亦不乏精義，如在認識論上強調(diào)“知行相資以為用”①，提倡“勤于力行”②；在教育思想上認為“教”與“政”是治國的關(guān)鍵，“語其本末，則教本也，政末也；語其先后，則政立而后教可施焉”③；又強調(diào)教師對學生必須“因材而授”、“因量以善誘”④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十一月初五日，吳三桂敗走衡陽⑤，到第二年（康熙十七年）二月謀稱帝，其部下決定上表勸進，并派人請王夫之執(zhí)筆。王夫之拒絕說：“我安能作此天不蓋、地不載語耶？”接著又說：“某先朝遺臣，誓不出仕，今何用不祥之人，發(fā)不祥之語耶？”⑥那個人驚愕地退出。王夫之隨即逃藏深山。當三月初二日吳三桂于衡陽回雁峰前的饅頭嶺建壇即位時，王夫之憤慨地作《祓禊賦》，抒發(fā)了對吳三桂稱帝的鄙視和自己有所追求的思想感情。八月十七日吳三桂病死，王夫之才消除了將受玷污的顧慮。
康熙十八年二月，清軍攻入衡州，王夫之避居楂林山中的石雞村（在蒸水南岸），撰《莊子通》。他對于莊子的唯心主義、相對主義固然不滿，但認為“因而通之，可以與心理不背”⑦。只要“以物為師”而不“師心”⑧，并堅持“有經(jīng)”⑨，就可以運用改造過的莊子之“術(shù)”來對待當時充滿矛盾的社會環(huán)境。三月，王夫之返草堂。清統(tǒng)治者對他很懷疑，常派人暗中偵伺①。在這種情況下，他毫不畏懼，仍然撰寫著《四書訓義》（后編為三十八卷）。這是一種授徒講義，保留了程朱學派特別是朱熹的很多觀點（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按照朱熹的《四書章句》進行闡述的），但也間有新意，如在人性論上不贊成朱熹的“性即理”的觀點，強調(diào)性受之于“天”，即接受自然界的給予而成②；在教育思想上強調(diào)“必以學為成人之道”③，并提倡“學”與“思”相結(jié)合④；在經(jīng)濟思想上承認商賈具有“通天下之貨賄”的社會職能，強調(diào)“禁暴而安商”⑤等等，都是可取的。次年春，編《六十自定稿》（詩集）。
康熙二十年春夏間，王夫之患哮喘病，但仍致力于學術(shù)研究。秋，應僧先開之請，撰《相宗絡(luò)索》，對佛教法相宗的思想及其范疇體系作了簡明的介紹。同時，他又給弟子講解《莊子》，撰《莊子解》三十卷。它雖與《莊子通》一樣，批判了莊子的唯心主義、相對主義，但對莊子頗表同情，認為其持論“皆通于一，而兩行無礙”，“其高過于老氏，而不啟天下險測之機”⑥，甚至說其“救道于裂”⑦，表示有所肯定。次年九月，撰《說文廣義》兩卷。他對許慎《說文》所收之字，從宗六書而不泥古的角度進行了較全面的探索。他不僅重視從字形推求本義，據(jù)本義推求引申義，而且根據(jù)本字本義推求“孳乳”之字。他還注意從不同的方音分析字義的多樣性，但在讀音上卻不贊成字義同而發(fā)為數(shù)音。他糾正了《說文》中的某些舛錯，彌補了其中某些闕漏，但亦有不夠精審之處。十月，王夫之撰《噩夢》，旨在救時政之“極弊”而“蘇人之死，解人之狂”①，如指責 “夫家之征，并入田畝”，使農(nóng)民“以有田為禍”，希望減輕對農(nóng)民的征斂；主張“軍衛(wèi)聚屯于邊”，以“固中區(qū)”；反對“問刑官故出入人罪”，認為對“故入決遣”者尤應嚴懲；反對“鬻官”和“鬻士”；主張廢除“班匠制”，代以“招募和雇”等等，都是針對明末積弊而提出的改革意見。又次年，王夫之將自己所作的《詩廣傳》重新訂定（編為五卷）。他從儒家的“詩教”出發(fā)，對《詩經(jīng)》中所表現(xiàn)的“情”，提高到“治道”上進行分析，認為“古之善用其民者，定其志而無浮情”，主張“導天下以廣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發(fā)”②。因此，他推重“夷猶婉娩”的作品，而對于“迫矯而無馀思”和帶有揭露性、怨恨性的詩篇，都非常不滿。但這部著作也有不少進步的精辟的內(nèi)容，如同情在暴君貪官壓榨下的人民，主張適當?shù)貪M足人們的物質(zhì)生活欲望；強調(diào)“善取民者，視民之豐，勿視國之急”；認為 “事起而時異，時異而道不可執(zhí)”和希望“善用人者無棄人，善用物者無棄物”以及肯定社會歷史進化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
康熙二十三年春，王夫之患病，至秋末始漸愈。他在病中撰《俟解》，勉勵人們不為“習氣”所移，而注重道德修養(yǎng)，同時批判了王守仁和其后學所宣揚的“無善無惡”觀點。但他詆 “庶民”為“禽獸”，則表現(xiàn)了嚴重的階級局限性。次年春，王夫之撰《張子正蒙注》九卷①。他繼承和發(fā)展了張載的樸素唯物主義和辯證法思想，認為氣是宇宙的根本，它有“聚散”而無“生滅”；指出“非有一，則無兩”，“惟兩端迭運，遂成對立之象”②，看出了事物的統(tǒng)一中有對立；并且承認矛盾的斗爭性：“剛?cè)帷⒑睢⑸鷼⒈叵喾炊酁槌稹保舜恕盁o終相敵之理”，結(jié)果還是“和而解”③。這就宣揚了矛盾融合論。他認為“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覺乃發(fā)”④，即必須由感覺器官與客觀對象相接觸而引起思維活動，才能認識事物。他看出了“見聞之知”不能使人們認識事物的本質(zhì)，但將其否定而夸大“德性之知”⑤，卻表現(xiàn)了唯心論唯理論的傾向。他認為作為“生之理”的人性本來“無惡而一于善”，但“才有不善”（他將以前荀悅、韓愈等所說的“性”改稱為“才”）而又“染于習”⑥，就使性受蔽而行為趨于“惡”了。這種論證，比以前的人性論前進了一步⑦。八月，王夫之撰《楚辭通釋》十四卷。他根據(jù)王逸的《楚辭章句》進行改編， “刪漢人無病呻吟之剿說”⑧，即將東方朔、嚴忌、王褒、劉向、王逸用騷體所寫之賦刪去，增入江淹的《山中楚辭》和《愛遠山》，殿以自己所作之《九昭》。他聯(lián)系所處的明清易代之際和自己的親身遭遇，深刻地闡述了屈原熱愛祖國而上不見信于君、下為群小排擠致被放逐的憤慨思想，抒發(fā)了自己類似屈原的“宗社人民瓦解之哀”①。這種思想感情，在《九昭》中表現(xiàn)得尤為明顯。注釋頗多新意，糾正了王逸的一些注釋失當之處，但他也不免附會，特別是以“黃老修煉之術(shù)”②釋《遠游》，并及《離騷》，顯系穿鑿而不足據(jù)。九月，王夫之病中勉為門人作《周易內(nèi)傳》十二卷。這是他系統(tǒng)地具體地研究《周易》的著作。對于以前的“言易者”，他既反對漢代襄楷、郎、京房、鄭玄、虞翻等“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諸理”和邵雍的“先天學”以及朱熹之“專言象占”，又不滿意于王弼黜象數(shù)而專重義理和受其影響的唐宋之易學（宋代惟推重張載）。他指出：“易之為道，即象以見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兇，即占以示學”。又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君子之謀于易，非欲知吉兇而已，所以知憂知懼而知所擇執(zhí)也。”③這是王夫之對待《周易》的基本態(tài)度，也是他撰寫《周易內(nèi)傳》的主要原則。在這部著作中，他對《周易外傳》所揭示的“乾坤并建”、“道”不離“器”等哲學思想，進一步加以發(fā)揮。他企圖從《周易》中“體天人之理”④，即力求體察“天道”以善應人事。次年正月，王夫之的大哥王介之死，他扶病至長樂鄉(xiāng)耐園治喪事，回來后寫了《孤鴻賦》，抒發(fā)對介之的悼念和自傷孤零的感情。六月，書寫《傳家十四戒》給長孫王生若（王攽之子），其中有“勿為僧道”、“勿作吏胥”、“勿習拳勇咒術(shù)”、“勿作師巫及鼓吹人”、“勿立壇祀山■跳神”等戒；并囑其后裔“能士者士，次則醫(yī)，次則農(nóng)工商賈，各惟其力與其時”①。
康熙二十六年，王夫之在體衰多病的情況下，堅持寫作《讀通鑒論》②。在這部著作中，他認為歷史的發(fā)展既是“勢”因“理”成：“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又是“理”隨“勢”變：“勢相激而理隨以易”③；他肯定歷史是不斷進化的，反對“泥古過高而菲薄方今”④。既然歷史不斷進化，因而他強調(diào)“事隨勢遷，而法必變”，主張“一代之治，各因其時，建一代之規(guī)模以相扶而成治”⑤；他認為“生民之生死”重于“一姓之興亡”，所以權(quán)臣篡位而能夠使人民避免“原野流血之慘”，是不可非議的⑥；他不滿意于君主“任獨斷”和“擅天下之士”⑦；他強調(diào)“嚴以治吏，寬以養(yǎng)民”，主張對人民“寬其役，薄其賦”⑧；他反對以申韓之術(shù)施政，但又認為“治道之裂，壞于無法”，因而主要用“法”來“飭吏治，恤民隱”⑨；他反對經(jīng)濟封鎖，強調(diào)“天下交相灌輸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國之備裕”⑩；他希望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各安其所”，做到“我不爾侵”，“爾不我虐”，同時強調(diào)維護本民族利益，使之不受損害，認為如此才符合“古今之通義”①。這些思想和主張，在當時都具進步意義和積極作用。九月，王夫之送大哥王介之靈柩歸塋，回家后又患病，從此他不再出門了。次年五月，他追憶平生交游和詩賦往還情況，寫成《南窗漫記》。十二月，編《七十自定稿》（詩集）。次年四月，將《尚書引義》修訂。秋，寫成對當時服飾禮制進行考據(jù)的《識小錄》。九月，劉思肯來訪，給他第二次畫像（第一次畫像是康熙十四年二月王夫之在長沙水陸洲遇見劉思肯時），他自題《鷓鴣天》以抒情：“把鏡相看認不來，問人云此是姜齋。龜于朽后隨人卜，夢未圓時莫浪猜。誰筆仗，此形骸，閑愁輸汝兩眉開。鉛華未落君還在，我自從天乞活埋。”②這一年夏秋，衡州等地又發(fā)生旱災，王夫之一家人的生活很困難，他不禁有“儉歲無多芋栗收”③之慨。偏沅巡撫鄭端了解到這種情況，又欽佩王夫之的學問和操守，便命衡州府知府崔鳴鷟“饋米幣”，“囑以漁艇野服，相晤于岳麓，并索所著述刊行之”，但王夫之“病不能往，且不欲違其素心，受米返幣”，致函自稱“南岳遺民”以謝之④。這說明王夫之年邁猶不愿與清朝合作，堅持民族氣節(jié)。
康熙二十九年正月，王夫之將以前（居敗葉廬時）編選的各代詩文，加上評語⑤，并在此基礎(chǔ)上，撰《夕堂永日緒論》內(nèi)外篇。內(nèi)篇論詩，兼及古文；外篇則側(cè)重于論制藝。在這部著作和另外的《詩繹》（大約作于居敗葉廬時）中，王夫之提出了自己的詩歌見解。他主張詩歌將 “興觀群怨”冶為一爐，堅持“以意為主”，并重視“宛轉(zhuǎn)屈伸”地“取勢”①。他強調(diào)詩歌創(chuàng)作不能脫離“身之所歷，目之所見”②，即應以作者的生活實踐為基礎(chǔ)。他認為優(yōu)秀的詩歌主要由于做到情景融合：“情景名為二，而實不可離，神于詩者，妙合無垠。”③對于那些立“門庭”、矜“家數(shù)”的徒以模擬、雕琢取勝的詩歌，他都加以指責。次年四月，王夫之在喘咳中將《宋論》十五卷寫完。他在這部著作中，較《讀通鑒論》更為集中地寄寓了借論史來總結(jié)明朝亡國的教訓的深意，如指出宋朝君主不但對武將猜忌，“有功者必抑，有權(quán)者必奪”，甚至加以“虐殺”④，而且對中樞文臣也“忌其持權(quán)”而任意黜退，使其不能“盡所長以圖治安”⑤；指責宋朝君主“倚任奸人”，“大壞軍政”⑥；認為宋朝不加強防御，對入侵的契丹（遼）、金、蒙古貴族妥協(xié)求和，而對國內(nèi)人民則多方聚斂，并實行嚴刑峻法，必然難免于敗亡；批評當時朝臣結(jié)“朋黨”，“宰執(zhí)與臺諫分為敵壘，以交戰(zhàn)于廷”⑦等等。這與明朝后期（特別是崇禎朝）的腐朽和黑暗的情況十分類似，所以王夫之在分析時就鞭辟入里，發(fā)人深省！九月，王夫之作《船山記》，表達自己在明亡后不愿他往、樂意退隱于這非常荒僻的石船山下而終老的思想。不久，他的病情日益嚴重，自知不起，便預先寫好墓石題名，以“明遺臣行人”自稱，并作銘曰：“抱劉越石之孤憤而命無從致；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幸全歸于茲丘，固銜恤以永世。”①
康熙三十年正月初二日（1691年1月30日），王夫之逝世，享年七十四，葬于衡陽金蘭鄉(xiāng)高節(jié)里大羅山。王夫之的著作很多，除散佚的外，傳世的尚有一百種，三百九十八卷。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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