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生于周靈王二十一年，即西歷前五百五十一年（中華民國紀元前二四六二年），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即西歷前四百七十九年（民國紀元前二三九零年）。
西歷前五百五十七年，釋迦摩尼生于印度。東方兩大哲人差不多生于同時，真是人類文化史上的奇跡。
胡適之先生在他的名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中把“老子孔子以前的二三百年，當作中國哲學的懷胎時代”。胡先生用西歷來計算這三百年：
“前八世紀（周宣王二十八年到東周桓王二十年西歷前八零零年到七零零年）”
“前七世紀（周桓王二十年到周定王七年西歷前七零零年到六零零年）”
“前六世紀（周定王七年到周敬王二十年西歷前六零零年到五零零年）”
胡先生說：“這三百年可算得一個三百年的長期戰爭，一方面是北方戎狄的擾亂。（宣王時常與玁狁開戰。幽王時，戰禍最烈。犬戎殺幽王，在西歷前七七一年。后來周室竟東遷以避戎禍。狄滅衛，殺懿公，在前六六零年。）一方面是南方楚吳諸國的勃興。（楚稱王在前七零四年。吳稱王在前五八五年。）中原的一方面，這三百年之中，那一年沒有戰爭侵伐的事。周初許多諸侯早已漸漸被十幾個強國吞并去了。東遷的時候，晉鄭魯最強。后來魯鄭衰了，便到了‘五霸’時代。到了春秋的下半段，變成了晉楚爭霸的時代了。”
《春秋》是孔子根據魯史所作。褒貶人物史實，筆則筆，削則削。所謂：“《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也自稱：“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春秋》一部書，上至魯隱公元年（西歷前七百二十二年），下訖哀公十四年（西歷前四百八十一年），中間經過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但孔子及身而見的不過六、七十年間的事。所謂“五霸”時代，便是齊桓、宋襄、秦穆、楚莊之“五霸”，紛擾了大半個世紀，而此時代又前于孔子之降生約半世紀。那時東周王室衰微，諸侯互競霸業，封建制度已開始腐爛，一般的政治原則和道德生活完全失卻維系，而百姓更苦不堪言。
孔子卒年七十三。孔子死后沒有幾年，越王勾踐滅了吳王夫差。諸侯們相爭所斫，沒有一天安寧。又后數十年，便踏入“戰國”時代，擾攘了百多年，一統于秦。
二
孔子生于憂患，長于憂患，一生棲棲遑遑，而憂患無已。孔子常自認為是一個失敗者，但從不肯放棄他的工作。他是入世的，絕不像當時一般所謂“辟世”的賢者，只知獨善其身。
《論語》中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意思是說，一個人不能離開人群而與禽獸同處；不和人群接觸，和誰去接觸？
孔子的時代，是前面所說的諸侯爭霸，封建制度開始腐爛，一般的政治原則和道德生活完全失卻維系，全中國紊亂到極點的時代。孔子用兩種方法來實現他的救世理想：第一，先使天下重振綱紀，推行仁政，拯黎庶于水火。第二，從最基本的教育工作做起，他強調了“君子”這一個名詞，作為“好人”的標準。他首先著眼于士大夫階級，以為一個君子的社會，可以進入他所意想的“好人政治”的階段，倘使統治階級屬于君子社會，天下便有澄清之望。
所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可以概見孔子的士大夫教育。
孔子在政治方面是完全失敗了的；在士大夫式的教育方面，也并未造就任何了不起的政治家；但，他創造了中國人特有的德性教育。
美人李佳白將孔子學說，分為三部：一，道德之學；二，政治之學；三，社會之學。
這三部門之中，無疑是道德之學占據了孔子學說的最大部分。我們中華民族在佛教輸入以前并無任何形式上的宗教。孔子的人生哲學，倫理原則，一切做人的道理形成了一種無形的宗教，支配著數千年來中國民族的精神生活。
撇開了宇宙觀和上帝觀不論，我們還可以發現孔子和耶穌的不同處。耶穌是不顧一時一地的痛苦（現實的痛苦）——同族猶太人所遭受的亡國奴的痛苦；而著眼在全人類合群相處的永遠的基本法則，希冀將全人類從罪惡生活中拯救出來。譬如：他提出了“愛”。這廣泛而博大的“愛”的觀念，使人類覺悟：奴役人類是一樁罪惡，而解放了奴隸。至于如何地改革制度，解放奴隸，這在耶穌是并不希望及身而見的。（在這里必須做一重要解釋：根據耶穌的教義，凡被壓迫者，不迷戀于罪惡生活，而自強不息，必能起來自救！）耶穌以靈性生活的至善境界是天國境界。
孔子卻不然。他一方面提出了許許多多堪與耶穌教義媲美的基本法則，一方面卻被積極的現實主義的救世熱情所驅使，高呼著改革政治。他用最迂緩的正心誠意改善人格的方法去企求利害復雜的政治社會的旦夕間之改革。
孔子只知道這是一樁極艱難的工作，但并不覺得這是不可能的工作，他說：
“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世是三十年）
“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救天下，要先正人心；行仁政，要“好人政治”。孔子明知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所能效，至少三十年，多則百年。所以他就周游列國，奔走呼吁。他并未預料到在兩千多年后的今日，世界還是這樣一團糟！
一個武力政變，或戰爭，或者可使一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在一夜之間改了舊觀。但孔子所求者是一“仁”字，到頭還是一種教化，一種德育；而這一項工作是無法一蹴而就的。這與耶穌的理想有完全相同了。
孔子曾兩次要依附軍閥來實現他的理想。一次是魯國季氏家臣公山勿擾（費邑宰）的叛變，召孔子。《論語》記載說：“子欲往。”另一次是晉國趙氏家臣佛肸來招孔子。孔子自說：“子欲往。”這足以說明孔子行道心切的苦悶。但，兩次都被子路諫阻了。孔子自說：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所謂“東周”是指遷都洛邑后的周室（舊都鎬京在西），將繼承周公文武的德化，而造出一個劃時代的東周盛世。可見孔子是如何迫切地要奠定那時的混亂局面。
孔子的志向如此，所謂“棲棲焉，遑遑焉，屈己以存道，貶身以救世”，那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精神，真是令人崇敬。他周游列國十四年，一面講道，一面想挽轉世局，結果是沒有一國肯聽從他。反而，像他的門徒子貢之流，倒可以外交辯才，弭息了幾場紛爭。孔子只有道，沒有術。（和耶穌一樣。）自己是一個大教育家，大思想家，大哲學家；卻做了一時代的政治的犧牲。
后世的人，恭維孔子為“素王”，照現代的觀念來解釋，便是“無冕之王”。魏文帝詔中說：“賢大圣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這誠然是另有作用的鬼話（歷代帝王一貫地用此方法，牢籠天下），孔子何嘗想做皇帝？歷代皇帝更何嘗都是“大圣之才”？但，我想，孔子的到處碰壁，也未嘗不是列國公卿都怕他來一個“政變”吧？耶穌還不是為了“猶太人之王”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三
因為有了孔子，才有了孟子。到了孟子的時代——戰國時代——諸侯們已入于火并的階段。封建的秩序再不能希望恢復了。因之，孟子也不再空談“尊王”，只是苦勸實力派推行仁政，爭取民眾了。這頗足證明儒家的現實主義，也可以說是時中主義；而儒家的哲學思想和社會思想也在此時逐漸地發展。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已創制了初步的民權觀念。假使孟子有道兼有術，“仁義”之外，再講求“利害”，那么不必等到蘇秦張儀的縱橫術，戰國時代應該可以早結束半個世紀，戰國天下也未必一統于秦。可惜儒家究竟是學者，孟子究竟不是政治家或革命家。到底“德”還是“道”——還是“宗教”。孔子空有“圣之時者也”的雅號，他的學說除了被讀書人在牛角尖里鉆研以外，何曾被“時代”接受過呢？
孔氏之學，假使不經過秦代“坑儒”的窒息；不經過漢代的罷黜百家，利用儒家理論來做統治工具；以及歷代歷朝的曲解和聚訟；和后世學者，不能因時因地的發展認識他，那么中國的學術思想不知將發展到如何燦爛的階段。兩千年來經學大師們斤斤于章句間的研究到底何補于中國？時至今日，如果沒有外來學術的啟發，我們還將抱殘守缺到幾時？
對于孔子的重新認識，是必要的。
——原載《孔夫子》影片特刊，一九四零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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