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學”之一瞥
黃宗羲《明儒學案》以《師說》開篇，放在眾卷之前。各卷皆記“學案”，敘評有明一代儒學門派。“師說”篇所說，是大師級的人，學術上某一派的先驅。其第一，是《方正學孝孺》。明成祖殺方孝孺（1402年），距離黃宗羲作成此書（《序》年為1693），已近三百年。黃宗羲將方孝孺列在《師說》第一位，仍有點驚世駭俗。可見，明成祖這一刀下去，于儒林以至天下影響之大。
但是，這樣的情況并不是從明成祖開始的，也并不單是“刀”的力量，還有“學”的力量。黃宗羲認為，“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為慮、王道為心者絕少。宋沒，益不可問。”
黃宗羲說，其實方孝孺在學問道德上當時已有程子朱子再世的稱譽，但后來人們卻以他被明成祖誅殺，而不這樣提他了，還自欺地說，實際能做到的節義，與我們日日而講習的理學，是兩回事。這樣認識的結果，是“成仁取義之訓”變成了空談，乃至成為人們在行為上躲避的東西，于是，“亂臣賊子，將接踵于天下矣，悲乎！”可見，思想文化的力量真的不能小看了。
黃宗羲所說，令人想到魯迅“宋以道學替金元治心”這句話，二者所說是一致的，就是指“學”的這方面對于“學士大夫”的心死，也是有責任的，從而百姓之心也死了，于是金與元也就順順當當滅了北宋與南宋。
黃宗羲寫道，還有人說，雖然方先生的忠義是沒話說的，但最后鬧到被皇上誅殺十族，是不是因為方先生也偏激了些？這些陋見，黃宗羲決不贊成，他認為，方先生的道德學問，影響天下已有數十年之久，幾乎就要取得使天下移風易俗的功效，他被明成祖誅殺，其實是在這一天“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非人力之所幾及也”，如果稱贊方先生是以一死來體現了“中庸之道”也是可以的。先生是“自辦一死”，同樣，因他而死的十族，難道不當死乎？“十族各辦其一死耳”，就是說，方先生和他的十族，都是死得其所。
黃宗羲這些議論，在我們今天讀來，也仍感到咄咄逼人，可見他當時寫下這些時，似仍面對著三百年前明成祖的淫威與“學士大夫”們三百年來的那種膽怯和那種貪生怕死自欺欺人的話頭，于是筆下不免帶著些激憤。
方孝孺的情況，我們從魯迅《墳·雜議》的一段注釋可見其大概：
字希直，浙江寧海人。建文四年（1409）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為帝（即永樂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詔書，他堅決不從，遂遭殺害，被滅十族，死者多達八百七十余人。
《明史·方孝孺列傳》有一段生動記載：
成祖降榻，勞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輔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顧左右授筆札，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筆于地，且哭且罵曰：“死即死耳，詔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諸市。
這“命磔諸市”是史家一筆帶過，其實有當場“敲齒鉤舌”之類的絕活表演，總之方孝孺是被弄得血糊淋剌以至處死的。
黃宗羲列方孝孺為“方正學”這一派的先驅，其依據，大約就是方孝孺的齋名“正學”，而世又稱其“正學先生”，而最后，方孝孺受盡酷刑，不屈而死，孤忠赴難，其一生的學術，言行一致，稱為“方正學”是恰當的，認為這“方正”二字，最得儒學之精髓。
魯迅筆下，時常順便就提到一下方孝孺，揚其剛正、譏諷專制。如《花邊文學·序言》寫道，“我曾經和幾個朋友閑談。一個朋友說，現在的文章，是不會有骨氣的了，譬如向一種日報上的副刊去投稿罷，副刊編輯先抽去幾根骨頭，總編輯又抽去幾根骨頭，檢查官又抽去幾根骨頭，剩下來還有什么呢？我說，我是自己先抽去了幾根骨頭的，否則，連‘剩下來’的也不剩。所以，那時發表出來的文字，有被抽四次的可能，——現在有些人不在拼命表彰文天祥方孝孺么，幸而他們是宋明人，如果活到現在，他們的言行是誰也無從知道的。”
這段文字是說，文天祥方孝孺的剛正事跡，當時還能被傳播出來，倘若活在魯迅他們當時社會，可能就會被媒體有意地“抽去骨頭”而令人“無從知道”了，這種手段，正是“瞞”和“騙”。方孝孺的剛正不阿，是這段文字立論的一個不言而喻的前提。
魯迅在《南腔北調集·為了忘卻的記念》中回憶柔石，說：“他的家鄉，是臺州的寧海，這只要一看他那臺州式的硬氣就知道，而且頗有點迂，有時會令我忽而想到方孝孺，覺得好像也有些這模樣的。”
明代學士大夫們認為方孝孺是否也偏激了些，黃宗羲不同意這種所謂“中庸”的俗見，而認為方孝孺的“方正”才是真正的“中庸”，魯迅這句“頗有點迂”是否與明代持那種俗見的學士大夫們接近了？不是的。因為，“偏激”是對立場的評論，“有點迂”，是對一種神態的描寫；“偏激”，是一種批評，一種責怪，“有點迂”，是一種喜歡，一種欣賞。
查2009年《讀者》第十五期有《方孝孺和布魯諾之死》一文，對東西方這兩位“殺身成仁”的志士作了比較，議論得是不錯的：
方孝孺死難的年代是1402年，是15世紀的開始。斯時也，文藝復興的朝陽升起在歐洲上空。先有1401年德國人庫薩率先破除地球中心論的托勒密體系，后有100年后波蘭哥白尼的“日心說”問世，緊接著布魯諾誕生于意大利(1548年)，發展了哥白尼學說，并提出宇宙無限論。因被人向宗教法庭告發傳播異端邪說，布魯諾于1592年被威尼斯教廷收審，后來又被引渡到了羅馬。他在羅馬獄中受審訊長達7年，種種辯護都無效，羅馬教廷給他的唯一出路是公開、無條件否定自己的學說，這點他堅決拒絕。最后被判處烙刑，臨刑前舌頭給夾住，足見他的言論有多大的威懾力。在向他宣讀判決書時，布魯諾有一句名言：“也許你們判決我時比我收到判決時更感到恐懼。”不過布魯諾只一人殉難，未見株連到其他人。
就抽象的個人道德而言，方孝孺和布魯諾都是錚錚鐵漢。為捍衛自己認定的“死理”寧死不屈。但是他們各自捍衛的“道”和“理”卻有天壤之別。對哥白尼、布魯諾、伽利略來說，地球就是圍著太陽轉，這是他們已經發現而且堅信不疑的事實，國王、教皇都無法改變，這就是科學。與此有關的人在壓力面前可能表現不一。例如哥白尼懾于可以預料的壓力，遲遲不敢公開其發現，直到死前不久才正式發表，伽利略有堅持，有妥協，在教會的淫威下也說過“違心”的話，而布魯諾則剛直不屈，卒至殉身。但是不論怎樣，他們還是公開說出并論證了自己的科學發現，他們的歷史貢獻是與先進的科學思想聯系在一起的，其本人是人類進步歷史長河中的燦爛群星之一。方孝孺維護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孫子還是兒子當皇帝，這里面有什么顛撲不破的真理嗎?
古代歐洲哲人著迷于探索自然和宇宙的奧秘，不惜為與人間利害無關（卻得罪了宗教）的真知而獻身，中國早熟的是政治文化，是處理人際關系。不過唯其早熟，政治文化本身也受傳統之累。當近代西方人爭取到了思想言論自由，建立了保護這種自由的民主制度，再不必因“異端”而獲罪，從而進一步釋放出無限創造力時，中國一方面以八股文章使天下讀書人皓首窮經，一方面發明文字獄禁錮思想。結果的差異可想而知。西方歷史上學而仕者只是少數，有大批超越于政治的獨立知識分子，而中國歷史上的士，唯一出路是“仕”，只能把智慧（及其敢于“殺身以成仁”的精神）貢獻給政治和朝廷。
附：一則書訊
作品簡介
《蘇中風云錄》27萬字，寫的是抗戰時期一支國民黨軍隊“魯蘇皖游擊總部”在江蘇中部地區興起和消亡的歷史，以及這支軍隊的首領李明揚與李長江個人命運的演化。本書風格雄渾，筆力文史兼具，對李明揚的政治智慧、李長江的草莽本色，刻畫生動而又含蓄不盡，對當時蘇中抗戰的政治軍事形勢，作出了深度透視和鳥瞰式的勾勒。文學欣賞者，歷史研究者，文藝創作者，都將從中有所收獲。
作者：沙黑
目錄
序--------------------------------------------王干
第一章 一方地盤，有一座古城叫泰州
第二章 紛紜局面，有一種勢力叫中間
第三章 翻臉一戰，十三個團十路進攻
第四章 助陳抑韓，醞釀二對一的態勢
第五章 波峰浪谷，堂堂之陣敗于驕狂
第六章 易幟分道，不僅是智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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