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明清之際，總要生發出許多感慨。傳統史學講善善惡惡、正邪曲直，不唯此，不能樹之風聲、申以勸誡，但在很多時候，這樣的立場就不免顯得簡陋呆板了。明朝亡國，當日死社稷者有之，圖復國者有之，晦跡避世者有之，易服色、改衣冠以仕新朝者亦有之。吳梅村原本也是想作遺老的，卻迫于壓力，不得不應召進京，作到了新朝的國子監祭酒。如此，是否因為他作了“貳臣”，或者是他自稱的“兩截人”，便對他加以批判貶斥呢？至少于我而言，這還是要大為躊躇的。
吳梅村不能赴死，而陳子龍、夏完淳等人卻能臨難不茍，舍生取義。史傳記載，吳梅村之所以不堪壓力而出仕，其中有家累的原因在；張煌言懸居海中，清兵令其父致書勸降，張煌言復信稱：“愿大人有兒如李通，弗為徐庶。兒他日不憚作趙苞以自贖。”其父也暗中寄語，稱“汝弗以我為慮也。”（全祖望《明故權兵部尚書兼翰林院侍講學士鄞張公神道碑銘》）顯然，與陳、夏、張諸君子相比，吳梅村是有所不如的。不過，死節甚難，以此責人，則明末不受此責者恐怕甚少；而全家保親的壓力，在當日確實很沉重，我們知道，黃宗羲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而辭別海上義軍，回鄉隱居。吳梅村在這兩件事情上退讓了，實在是不必深責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他被迫出仕新朝，事后既沒有找“水太冷”、“奈何小妾不肯”這樣的可笑借口，也沒訴諸“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這樣的堂皇理由，而是輾轉于慚愧和痛悔之中，至死不已。
吳梅村出仕后自責自悼的詩句，其中尤為痛切者，如《臨終詩》其一“忍死偷生廿載余，而今罪孽怎消除？”《賀新郎》“故人慷慨多奇節。為當年、沉吟不斷，草間茍活”等等，人所熟知，他后半生痛苦懺悔的情狀，也是人所共見。人們能夠同情、原諒他，如趙翼稱：“梅村當國亡時，已退閑林下，其仕于我朝也，因薦而起，既不同于降表僉名；而自恨濡忍不死，跼天蹐地之意，沒身不忘，則心與跡尚皆可諒。”以行跡而言，吳梅村沒有為敵前驅，沒有開門迎降，出仕后也沒有作馬融草奏李固這樣的醜事；以心志而言，雖然他沒做到守志不移，于道義或有虧欠，但他能夠自省自責，于孔子所言的“行己有恥”，庶幾近之。顯然，人而有恥，則他對道義的崇信便不會徹底廢頹，我們的道義觀念，固然是由種種卓犖不凡的言行所昭示的，但往往更是由這樣的有恥之心來維系的。履行道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也不能因此廢棄這一責任，這大概就是我們能夠同情、理解吳梅村的原因吧。
而“有恥”也未必是件容易的事情。孟子稱：“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在今天以辭令為機巧者，正是頗為常見。對于一些人而言，相信吳梅村并不虧于道義，恐怕并不是什么難為的事情，理由則更是拈之即來。不過，再進一步，要相信洪承疇與吳梅村、吳梅村與顧炎武之間沒有道德之差，我想，只有頭腦結構非常奇怪的人才會承認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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