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河殤》與歷史虛無主義思潮
(舊文一篇)
作者按：《河殤》是蘇曉康、王魯湘在上世紀80年代推出的影響最大的6集電視政論片，1988年在中央電視臺首播。此片可謂是我國“改開”以后思想界最早鼓吹“全盤西化”思潮的代表作，流毒深廣。1989年初筆者寫就本文，對其進行批駁；但在趙紫陽主政“只許右派放火”的大背景下，本文得不到公開發表（1990年1月僅在本單位內刊得以刊載）。
如今，環視神州，更覺“買辦西化”思潮為害之烈！今舊文重刊，感到仍有必要。
《河殤》與歷史虛無主義思潮
《河殤》是一部反思歷史、批判傳統和著眼現實的政論式的電視片。作者是以站在時代前列的姿態來審視歷史、回顧歷史的，是以“智者”的身份來剖析歷史和揭示我們民族的“歷史命運”的。按理說，它應該讓人們從中受到啟迪、獲得睿智，并得到鼓舞，汲取力量。
可是，當人們看完《河殤》并聽完里面的“高論”后，只要他是一個能嚴肅認真地思考的人，他所得到的恰恰是一片迷惘，一種惆悵，甚至還有那種近乎陷于絕望與悲愴之中的無可名狀。這是為什么？原來《河殤》根本沒有為我們提供什么“新思維”，有的只是向我們散布了一種歷史虛無主義思潮。
怎樣看待我們的歷史？
什么是歷史？歷史就是以往過程的客觀存在，是人民群眾的創造。馬克思說：“人們自己創造著自己的歷史”。當然，人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下創造”歷史。因此，人們決不能無視自己的創造，決不能割斷歷史，決不能對歷史搞虛無主義。
《河殤》的作者是怎樣看待祖國的歷史的呢？一言以蔽之，叫做一無是處，持全盤否定的態度。請看：
黃河，是華夏文明即中華文明的發祥地；黃土，是黃河流域以至我們整個祖國大地的象征；黃種人，是我們民族的本體；這些，應該說都是我們文明的根基，或者說是孕育我們古老文明的母親。
可是，在《河殤》的畫面里，通過它那特有的藝術語言卻都變成了可詛咒的東西：黃河——是暴虐與災難之源；黃土——是貧困與保守之根；黃種人——是愚昧與不可救藥的云云眾生。
中國的民族學里有一條龍的形象。長期來文學藝術家們喜歡把龍與中國古老的文化相聯系，于是就出現了所謂“中華民族是龍的傳人”之說。本來龍無非只是我們祖先圖騰崇拜的反映，這里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優與劣的問題。
可是在《河殤》的“高論”里，龍竟成了“自然界的橫暴者”專制主義的象征；中國民間對龍圖案的喜愛不僅被說成是“崇龍”，而且還成了“中國文化中”“寬容惡勢力的成分”，成了中華民族固有的所謂“圓滑世故、逆來順受”的“民族性格”了。
中華民族有過許許多多偉大的創造，萬里長城是遺留下來的偉大工程之一。可是《河殤》作者偏要大家相信：長城只是“一座巨大的悲劇紀念碑”，是所謂“封閉、保守、無能的防御和怯弱的不出擊”的表現，建造長城是“一種失敗和退縮的舉動”，甚至又是一種“自詡自大和自欺欺人”的“民族心靈”反映。
中華民族歷史上曾涌現過許許多多的杰出人物，從傳說中的黃帝到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乃至抗敵守土的戚繼光、丁汝昌，凡此等等。應該說他們都是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歷史背景下對祖國歷史作出過貢獻的歷史人物。可是在《河殤》里面，他們均成了被唾棄的歷史罪人了。
《河殤》作者對祖國歷史的否定達到了一味詛咒的地步：
他們詛咒黃河造成了“周期性的毀滅”；
他們詛咒中國人口多，中國人“素質差”導致經濟落后，“就是大經濟學家凱恩斯活轉過來，又能奈之若何？”；
他們詛咒祖先們創造的“農業文明”，使一代一代中國人“面朝黃土背朝天”，只知為土地而生，為土地而死，以致落后至今；
他們詛咒歷代農民起義制造了“周期性大動亂”，一再摧殘“中國文明的新因素幼苗”；
他們詛咒張衡只會發明渾天儀而提不出“地心說”理論，使中國的科學比西方落后了一歩，“就這一歩，中國人再沒有邁過去”，永遠落后了；
他們還以西方殖民主義的口吻，刻薄地嘲笑中國的四大發明：火藥的發明只是制造“幾百年一貫制”的“火箭與花炮”，“至今還只發揮驅鬼避邪和熱鬧喜慶的功能”。紙和印刷術的發明，“一千年也沒有釀成知識爆炸”。羅盤針的發明沒使中國“成為海上強國”，“倒是引來了西方列強”；
他們詛咒傳統思想文化，詛咒“嚴復乃至近代許多偉大思想先驅如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等等”，“即使最優秀的中國人在革命和激動了一陣子后，到頭來仍擺脫不了退回儒家的歸宿”；
……
夠了，一句話：中國歷史上的一切都是壞的。從生存環境到蕓蕓眾生，從政治人物到科技人員，從思想文化到發明創造，一切的一切，無一不都是專制、落后的表現。嗚呼！自從有史以來，還有誰對祖國的歷史采取過如此徹底的否定呢？這不是歷史虛無主義是什么？！
怎樣看待歐洲的歷史？
《河殤》作者對祖國的歷史，是以歷史虛無主義的極端立場否定一切；可是轉過臉去，在對待西方歷史時，又跳到了另一個極端，采取了一種“拜倒腳下”的歐洲沙文主義態度。
《河殤》作者信奉的是歐洲第一主義，崇拜的是某種牌號的“民族優劣論”。在他們看來，東方民族就是劣，西方民族就是優；亞洲文化就是劣，歐洲文化就是優；所謂的中國“農業文明”就是劣，所謂的西方的“工業文明”就是優；劣就劣到根，優就優到頂。他們對西方文明的肉麻吹捧已到登峰造極的地步。
古希臘是歐洲文明的發源地，他們就以滿腔熱情予以歌頌。什么“世界上曾經有過的大河流域文明，無一例外地衰落了”，“只有古希臘文明轉化成了工業文明，浪潮席卷全世界。”
歐洲民族生活在地中海周圍，他們是天生的海洋民族，這種地理環境又造成他們具有“開拓”、“擴張的活力與文明的優勢”，據說還具有“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有限圈子”，而“這種超越土地限制、越過大海的活動，是亞細亞各國所沒有的。”
在《河殤》作者看來，連歐洲中世紀的長期封建割踞也是好的，歐洲的專制主義也比中國好，因為它誕生了城市共和國。
《河殤》的作者根本就不敢承認這樣一個事實：希臘文明以至近代歐洲的“工業文明”，說到底也是世界各族人民共同創造的。試問：如果沒有古代大河流域的埃及文明，能會有后來的希臘文明嗎？難道希臘文字最終不是脫胎于古老的埃及文字的嗎？如果沒有美洲瑪雅人的印第安文明，歐洲人能吃到土豆與玉米嗎？如果沒有中國的一無是處的所謂“農業文明”，會有近代歐洲的“工業文明”嗎？難道不正是中國的這種“農業文明”創造出來的三大發明（專指火藥、印刷術與羅盤）幫助了西方資產階級實現了地理大發現，并最終戰勝歐洲的封建主義、實現近代化的嗎？當然，對于這些歷史，西方的殖民主義是不愿意承認的。但這都無關緊要，因為歷史是客觀地存在著的，它并不取決于什么人的承認與否。然而，任何否定歷史的人最終都必將被歷史所否定。
中國的歷史命運是什么？
《河殤》作者把中國文明歸結為：華夏文明——內陸文明——農業文明——黃色文明；把歐洲文明概括為；希臘文明——海洋文明——工業文明——藍色文明。認為中國文明具有“封閉、保守”與“專制主義”的特征，所以中國人天生具有“圓滑世故、聽天由命、逆來順受”的民族劣根性；（這里，舉世公認的中華民族的那種“刻苦耐勞”、“酷愛自由”、“富于革命傳統”的特性被一筆抹殺了！）而西方文明又具有“開拓、擴張”與“民主主義”的特征，所以歐洲人天生具有進取、外向與“意志力”等優越的民族性。
《河殤》作者以西方“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形而上學歷史觀，再加上主觀隨意性的想象與武斷，從而編造了上述一套“高論”。然后，再將東、西方的這些所謂的“文明”優劣性加以“比較”、“評論”，這樣他們就又硬說自己已找到了未來中國的所謂“歷史命運”。
那么，中國的“歷史命運”是什么呢？《河殤》作者竭力鼓吹：
既然中國文明是從大河流域文明中的黃河文明發源的，而大河流域文明中的任何一種文明又據說都是“注定要衰落的”，“或早或遲一個個地黯淡下去”，那么人們就得去認命。為了讓人們心甘情愿地去接受這種“歷史命運”，“文明衰落了，我們不必哀傷”，只要能“勇敢地正視歷史”，自覺地接受正在“席卷全世界”的歐洲“工業文明”，就能找到“蔚藍色”的“海洋文明”的歸宿。
《河殤》作者反復地使用了“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兩個模糊概念，故意以“農業文明”取代中國文明的含義，而用“工業文明”等同歐洲文明的內涵。其實，誰都知道，“畜牧文明”、“農業文明”，無非只是某些學者對人類社會生產發展的不同階段的某種概括，它們并不專屬于某一民族。
一般地說來，“農業文明”代表著中世紀封建社會的生產力，而“工業文明”則是指近代資本主義生產力發展狀態。誠然，中國的封建社會特別漫長，綿延了兩千多年，“農業文明”在我國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這決不等于我們今天仍停留在“農業文明”階段。
反之，歐洲從17世紀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進程，可以說是最早地進入了“工業文明”時代，但同樣不能說，昨天的歐洲（整個中世紀）也是處在“工業文明”階段。
所以從縱向看，不僅歐洲文明里包含著“畜牧文明”、“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同樣，在中國文明里，除了古代的“畜牧文明”與“農業文明”外，自然也包含著現代的“工業文明”。（早在50年代，當我國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完成時，我國國民經濟生產總值中的工業總產值就超過了農業的比重）。
《河殤》作者所以要使用“農業文明”與“工業文明”這兩個模糊概念，說穿了無非是讓“農業文明”去代表落后，而讓“工業文明”去代表先進。通過這種手法，他們就可以把先進的專有權歸給了西方與歐洲；而把落后的桂冠奉送給東方和中國。
《河殤》的作者有意識地在鏡頭中安排了一組嘲諷馬克思主義、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內容。在這里，作者把社會主義統統歸入到東方的“農業文明”而加以否定；強烈地反襯西方“工業文明”即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既然社會主義不能使中國擺脫“農業文明”的落后，而資本主義又是那么富裕美好，那么擺在中國人民面前的“歷史命運”是什么不就清楚了嗎？！
說到底，《河殤》作者要給我們揭示的所謂“歷史命運”就是：重走資本主義道路。難怪《河殤》作者竭力鼓吹“中國經濟改革成功，必須取決于私有制改革的成功”，“要由傳統的公有制改變為新的公有制”，實質上就是資本主義所有制。主張大力發展私有制，造成一個“中產階級”來。
現在人們終于清楚了：《河殤》作者所以要散布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全盤否定祖國歷史，一頭拜倒在西方資產階級腳下，鼓吹歐洲沙文主義，目的就是要我們拋棄社會主義，拋棄自己民族的一切，復辟資本主義，去做西方帝國主義大國的附庸。
《河殤》散布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對祖國歷史采取全盤否定的做法，不由使人浮想起那種“不孝子孫罵祖宗”的橫蠻嘴臉。這種逆子往往由于自己的不長進，就去恨那生他、養他、愛他，含辛茹苦地把他拉扯大的貧窮母親，卻又樂于去諂媚偶而賜他一醉卻一貫欺凌他母親的富豪劣紳。嗚呼，世間就有此等逆子、敗類，為之奈何！
（原發表于上海《盧灣教育學院學刊》1990年第1期）「 支持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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