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排除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影響，以公平、公有代表社會主義，自由、效率代表資本主義的話，中國歷史上的儒家可能進行了兩場偉大的社會主義的實踐，其中一次是失敗的，那就是王莽領導的改制運動；一次是成功的，那就是北朝儒家進行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前者導致了國家的大亂，而后者導致了北方經濟的發展、隋朝的統一和隋唐的繁榮。
王莽改制的失敗，主要是因為王莽改制觸及了土地兼并勢力的利益，也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北朝儒家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主要就是經過長年的五胡亂華，土地兼并勢力、當時最大的既得利益集團已經南遷或解體，北魏政權掌握著大量的生產資料——土地資源。所以北朝儒家能夠沒有負擔、輕裝上陣，改革基本上沒有大的阻力。
北朝儒家通過制度建設，在全國推行儒家所倡導的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官田授畝，也就是均田制，制度地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影響社會長期穩定的經濟問題，北朝經濟和人口得到迅速恢復和發展。按照常理，南方的東晉和南朝社會相對穩定，戰爭少于北朝，并且號稱華夏正統，人口規模應該大于飽經五胡亂華之苦的北朝。但事實是，北朝的實際人口規模要遠遠大于南朝。根據歷史資料，北魏時期，北朝的人口峰值是3500萬人，而南朝的人口峰值最多也就700萬人。也就是說，北朝的人口總數是南朝的5倍。這應該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北朝穩定的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礎上的官田授畝制度。
北朝的儒家，主要來自西涼，因為在五胡亂華的時候，西涼地區沒有完全淪陷，儒家經典文化被完整保存在當時當地的世族大家之中。北魏統一北方以后，因為中原涂炭，人物凋零，便從西涼地區聘請名儒主持文化的恢復與重建。北朝儒家，因為沒有之前漢晉、同時的南朝儒家所面臨的土地兼并難題，更容易在政府的支持下確立土地國有和官田授畝制度，使孔子的政治理想在沒有既得利益集團的干預下得以順利推行，為北朝的文化重建和經濟恢復，創造了制度的條件。隋朝的統一和隋唐的繁榮，正是建立在北朝儒家所確立的官田授畝制度的基礎之上。隋唐時期，中國的人口峰值不是出現在唐朝，而是出現在隋朝，可能就與隋政府對于土地資源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堅持的比較徹底有關系。唐朝的衰落，和有可能與瘋狂的土地兼并、生產資料公有制遭到破壞，租庸調制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制度基礎有直接關系。
北朝儒家的文化重建與制度重建，是中國儒家社會主義史上的頭等大事。經濟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政治上的科舉制度的確立，為隋唐的全面繁榮創造了公平、公正和平等的理想制度平臺。中唐以后，生產資料公有制遭到破壞，只有科舉制度保留了下來，中國儒家長大數百年的儒家社會主義實踐宣告結束。但先賢們的儒家社會主義實踐，卻為現代中國推行儒家社會主義，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也成為儒家社會主義可以富國強國的重要歷史依據。
北朝儒家所創立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科舉制度，都是強調的公平、公正和平等。雖然，站在土地兼并勢力的立場上，官田授畝制度好象沒有土地私有制基礎上的自由兼并更有效率，但是，這個制度確實實現了北朝的崛起、隋朝的統一和唐朝的全盛。也充分證明了儒家社會主義具有很強的生命力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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