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10年年8月份“偶然的”開始系統思考寫作的。
孔子說五十而知天命，我是不是到了天命年齡而跟隨孔子進行精神反思?
人是很奇妙的，也是神秘的，每個人都會在冥冥之中受到絕對精神的指引。這種絕對精神有物質的，有純粹精神的，也有兼而有之的；有自覺的，有不自覺的，也有半糊涂半清醒的。所謂性格決定命運，其實就是揭示每個人身上都具有潛在的不同類型的絕對精神。
任何人類文化的歷史命運也是如此。比如中國的例子：
毛澤東在延安回答了黃炎培關于共產黨如何避免中國歷史政權“其興也勃，其亡也忽”的歷史教訓，這個問題毛澤東自認為在理論上找到了答案，但在實踐中卻慘遭失敗，文化大革命就是這一政治文化問題實踐解決的悲劇。
梁思成的后任妻子林洙，作為一個閱盡歷史滄桑的中國普通文化代表，在最近接受采訪時說，她“想回到解放初期，那時充滿信心希望，相信國家會越來越好，到后來你爭我斗，現如今也看不出太多希望。”
何兆武在《上學記》中寫道，1937—38年抗戰開始階段，盡管戰爭極為殘酷，傷亡很大，國土慘遭蹂躪，中國人民的物質條件艱苦無比，但是全國上下同仇敵愾，那時國民黨政權贏得了民心，全國確實有一種新氣象，毛澤東也認為“自從抗戰以來，全國有了一片欣欣向榮的氣概，過去的愁眉苦臉都一掃而空。”（見《新民主主義論》）
后來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戰爭和物質條件都沒有比以前更為殘酷和緊迫，但是國民黨主張“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而且戰時統治有利于其專制，國民黨因此而加速了腐敗，腐化的速度像癌細胞擴散一樣，于是社會兩極分化越來越大，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于是一度進入低潮的民主運動又開始轉入高潮。
到了抗戰后期，1944—45年，國民黨已經不能控制輿論，那時同學們在學校里還沒有聽說過毛澤東思想一詞，但是青年學生普遍的反對國民黨，要求民主。何兆武認為這一政治文化背景是國民黨政權后來被共產黨迅速打敗的根本原因，其實國民黨是被自己的專制腐敗文化打敗的。
何兆武在《上學記》中寫道：
“1938—39年以后，形勢逐漸成為一種相持的狀態，雖然也打，但時戰時停，不像開始那一兩年大打特打。國民黨在抗戰一開頭也是真打，犧牲也大，及至進入相持狀態后就開始腐化了，軍隊腐敗，政治腐敗，經濟腐敗，而且速度非常之快，這一點蔣介石后來也不得不承認。抗戰以前，左派、右派界限鮮明，抗戰爆發便團結起來一致對外，可是自從1939年以后，國內矛盾又逐漸上升了。那年我剛入大學，學校里有很多壁報，寫的文章大都帶有政治性，左右兩派又開始爭起來，而且爭得很厲害。那時候我們絕大部分人都是同情左派，雖然不甚了解，但總以為左派是真正要求民主的，至于突出無產階級專政，則是解放后歷次運動的事了。解放前倒是右派非常敏感，認為凡是主張自由民主的，就是反國民黨，就是跟著共產黨跑。”
讀這一段歷史很有意思，現在人們往往認為要求民主的人是右派，但那時候民主人士卻被看作左派，所以左右的政治標簽，在中國常常是將人引入認識歧途的，比如常常有人將劉泰特貼上極左分子的政治標簽，我感到對我的認知膚淺之至。
認識一種思想，關鍵是去認識他的思想邏輯，也即認識他把握事物相互聯系的能力，在此基礎上，才能進一步上升，去認識事物可能和應該的發展趨勢，即所謂合理的必將是現實的。
何兆武敘述的歷史，還有這樣的啟發：無論什么政黨，只要是一黨專政，就不可避免的腐敗，國民黨和共產黨理論宗旨差別很大，但是實踐結果卻是越來越趨同，也就是說，政治文化其實形式便是內容，即專制的形式逃脫不了政治腐敗的內容，毛澤東企圖通過文化大革命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來徹底解決政權的腐敗趨勢，但是專制政治如同一種原罪，本性上它抵擋不了腐敗的誘惑，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實驗失敗的根本原因。
再探討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政治，開放初期全國人民是充滿信心的，而經濟的迅速發展卻并沒有帶來社會精神相應的信心增長和希望，卻是出現了岌岌可危的社會精神文化危機。
以上幾個例子，都說明中國文化的命運會周期性的呈現歷史危機。那么這是什么原因？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的政治文化是專制封閉的，這種封閉性必然導致腐敗，而腐敗又必然導致政治文化周期性的毀滅性的危機。
為什么現在愛思考的中國人社會憂患意識是這么強烈？毫無疑問目前中國的社會政治已步入一個危機時期，誰否認這一點，要么就是純粹物質性思考，要么就是極度糊涂，要么就是自欺欺人。
我思考中國文化，寫大量文章，其實都是社會精神（文化）危機的條件反射。
現在中國文化的危機，歸根到底是物質和精神矛盾的空前激化。
誠然，物質文化的高度發展和富裕，在中國歷史上一直是極其稀缺的，因此改革開放的開始，提出“發展是硬道理”的經濟口號，提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治國理論，知識文化界幾乎一致擁護。甚至“時間就是金錢”的思想，曾經流行十多年，也沒有遭到多少人質疑。
中國歷史文化的本質是傾向物質功利的，中國普通百姓在歷史上也窮怕了，因此發財致富的政治思想，和中國百姓的世俗文化一拍即合，而中國的知識精英歷來也是普遍的沉溺于百姓的世俗文化，天馬行空的獨立自由精神罕見于中國文化經典，更是為世俗政治不容。包括筆者，當時也是隨大流的純粹物質功利性的思想認識。
但是，近幾年隨著物質經濟的極度膨脹，我感到物質的力量開始飛速的扼殺人的珍貴的自然生命，它們不僅無孔不入的圍剿生命的精神情趣，使脫離低級趣味的純粹精神無處寄托到處流浪，日益淪喪；而且更加災難性的是物質經濟的盲目發展，開始以駭人聽聞的方式徹底毀滅人類的自然物質生存環境，其速度之快，其魔鬼一樣的氣焰之囂張，足以讓人產生
世界末日隨時會降臨的恐怖。
比如前幾天媒體報道：中國大多數城市一年中有一半以上的日子，城市天空是陰霾的天氣。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情況，誰都明白空氣之于人的生命決定性的意義，另一個決定性的物質是水，而中國水資源的污染程度恐怕不亞于空氣，只是水的污染更多的是往地下滲透，比較隱蔽和滯后。
以前未曾料到會有這種威脅到我們生存的到處泛濫的環境污染，以后我們也難以預料它幾何級的加劇泛濫后將產生的惡性病變，僅僅這一點，就會使人對未來世界不抱希望。
現在的中國文化，海水一樣的創造了大量新的物質，但是也犧牲和喪失了很多天然的對我們的生命最珍貴、最基本、最普通、最普遍的物質，即干凈的水和空氣。
每個人都十分清楚這兩類物質哪種更加重要，但是正如朱德庸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大家都病了。我們的精英經濟學家系統的思考過這兩種物質的交換得失嗎？根本沒有！他們幾乎千篇一律的是“只見樹木（GDP），不見森林（獲罪于天，無所禱也）”！
中國物質文明最集中、最富裕、最繁華的地方，現在全都被各種污染包圍，真是應驗了一句古話——“螳螂捕蟬，黃雀在后！”
毛澤東時代批判“唯生產力論”，毛澤東是反潮流的，他批判“唯生產力論”，是反對世俗文化的物質追求，毛澤東認為世俗物質文化的必然結果是“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受時代局限，毛澤東（包括馬克思）還沒有進一步去認識物質文化沒有克制的發展，必然要受到老天爺的無情懲罰！
毛澤東反對“唯生產力論”，是特立獨行的追求精神圣人的境界。
筆者認為，今天中國政治文化的主要任務也應該是反對“唯生產力論”，但是今天這一政治思想比較毛澤東而言有了更多的新的意義，甚至有和毛澤東對立之處：毛澤東思想是無神論，是天不怕！地不怕！而今天中國文化，恰恰需要的是：敬畏天！敬畏地！
2010年8月我發表了劉泰特談話20《中國的問題首先要思考中國的文化》，迄今談話已發表了近兩百篇。這些文章無論是談孔子、老子以及毛澤東、魯迅，無論是談中國文化的道、西方哲學以及基督教，無論是談中國經濟模式的困境、人民幣匯率，等等，其實它們都在圍繞物質和精神的關系，即人類文化的根本問題。
認識思想偉人和政治偉人的根本，必須從他們關于物質和精神關系的根本立場入手，認識中國經濟發展的特色和矛盾，也必須從這一文化精神入手，比如我五年來一直呼吁人民幣要大幅升值，而我國政治之所以對人民幣低估無為而治，最根本的思想原因，就是只見物質價值，不見精神文化的和諧價值，就是“唯生產力論”舊病復發，就是將中國傳統的世俗物質主義文化發展到了巔峰。
令人欣慰的是，我的文章系統發表大半年后，中國政治最高層面，終于認識到文化價值問題當前的頭等重要性和緊迫性，并且開始大力糾正“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幼稚的經濟發展思想，開始認真思考人民幣升值這一現代金融經濟的核心問題。
盡管時下開始的發展文化的撥亂反正是被動的，是身不由己為形勢所迫，但是上上下下已開始逐步擺脫懵里懵懂、糊里糊涂的經驗感覺性的經濟文化發展思想，而去認識現代經濟發展的深層次的文化問題，這種深層次的根本就是如何處理好物質和精神的矛盾，就是重新建立精神文化對物質文化的統帥地位。
這種精神價值的統帥性，中國歷史上曾經有過“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的對“道”的精神至上的絕對崇拜，以及毛澤東政權的“抓革命，促生產”的精神第一性；而在西方文化，則一開始就將自由、平等、正義的普世精神價值，視為統帥市場物質經濟發展的精神靈魂。
這種哲學倫理精神價值對物質發展駕馭地位的認識，在中國改革開放中長期的被無知的拋諸腦后，現在一切的重大矛盾，歸根到底是對這一重大政治失誤的秋后算賬。
問題的艱難是，精神倫理價值的第一，中國應該是承襲傳統血緣關系的道德，還是附和西方人權的普世價值？兩者的選擇絕不應該是非此即彼，而是需要天才創造性的理性結合，這種結合的條件，最最需要的是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理論（福澤諭吉就是日本的現代思想之父），現代中國沒有優秀的政治文化思想家，就注定了中國目前還沒有產生偉大的政治家。這就是現代中國文化外強中干的致命原因。
所謂博大精深的文化思想理論，是指杰出的普世文化思想的創造，這種杰出普世思想，能夠認識和主張一種最普遍永恒的獨立精神，因為它普遍永恒和獨立，所以它絕對！
在孔子來看，這種普遍絕對精神是“克己復禮”，但是歷史的局限，“克己復禮”的精神自由停留在自我修身養性的孤立狀態。
在黑格爾看來，這種普遍精神是絕對自由發展。但是黑格爾又是現實主義，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思想，表現了黑格爾對現實中不自由的理解肯定；而凡是合理的又將是現實的思想，又進一步表現了黑格爾對精神絕對自由的歷史性發展的堅定信仰，這樣黑格爾不僅成功的銜接了現實的精神不自由和理想的精神自由，而且使他的現實主義不是通向不可知論、經驗論、虛無論的機會主義，而是通向必然性的理想主義。
馬克思的絕對（普遍）精神是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簡單的說是全人類的先公后私的價值文化，馬克思運用的方法，學習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幾乎如出一轍。
毛澤東的絕對精神是與傳統的自私觀念徹底的決裂，這一點學習了馬克思。但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原因，毛澤東的方法論是專制而不自由的，因此事實上也是離開了辯證法，毛澤東對中國傳統政治壓迫文化以及西方金錢文化棍子棒打一樣的全盤否定（東風壓倒西風論），說明了這一點。
福澤諭吉的絕對精神是：必須有個人的自由和獨立，才會有民族的國家的自由和獨立。福澤諭吉是民族主義者，但又是個人人權價值主張者，福澤諭吉至今在日本享有思想文化頂峰的地位，是他的思想成功的代表了日本全民族絕對精神（普遍價值）的最有力的說明。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