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正而俟死
戰(zhàn)國末期的韓非子說：
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
東漢的王充針對韓非子，提出不同意見，認為：
孟賁怒之，童子操刃與孟賁戰(zhàn)，童子必不勝，力不如也。孟賁怒，而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
敬賢，弱國之法度，力少之強助也。
他的總的主張是：
文武張設，德力具足者也，事或可以德懷，或可以力摧。外以德自立，內以力自備。
在激烈兼并的春秋戰(zhàn)國時代，小國如何生存下去，固然要“爭于氣力”，不能沒有守備，全無抵抗之力，光靠仁義之類是無用的，這個道理很顯然；但王充指出的“童子必不勝”的問題，確實也不容回避，他所說的“文武張設，德力俱足”，也就是處處做到家，盡力而為了。只不過，他說的“童子修禮盡敬，孟賁不忍犯也”，這樣的“韜光養(yǎng)晦”，令人置疑。
今閱孟子，他也曾探討過這個問題，他正處在戰(zhàn)國中期，這問題在當時的現實性也很大。
滕文公問他：
滕，小國也，間于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這問題對于滕文公，真是生死交關，緊迫得很。孟子竟然先回了一句讓人灰心喪氣的話：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
這句話或亦表現了孟子對兼并時代的不滿、厭煩而又無可奈何的心情。但畢竟，也不能一點積極性的主意也不提供，孟子接著說，如果一定要我說出個意見的話，那么辦法只有一個，就是：
鑿斯池也，筑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就是說，你如果打算構筑城池，動員起你的人民，準備抵抗齊楚這樣大國的進犯，那么，只要人民一心跟著你死守，那么你就這么辦。
此言含義是說，你平時要行仁義，取得人民敬仰熱愛，與民同樂，才能與民守之，有了這一條，不論是齊是楚，抵抗他們以至于全部戰(zhàn)死，也是對的，小國面前的路只有這么一條。
那么，不言而喻的是，滕這樣芥豆之微的小國，其實是進退兩難，一方面要好好恭維大國，捱過一天算一天，另一方面要作好徹底投降或干脆死戰(zhàn)的準備。
滕文公這人有點迂而墜，接著還要問，齊人已經滅了薛國，收為齊國的一城，下一個恐怕就要臨到我了，到底我該怎么辦呀？
孟子說，從前，周大王居住豳地，狄人老是來侵犯，周大王就離開豳地，住到岐山之下去，這也是不得已的事情。但這是善：
茍為善，后世子孫必有王者焉。君子創(chuàng)業(yè)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
孟子看到滕必定是要被齊國吞并去的，就勸滕公行善，說行善之人，哪怕眼前有很不利的情況，但后代子孫還是好的，從前周大王的情況就是最好的一例。你滕國當然也是想傳下去的，那就只有這樣盡人力、看天意了。這話已經給滕公說到底了，但孟子還要加上一句：
“君如彼何？強為善而已矣。”
你別的還能有什么辦法呢？你只有努力行善吧。
滕公聽了孟子這樣的話，大約也只有把眼淚掉下來了。
這情況，生動反映了當時小國的景況是多么艱難而且沒有希望。韓非和王充所探討的，就是這樣難度極高的問題。
盡管如此，滕文公仍存僥幸之心，想著還能有一線希望，問，我作為小國，平時是竭我之力去服侍大國的，但現在仍然不能避免亡國之禍，這到底可怎么辦啊？孟子還是舉出從前周大王的例子，說，
過去周大王居豳，狄人常入侵，以皮幣、犬馬、珠玉去求和，狄人仍然入侵不已，怎么辦？周大王就對豳地的老者們說，狄人要的是我們這塊地方，地方本是養(yǎng)人的，現在反成受害的原因，我不如離開這里，你們就留在這里吧。周大王就這樣離開豳，到岐山下安居。豳人商議說，大王是仁人，我們不能離開他。就紛紛追隨而去。但對這事情，也會有人主張說，應當守住豳地，不丟祖宗，至死不去。這兩種前途，你選擇哪一種呢？
孟子的回答和反問，可算是把話都說盡了，你滕君根據自己的情況看著辦吧。他沒有具體給滕君拿主意，主意要由滕君根據自己的情況自己拿定，如果平時不怎么行仁政，現在就應當行仁政，在這方面盡力而為是最根本的。
在《滕文公章句（下）》中，孟子的學生萬章問他，宋是小國，現在要行仁政，如果齊、楚這樣的大國來犯，也敢于對抗之。這樣行嗎？孟子舉出湯武行仁政而“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的例子，回答說，“茍行仁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就是有這樣一股勇氣，他說“我善養(yǎng)吾浩然之氣”，其根源就在他堅信“仁政”，但他也不是不要兵，他說，“湯……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征討要在行仁政的前提下進行。但是，他對滕、宋的鼓勵和希望，卻未見效，它們都在無情的兼并中被大國吃掉了。依孟子邏輯，那應是滕、宋的仁政沒有能做到周大王那樣的水平。也許，應當補充的一條是，整個天下形勢與周大王那時很不同，孟子沒說，不等于他心中就不知道這一條，然而他對滕文公也只能說他說的那些話，別的真是無可奉告了。
所以，總的說來，在理論上，孟子正好在韓非子對立面，孟子主“行仁政”，韓子主“爭氣力”，而王充處當中，認為要“文武張設”，古之見解，盡在于此。
朱子對此的看法是：
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審己量力，擇而處之可也。
孟子所論，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此。舍此，則必為儀、秦之為矣，……取于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圣賢之道也。
朱子說孟子的主張是出于“圣賢之道”，也就是“仁義”的根本大法，而決然摒棄蘇秦張儀合縱連橫那一套智謀。
朱子之說，概括出“權，義，理”三個字。其所謂“天理之正”，也就是“圣賢之道”；所謂“義”，也就是“守正”，堅守圣賢之道，決不走儀秦之流的歪門邪道；所謂“權”，也就是權宜之計，如周太王由豳地遷歧山以避狄人。朱子這樣說來也自成其理，他是說，總的要守圣賢之道，如果情況緊迫，則要考慮權宜之計，如果根本無權宜之計可考慮，就只有等死，而決不采用任何非圣賢之道的辦法。這樣分析起來，孟子的主張，到了朱子這里，似乎出了點問題，問題就出在“守正而俟死”這句話，并且，他把“圣賢之道”，又上升了一個級別，達到至高無上，叫住“天理”，既然成了“天理”，就更是唯有遵從，別無出路。
孟子說：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這是對孔子的“克己復禮為仁”，作了進一步的發(fā)揮，叫人們如何的去做，也就是一個“反”（返）字，“反求諸己”，只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決不怪別人。
朱子怕人不明白孟子這話，注解說：
“我愛人，而人不親我，則反求諸己，恐我之仁未至也。”
至此，我們大約也就明白了，歷史上的中國人是如何由人而變成羊的，似已不知世上原有狼。看來，我們需要從《伊索寓言》讀起，來了解西方的古人是如何認識世界的，與孟子、朱子他們作一對照。
魯迅說：“宋以道學替金元治心”。原來如此！
附：一則書訊
作品簡介
《蘇中風云錄》27萬字，寫的是抗戰(zhàn)時期一支國民黨軍隊“魯蘇皖游擊總部”在江蘇中部地區(qū)興起和消亡的歷史，以及這支軍隊的首領李明揚與李長江個人命運的演化。本書風格雄渾，筆力文史兼具，對李明揚的政治智慧、李長江的草莽本色，刻畫生動而又含蓄不盡，對當時蘇中抗戰(zhàn)的政治軍事形勢，作出了深度透視和鳥瞰式的勾勒。文學欣賞者，歷史研究者，文藝創(chuàng)作者，都將從中有所收獲。
作者：沙黑
目錄
序--------------------------------------------王干
第一章 一方地盤，有一座古城叫泰州
第二章 紛紜局面，有一種勢力叫中間
第三章 翻臉一戰(zhàn)，十三個團十路進攻
第四章 助陳抑韓，醞釀二對一的態(tài)勢
第五章 波峰浪谷，堂堂之陣敗于驕狂
第六章 易幟分道，不僅是智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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