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的《老子韓非列傳》，主寫三個人，老子，莊子，韓非子。老莊寫在一起，道家學派以他們兩個為代表，在司馬遷的當時，至少已經趨于一定共識，至于把韓非子與他們寫在一起，司馬遷認為，韓非子的思想，“其歸本于黃老”。
《史記》“索隱”舉《韓非子集》中有《解老》、《喻老》篇的事實，認為這是歸韓非子于黃老的根據。這說得自然不錯，但韓非子不僅僅在這兩篇中專門談論老子之學，在別的篇章中，也有具體運用和滲透著老子思想的，比如，其《主道》篇開宗明義、劈空一句就是：
“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是以明君守始以知萬物之源，治紀以知善敗之端。故虛靜以待令。令名自命也，令事自定也。虛則知實之情，靜則為動者正。”
高屋建瓴、勢如瀑布的這么一段，老子那較為抽象而飄渺的“致虛靜，守靜篤”、“無之以為用”的玄思，竟然就作為具體方法被直接用于“明君”的治理國家了，而且自然而然、妙合無痕，韓非子思想的明快，論辯的犀利，果敢的風格，由此可見一般。
司馬遷是欣賞韓非子的，一者欣賞韓非子忠誠他的國家，二者欣賞韓非子能自成一家之說，總的說來，韓非子表里如一，是一個真誠的人：
“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于是韓非疾治國不務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強兵而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實之上。以為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余萬言……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
但是，司馬遷說韓非子的思想學說不免有著另外的一面，就是：
“其極慘礉(he)少恩。”
司馬遷不由得發出了很大的感嘆，說，怎么從老子那“清靜無為”的“道德之意”里面，竟然孕育、發展出了這樣“極慘礉”的韓非子的呢？老子啊，真是“深遠矣”……
司馬遷說韓非子“極慘礉”的這句評論，后來大約成為對韓非子很負面的一個定評。隨手之間，也就看到了兩條，比如，從《古文辭類纂》里，見有蘇東坡《韓非論》說：
“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于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敢為殘忍而無疑。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此其所以輕殺人歟！”
不僅如此，蘇東坡還進一步批評到韓非子的老根兒上，把老子莊子也刮到了：
“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泛泛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柔，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莊老之后，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于今。凡所以亂圣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
蘇東坡對韓非子的批評，可算已經到了切齒而“罵”的程度。
所謂“罵”，就是不太講理。首先，是對老莊的理解很有偏頗，他說老子莊子列子這幾位，在圣人面前，是：
1，“異端”，
2，“天下之亂所由出”，
3，“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于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于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愛，雖非圣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于天下。”
蘇東坡對老莊的這番概括，觸及到老莊的一些表面，而距離老莊的哲學層面與社會思想層面，不但較遠，而且帶著“圣人”之徒的偏激與虛偽，跟寫下“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遍體瀟灑、渾身亦頗有老莊氣的蘇東坡，判若二人。也許，文人要有兩支筆，當寫《韓非論》這類“正經”文章時，就要順著“圣人”的思路，要不然就不大好往下寫，有點背離了“主流意識”，有成為“不得志于天下，高世遠舉之人”的嫌疑，這“論”文也就拿不出去，而當提筆寫《赤壁賦》一類文章時，則可以用莊子的筆墨瀟灑一回。
蘇東坡的第二個不太講理，在于把不是韓非子的東西強加給韓非子：
“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舉天下為吾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視天下渺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
《韓非子集》中，是不可能有這些話，也不可能有這些意思的。至于歷朝歷代朝廷內部為什么會有這些輕率而殘忍的“刀鋸斧鉞”的現象，該另當別論，而不能往韓非子身上一推，就算了事。
然而，把這層意思強加給韓非子，北宋的蘇東坡是這樣，明末清初的王船山，也是這樣，這一見解源遠流長。他在《老莊申韓論》中同樣把韓非子歸于老莊，一起痛批，說：
“古之圣人，仁及萬世，儒者修明之而見諸行事，唯此而已。求合于此而不能，因流于诐（bi，邪辟）者，老莊也。損其心以任氣，賊天下以立權，明與圣人之道背馳而毒及萬世者，申韓也。”
他認為歷史上西漢初年的文景之治，從指導思想上看，是不對的，表面為治而其實為亂：
“師老莊以應天下，吾聞之漢文景矣。其終遠于圣人之治而不能合者，老莊之亂也。”
然而，令王船山痛心的是，儒家者流并不爭氣，情況越來越復雜糟糕：
“自宋以來，為君子儒者，言則圣人而行則申韓也，抑以圣人之言文申韓而為言也。”
王船山說，這種外儒而內韓的做法，以“曹操之雄”與“諸葛孔明之貞”，竟然也是這樣，結果呢，曹家的天下被司馬氏“不勞而奪諸幾席”，蜀漢也很快就“不能再世”。所以，申韓之術其實是沒有用的。查一查這“申韓之術”，原來，“三代以上，無尚之者也，仲尼之徒，無道之者也”，可是，“自申韓起，而言治者一不審，而即趨于其途。”如此，真有點無可奈何，令人痛心疾首。王船山的理解，所謂“申韓之術”，也就是蘇東坡批韓時所說的“刀鋸斧鉞”的手段：
“劃之以一定之法，申之以繁重之科，臨之以憤盈之氣，出之以戌削之詞，督之以違心之奔走，迫之以畏死之憂患，如是以使之仁不忘親、義不背長。不率，則毅然以委之霜刃之鋒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夫申韓固亦曰，吾以使人履仁而戴義也。”
王船山對于不能以正宗而純然的儒學治國，而要借助于酷法嚴罰，有近于“申韓”，很不滿，很憂慮，認為這對于“仁”化天下，是南轅北轍的，但他也沒有根治的良策，只有發出他的忠言勸告：
“君子貴知擇焉。弗擇，而圣人之道且以文邪慝而有余，以文老莊而有老莊之儒，以文浮屠而有浮屠之儒，以文申韓而有申韓之儒，下至于申韓之儒，而賊天下以賊其心者甚矣，后世之天下死于申韓之儒者積焉。為君子儒者潛移其心于彼者，實致之也。”
看來，到王船山時，以儒術治天下的情況，比起理想中的往古以堯舜周公為標志的“禮”的時代，是很不純粹很不理想的了，外儒內老、外儒內佛、外儒內法，簡直五花八門，各行其是。王船山發出死亡警告，認為這其中特別不能有“申韓之儒”，也就是說，“外儒內法”最為萬萬要不得。
“申韓”這個偏正組詞，主指是“韓”而不是“申”。其實韓非子不僅包括了“申”，而且包括了“商”和“慎”，他是采用了商鞅之“法”，申不害之“術”，慎到之“勢”，而形成了他的“法、術、勢”镕鑄于一體的學說，成為歷史上法家學說的集大成者。
司馬遷很有點看不起申不害的，說“申子卑卑”。其《史記》之《韓世家》也承認，申不害“相韓，修術行道，國內以治，諸侯不來侵伐”，是很有實際政治成就的，但司馬遷仍要說他是“卑卑”，因為“術”的品位，畢竟不及“法”與“勢”的品位。韓非子能將“法，術，勢”三者融合為一體，確實很不尋常，所以司馬遷對韓非子另眼相看。假如韓非子而有申不害的執政機會，必定要超越申不害多多。難怪秦始皇讀到韓非子的書，說“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可是，韓非子以“法、術、勢”為一體的學說，怎么成了蘇東坡、王船山這樣痛恨的對象的呢？這是說來話長的事情了。
附：一則書訊
作品簡介
《蘇中風云錄》27萬字，寫的是抗戰時期一支國民黨軍隊“魯蘇皖游擊總部”在江蘇中部地區興起和消亡的歷史，以及這支軍隊的首領李明揚與李長江個人命運的演化。本書風格雄渾，筆力文史兼具，對李明揚的政治智慧、李長江的草莽本色，刻畫生動而又含蓄不盡，對當時蘇中抗戰的政治軍事形勢，作出了深度透視和鳥瞰式的勾勒。文學欣賞者，歷史研究者，文藝創作者，都將從中有所收獲。
作者：沙黑
目錄
序--------------------------------------------王干
第一章 一方地盤，有一座古城叫泰州
第二章 紛紜局面，有一種勢力叫中間
第三章 翻臉一戰，十三個團十路進攻
第四章 助陳抑韓，醞釀二對一的態勢
第五章 波峰浪谷，堂堂之陣敗于驕狂
第六章 易幟分道，不僅是智慧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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