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商道：“大音希聲”說老子

大道國學者夏商先生曰：前文《國學商道：“竹書紀年”說共和》提到，自上古原始共產主義社會“公天下”體制崩潰以來，中國歷史從夏朝便開始正式進入了“私天下”等級禮制時代。“國人暴動”，是這種“私天下”等級禮制的必然產物，也是庶民階層首次對這種尊卑貴賤的等級秩序發起了反抗和挑戰。而接下來長達14年的“共和行政”，則是一種君主“天子”缺位狀態下的治國理政新模式。對當時已經習慣了君君臣臣體制的中國人來講，這種“無君無天”的日子，竟然能一過就是14年，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歷史奇跡。因此，“國人暴動”與“共和行政”，在中國都是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和文化意義。

那么，我們能否將此理解為，是上古時代“公共”意識與“平等”意識的復萌呢？應該說，是有一定的潛意識文化心理傳承和影響，但也僅僅只是具有一定的相對性意義。因為當時的“國人”，主要是指庶民或平民階層。這些平民階層，除了工商百賈階層外，也包括沒落的奴隸主貴族階層和失勢的士大夫階層。而最廣大的奴隸階層，是不具有被稱為“人”和“民”或“公民”資格的。至于趕走了君主“天子”之后的“共和行政”，也依然只是王公貴族階層的“三公六卿合議”，至多算是奴隸主貴族階層的“精英民主”罷了。這種類似于“奴隸制民主”和“寡頭制”或“僭主制”的模式，差不多正是同一時期古希臘商業城邦或羅馬共和國的社會形態，本質上也亦如當今西方世界的“資本民主”與“精英民主”模式。而兩千多年后再次成為世界流行的民主與共和概念，其實已經算不上文化創新的時髦了。

但不管怎么說，“國人暴動”與“共和行政”的發生，還是明顯反映出了當時周朝“私天下”等級禮制的信仰危機與制度危機。而“共和行政”的改革探索和制度創新，最終還是沒有跳出“私天下”的舊框框，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重蹈了等級禮制體系的衰亡覆轍。

而在隨后的春秋戰國時代，各路文化精英們“百家爭鳴”的大討論與大反思，更是鮮有超越“共和行政”的思想高度了。非但如此，以孔子為代表“克己復禮”的儒家學派，還竟將周朝“私天下”諸侯分封的尊卑貴賤等級禮制，硬是作為“仁義道德”的“天理”信條了！ 那么，在孔子之前的“平王東遷”之際，乃至更早前的“共和行政”時期，有沒有人從“公天下”與“私天下”的循環變遷角度，進行“究天人之際”的追根溯源思考與洞察呢？當然有，這位智慧先哲就是老子。老子的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我們很難逾越的一座高峰，就在當時也是不為常人所能領悟的。正如老子自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

如前所述，孔子“春秋筆法”之所謂“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也被后世儒生奉為著書立說和記史之圣教圭臬。再經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不符合“孔子之說”的“邪僻之道”便幾已失傳了。因此，我們今天所能看到的史書典籍文字記載，差不多都是“儒家文化”典籍了，而里面究竟“為尊者為親者為賢者”隱諱了多少事，又夸張虛擬了多少事，實在是很難考證清楚了。中華萬年歷史文化的失傳失真，固然有“結繩記事”文字與載體消弱的客觀原因，但儒家師徒以“春秋筆法”而“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的人為因素，是斷然不容忽視的。如果說罪在秦始皇“焚書坑儒”，但為何上古歷史及列國典籍被“焚”，卻唯獨孔學經典會完整流傳下來呢？不過，就像那位名叫“不準”的盜墓者所制造的《竹書紀年》文化大發現一樣，被儒家閹割了的中國歷史真相，終將會被一次次偶然的驚世發現所還原。

今天，除了多種真偽難辨的《道德經》原文版本外，就連老子的生平身世也是眾說紛紜。神秘的老子，亦如神秘的《道德經》，都需要我們在浩若煙海的史籍資料碎片中不斷追尋其蹤跡，并逐漸有所認識和感悟。截止目前，比較主流的觀點認為，老子的生卒年代，大約是公元前571至公元前471。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國苦縣厲鄉曲仁里人，曾作過周朝“守藏室之史”。也有人認為老子就是楚國人老萊子，跟孔子生活于同一時期。還有人認為老子就是周太史儋（dān），生活在孔子死后一百多年的時間里。司馬遷在《史記》中，對老子的身世也沒有明確定論，并同時引用了諸多不同說法，即“或曰老萊子亦老萊子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余歲，或言二百余歲，以其修道而養壽也”，“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

據載，“黃老之說”與“無為而治”的思想，在漢初七十余年被奉為治國綱領，對“文景之治”至漢武帝時國力的強大起到過文化支柱作用。宗圣宮建于唐初，李唐王朝更是尊奉老子為李姓遠祖，并在老子當年著經傳道的終南山樓觀臺下建“宗圣宮”祭祀老子。唐貞觀二十一年，譯《道德經》為梵文西傳天竺。唐開元二十三年，唐玄宗還親注《老子》，日本遣唐使名代請《老子經》及老子“天尊像”歸國。自宋朝至今，中國人最引以自豪的“漢唐盛世”，其實都與老子思想有著直接的淵源。漢末張陵創五斗米道，尊稱老子為“太上老君”，以《老子五千文》為教典教悔道徒，由此創立了道教。道教吸納了道家思想，并將老子與黃帝一起被尊奉為“道祖”。

西方人對老子也很感興趣，從16世紀開始，《道德經》就被翻譯成了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日文等文本。到目前為止，可查到的各種外文版本《道德經》已有一千多種。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被譯成外國文字發行量最多的世界文化名著，除了《圣經》以外就是《道德經》。德國哲學家黑格爾和尼采及俄羅斯作家托爾斯泰等世界著名學者，對《道德經》都有深入的研究，并都有專著或專論問世。黑格爾曾說，中國哲學中有一個特異的宗派“是以思辨作為它的特性，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這就是理性。這派哲學及與哲學密切聯系的生活方式的發揮者，是老子”。英國科學家李約瑟一生研究中國，對中國文化情有獨鐘，著有多卷本《中國科技史》專著。他說，中國文化就像一棵參天大樹，而這棵參天大樹的根在“道家”。李約瑟晚年，干脆自稱是“名譽道家”和“十宿道人”。

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遠在西方的李約瑟說：“中國文化就像一棵參天大樹，而這棵參天大樹的根在‘道家’”。這句話，可謂是一語中的。從伏羲“始作《易》八卦”，到神農氏“嘗百草”而“道法自然”，再到黃帝“治五氣藝五種”，直到老子“傳道”著《五千言》，中華文化由來就是“易理大道文化”。至于春秋戰國“百家爭鳴”，由此衍生的法兵儒墨縱橫等諸子百家門派，僅僅只是中華“大道文化”的開枝散葉學科專術細分而已。而正是因為當時“大道廢有仁義”的文化迷失，才形成了將所謂“黃老之說”稱為“道家”學派，并將“道家”降至與諸子百家并列的文化扭曲格局。甚而再經“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儒家學派篡專中華文化道統，便更是愈發荒謬之極了！

如今，我們要弘揚和復興中華文化，就必須從老子這里承接中華易理大道的文化源脈。而要研究老子的身世和思想，還是先要回到當時周朝“禮崩樂壞”時的歷史情境。中國古代尊稱有知識有學問的人為“子”，所謂諸子百家，“諸子”皆是有學問的大家。但在春秋早期，有管子有孫子而且有老子，即隱約似有尊老子在先之意。古代也有子承父業當史官的慣例，那么周太史儋會不會是老子的后代呢？至于老萊子傳承道家學說，會不會也是宗師于老子呢？或許也正因為他們皆與老子的職位與思想有關，后來人們就很容易把他們與老子混為一談了。所謂“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既然老子曾為周朝的史官，那么老子從掌握歷史地理天文資料信息的豐富度，到知識視野的高度與廣度，也自然就很容易達到其他“諸子”之上。故此，《漢書·藝文志》云：“道家者流，蓋出于史官”。

同時，老子作為周朝“史官”的知識和思想，對列國“史官”及“諸子百家”都有直接的影響。有學者考證，《左傳》、《國語》、《論語》、《大戴禮記》等書中，不少屬于格言性質的話，都可以從老子的《道德經》里找到出處。譬如《左傳》云：“成公二年，仲尼聞之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昭公三十二年，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等。這些話，顯然都是宗源于《道德經》里“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之句。而且，《史記》、《禮記》、《莊子》、《天道》及《天運》等古籍中，也均記載有“孔子問禮于老子”一事。《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問禮于老子”時僅有十七歲至二十歲，而《天運》稱孔子當時已年五十有一。可見，孔子從拜師求學至問道傳道過程中，確曾多次拜訪過老子。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己，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

另據《史記·老子韓非列傳》記載：“老子適周，將問禮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矢曾。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云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

用現在的話來講，老子當時已經是天下公認的學界泰斗，而且身為周朝“史官”。孔子作為一名諸侯小國沒落貴族的求學青年，慕名前往周朝東都洛陽向老子拜師學習，也應是師道傳承情理之中的事。至于“孔子問禮”，應該是一語雙關。一方面是向老子表示禮節性拜望問候，另一方面也包括向老子當面求教“道德仁義禮智信”的學問。當然，孔子最在意的恐怕還是“克己復禮”之“禮”。而老子則是有道至禮一以貫之進行講解，并特別叮嚀要“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更警示他“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

我們用《道德經》里的相關原文，也剛好可以作為“孔子問禮于老子”的注腳。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無為，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以應，則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但“孔子問禮于老子”的目的，大約便在于“克己復禮”而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老子勸他“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孔子肯定是聽不進去。至于他后來“走火入魔”，硬是將“仁義道德”移花接木到“克己復禮”之“禮”，并“周游列國”企圖復辟周朝“私天下”諸侯分封君臣上下尊卑貴賤的等級禮制，顯然是背離了中華易理大道的原旨方向，且違背了老子“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的諄諄教誨。然而，孔子僅憑曾經數次“問禮于老子”這張“文化王牌”，就能忽悠不少求道若渴的君臣百姓，并大大抬升自己的學界聲望。“孔子自周反于魯，弟子稍益進焉”，意思就是說，孔子去周都洛陽“問禮于老子”后，一回到魯國家鄉，投到他門下求學的弟子就接踵而來。“孔門學堂”的招生宣傳廣告市場效應，由此即可見一斑。

不過，從列國爭霸，到戰國爭雄，孔子復辟周朝等級禮制的春秋大夢最終還是破滅了。自“平王東遷”之后，包括周王室貴族和各諸侯國的貴族士大夫階層，便逐漸形成了以東都洛陽周圍的“中原”為“中華之中”的文化地理概念。至于周原與鎬京及關中“華州”故地，便一股腦成為荒蠻的“西部”了。因此，這些有文化的“山東六國”一貫鄙視秦國，認為“虎狼之秦”與西戎無異。孔子周游“西不入秦”，而“秦亦固厭儒”，這是眾所周知的秦儒歷史過節。但最后實現“大國崛起”統一天下者，卻恰恰是“西部”的秦人。至于“焚書坑儒”歷史疑案，則另當別論。我們今天需要研究的，同樣是面對“禮崩樂壞”天下大亂的局勢，老子當年為何要偏要離開周都洛陽“西游入秦”呢？

關于老子“西游入秦”，《史記》這樣記載到：“居周久，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于是，老子乃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終”。這里的關令尹喜，是秦國一位駐守邊關的將領。據說他奉秦王旨意接迎款待老子，但老子卻執意不再從政為官。尹喜怕老子隱居鄉野后，就很難找到了，這樣怎么給秦王交差呢？于是，他便懇求老子把大道要義寫下來。老子也很理解尹喜的苦衷，跟尹喜一同回到樓觀臺，洋洋灑灑留下五千言后，就再也沒有人知道老子的行蹤了。由此，我們不能不對這位很會辦事的關令尹喜表示衷心的感謝。否則，沒有了這五千言《道德經》的中國，將會是怎樣的文化缺憾啊！

可這里的“關”究竟是函谷關，還是大散關？司馬遷并沒有明確告訴我們，于是這便又留下來一連串的歷史懸疑和文化爭議。函谷關是當時秦國的東部門戶，而大散關則是秦國通向河西走廊及西域的要隘。若是老子自周都洛陽入秦之時，應是指函谷關。若是老子要去秦國“后院”繼續西游，這個“關”則應是指大散關。而這兩“關”之間的地帶，恰好是古代“華州”的中心范圍。這個“華胥之州”，就是曾經令黃帝魂牽夢繞的“華胥古國”所在地。

如前所述，從有巢氏到燧人氏再到華胥氏，中華遠古文明就歸流積淀于這個“華胥古國”。到了“大洪水”時代，華夏部族有過一次沿渭河逆流而上的“西進運動”。到了伏羲時代，又有自天水成紀“原路返回”的“徙治陳倉”，最后出潼關“都于陳”的“東進運動”。至“伏羲氏世衰”之際，復有神農氏“起于姜水”，最后東出潼關而“承伏羲之本”。繼而“神農氏世衰”，再有“炎帝起于姜水”和“黃帝起于姬水”，直到黃帝“代神農氏”而為“天子”。這種以渭河流域“華州”為中心的“西興東衰”循環規律，在黃帝以前“上五千年”的“三皇”時代便已有跡可循。那么，作為歷史天文地理知識至為豐富的周朝“史官”老子，會不會是再一次沿渭河逆流而上“尋根問祖”去了？不過，周朝“禮崩樂壞”的最終結局，是秦滅六國統一天下。這已經是中國“西興東衰”歷史文化地理定律的再次應驗，或許也正是老子“西游入秦”的謎底所在。

《竹書紀年》所述“周穆王西征”的往事，老子應該是了然于胸的。《竹書》曰：“穆王，名滿，元年己未春正月，王即位，作昭宮”，“自武王至穆王享國百年”，“十二年，毛公班、井公利、逢公固帥師從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十三年春，祭公帥師從王西征，次于陽紆。秋七月，西戎來賓”，“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十五年春正月，留昆氏來賓”，“十七年，王西征昆侖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秋八月，遷戎于太原。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東。西征，至于青鳥所解（三危山）。西征還履天下，億有九萬里。十八年春正月，王居祇宮，諸侯來朝”，“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五十五年，王陟于祇宮”。

這段歷史記載，便是民間傳說《穆天子傳》及“瑤池相會”的故事出處。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位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最偉大的政績大概便數“西征”和“見西王母”了。而西征的范圍，已經遠逾西域蔥嶺帕米爾高原了。這里的昆侖丘“西王母”，應是尚處于母系氏族公社時代的部落首領。或許，也還是當年華胥氏部族的近親支系。從遠古的“西進運動”與“東進運動”，到“周穆王西征”及“老子西游”，這既反映了一種歷史的時空感，也是一種地理的時空感，更是一種民族文化心理的時空感。這種穿越宇宙自然與歷史人文的知識視野和心靈感悟，在當時恐怕也惟有老子才能企及的。這樣，我們也可籍此撲捉到《道德經》的些許意境。特別是“公天下”時代與“私天下”時代之間，“公”與“私”禍福相依的循環玄機。
最后，就讓我們細細參悟以下幾段哲言：“圣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
“天之道其猶張弓與。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馀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馀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馀。孰能有馀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邪！”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泫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絕圣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不知常，妄作兇。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圣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
“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

或曰，公與私，有與無，利與害，貧與富，高與下，智與愚，難與易，所謂“國學商道”奧義盡在此中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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