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仇是春秋大義與圣人之道——柳宗元《駁復仇議》

柳宗元《駁復仇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仇，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于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
    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并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傳于后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向，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為典，可乎？
    蓋圣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于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吁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沖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于罪，師韞之誅，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仇，其亂難救？”是惑于禮也甚矣！禮之所謂仇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圣，不亦甚哉！周禮：“調人掌司萬人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仇之?！庇职驳糜H親相仇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復仇，此推刃之道，復仇不除害?！苯袢羧〈艘詳鄡上孪鄽?，則合于禮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仇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
    請下臣議，附于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從《駁復仇議》看柳宗元的“以人為本”思想　　

——兼論韓愈《復仇狀》　　

馬曉斌　　

（華中科技大學中文系  武漢 430074）

摘  要：柳宗元《駁復仇議》是一篇高揚以人為本思想的光輝篇章。它以對弱者的深切同情，批駁初唐陳子昂“既誅且旌”的論點，并且，闡述了“調”即和諧在處理社會矛盾中的作用。全文層次清楚、內容豐富，對今天，依然有啟發。比較研究韓愈《復仇狀》，認為，受到柳宗元影響?！　?/p>

關鍵詞：柳宗元  以人為本  思想　　

永貞元年（805年），已嶄露頭角的柳宗元，正是喜辯駁、善議論^[1]，“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而“名聲大振”^[2]于長安的時期。盡管還有點“以辭為工”，即，“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為能”^[3]，但“生人之意”^[4]已在他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一天，柳宗元奮筆寫下著名篇章《駁復仇議》^[5]，矛頭所向，是武則天時期的陳子昂^[6]。史載，陳子昂任右拾遺（693年）時，有陜西人徐元慶，先報殺父之仇，后又投案自首。為此案例，陳子昂呈《復仇議狀》，不僅認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國法，然后旌其閭墓，以褒其孝義可也”^[7]，并且，還要“編之于令，永為國典”。在這里，陳子昂的觀點是，為了兼顧“禮” 、“法”，對徐元慶要既“誅（處死）”且“旌（表彰）”，然后，天下才能“直道而行”。事隔一百多年，柳宗元以“守正為心 、疾惡不懼”^[8]的大無畏精神，對陳子昂的錯誤邏輯，進行了嚴厲的批駁?！　?/p>

一　　

仔細研究“理精而文工”^[9]的《駁復仇議》，可以發現，柳宗元不僅破字當頭，對陳子昂進行了毫不客氣的否定與反對，讀來“勁暢”^[10]；而且，立在其中，聯想到社會矛盾與問題的最佳解決方案，確有“卓識”^[11]。概括一下，全文大致有四個層面：一、“旌”與“誅”不能并用。他先說，“禮”與“刑（法）”，盡管性質相同、目標一致，都在于“防亂”^[12]，但它們的應用，卻判然分離，即，“禮”是“本情以正褒貶”，它必須調查“誠（好）”或“偽（壞）”的事實；而“法”，是“窮理以定賞罰”，它注重研究“曲（錯）”或“直（對）”的結論。一個是“始（本）”，一個是“端（末）”。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柳宗元繼續說，徐元慶做了可“旌”的“誠（好）”事，陳子昂卻硬要將他放到“曲（錯）”的位置，說“彼殺之，我乃殺之”，這叫做“濫”，造成“黷刑（枉法）”；相反，如果徐元慶的確“曲（錯）”了，該“執而誅之”，卻偏要說他做了“誠（好）”事，那么，這是“僭”，“壞禮（禮不健全）甚矣”?；谶@種分析，柳宗元認為，陳子昂所謂“既誅且旌”應該“編之于令、永為國典”的說法，是根本站不住腳的（無法“趨義”、“違害”）?！　?/p>

二、既然徐元慶是“守禮而行義”者，那么，他就一定不會與“王法”為敵（守法人）?！缎绿茣ば⒂选埇L傳》載：“武后時，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變姓名為驛家保。久之，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殺之，自囚詣官?！睆拇税咐覀兇笾驴色@兩點信息：（一）徐爽無罪；（二）徐元慶有冤。事實上，柳宗元就是根據這兩個判斷，認為，趙師韞殺害徐爽，是“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于非辜”，使徐元慶蒙冤；加之，“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使徐元慶無處申冤。于是，他才同趙師韞不共戴天，“處心積慮，以沖仇人之胸”。應該說，柳宗元對此行動，給予了極高評價，他說，徐元慶的“不忘仇”，是“孝”；徐元慶的“不愛（怕）死”，是“義”。這樣一個“守禮而行義”的人，“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他又怎么可能做出“悖驁而凌上”，即，“仇天子之法”、“戕奉法之吏”的錯誤舉動來？　　

三、在一來一往的“兩下相殺”中，徐元慶是值得同情的弱者。柳宗元說，在徐元慶與趙師韞的尖銳對立中，他是“弱”者；另外，在徐元慶與州牧、刑官的據理力爭中，他又是“寡”者。就是這樣一個弱者、寡者，做出了令“執事者”（指州牧、刑官等）“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要忙著認錯、道歉）”的“得禮”（徐爽沒有“抵罪觸法，陷于大戮”）之事，本該旌表，卻置死地，使柳宗元對徐元慶的悲慘遭遇，深感不平與無道；他堅定地站在弱者的立場上，大聲疾呼：“而又何誅焉！”使我們仿佛聽到了他那發自心靈深處的怒吼。真的，我們還非常有必要研究柳宗元滿懷同情的措詞：“吁號不聞”、“介然自克”、“即死無憾”、“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暴寡脅弱”、 “服孝死義”等，正所謂“深痛至憤所不能已者”。^[13]　　

四、解決普遍存在著的社會矛盾與沖突，最理想的境界是“調”。^[14]陳子昂在《復仇議狀》中，說了這樣一段話：“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認為，作為兒子，都有親生父親，如果大家因為愛自己的父親而去恨兇手、殺仇人，那么，勢必帶來難以掌控的混亂狀況。對此論調，柳宗元駁斥道，陳子昂一方面侈談“禮”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卻又不懂“禮”的中心內容，即，“禮”的性質與目標，在于“防亂”；而“防”的最有效辦法，莫過于“調”字。于是，他引用《周禮·地官·調人》：“掌司萬人之仇：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仇之?！?SUP>[15]指出，國家的治理，需設“調人”官職，他們的責任所在，是化解怨恨；而他們的理念，則是勸阻仇殺，不管應不應當。在這里，我們分明見出柳宗元引述的用心，即，如果積極主動地去“調”了，那么，“殺人”的概率必然會大大降低，而陳子昂所說“親親相仇，其亂誰救”的局面，也根本不會再發生（“不除害”^[16]）。　　

既然如此，那么，“調”究竟包含了什么樣的具體內容？我想，在柳宗元那里，“調”絕非隨便的字眼^[17]；他以自己的體驗與感受，從宏觀與微觀的各個層面，進行過嚴肅而又深入的思考，即，他把可以“防亂”的“調”字，放到整個“王法”的系統中去，認為，它是不可或缺的：（一）官要守法。柳宗元說，官吏，在行政的過程中，要無條件地“奉法”：“凡為治者，殺（人），無赦”。而不能知法犯法，即，蓄“私怨”、鼓“吏氣”、“虐于非辜”。這就不但不能被群眾容納與接受，反而，會引起仇恨。（二）上下不可蒙冒（蒙蔽、掩蓋）。柳宗元認為，當下級官吏為自己的利益而引發仇恨時，上級要“聞”、要“問”，而不是“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吁號不聞”^[18]。所謂“聞”，即，認真地傾聽百姓的“冤抑沉痛”；所謂“問”，即，與百姓仔細地攀談，不讓他們“號無告”。柳宗元繼續批判，除此之外，“執事者”還應對自己不但沒有監督，反而蒙蔽、掩蓋、縱容、包庇犯法的下級，感到羞恥與慚愧，因為，徐元慶的最終“復仇”，與他們有著間接的因果關系。（三）要用調查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柳宗元引《周禮·地官·調人》，有這樣一句話：“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所謂“令”，有“使用”意。使用什么？使用方法或手段。之前，柳宗元說：“圣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指，如果“王法”完備，那就必定離不開調查：這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也需研究：這究竟是對還是錯?？梢赃@樣說，調查研究，就是“調”的方法和手段；也只有在這個過程中，“情（事實）”、“理（道理）”得以清楚，為化解與消除矛盾，奠定客觀基礎?！　?/p>

根據以上分析，柳宗元“以人為本”的思想自然而然地凸現出來了。細分一下，我想，至少有這么兩點，依然有現實意義與啟發作用：（一）珍愛生命。在《駁復仇議》中，我們不僅看到了柳宗元對犯法官吏的無比憎恨，也注意到了他對百姓生命的無限愛惜。他駁陳子昂，是用譴責的筆觸去寫的，比如“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矛頭直指陳子昂的助紂為虐，認為，他“反以為戮”，開了“濫”殺之戒，真正是“不議曲直”、“暴寡脅弱”，喪失了起碼的人性與良知。柳宗元對死難者的同情，在其他作品中，也有反映，如，在《答元饒州論政理書》^[19]中，說，“敝政”使“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在《捕蛇者說》^[20]中，控訴賦斂之毒，導致“死者相藉也”；再如《非〈國語〉·戮仆》^[21]篇，柳宗元批評晉中軍司馬魏絳不殺公子而斬其仆，是“害無罪”、“非能刑”、“不亦甚乎”?。ǘ┞撓等罕?。在《駁復仇議》中，柳宗元說，作為一個“守禮而行義”者，徐元慶絕不會與“王法”為敵。他之殺趙師韞，直接原因是趙“虐于非辜”；間接原因，在于“執事者”的不聞不問。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一方面，柳宗元認為，人民是有反抗的力量的；^[22]另一方面，為了避免對立面的擴大，柳宗元又提出了一個非常迫切的任務，即，要加強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他論述道，一部完備的“王法”，對執政者要提出較高的要求：見民生不能不聞不問，而應“刺讞（定案）其誠偽，考正其曲直”；甚至，還應反思，為自己沒能聯系好群眾、使人民受惠而“有慚色”。^[23]　　

二　　

無獨有偶。六年后的元和六年（811年），韓愈也寫了一篇《復仇狀》^[24]。為方便研究，茲據《全唐文》549卷，抄錄如下：“伏以子復父仇，見于《春秋》，見于《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于《律》，而《律》無其條，非缺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于圣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督洝分髡?，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于《經》，而深沒其文于《律》者，其意將使法吏一斷于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吨芄佟吩?，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上施于下之詞，非百姓之相殺者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者，書于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于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于今者；或為官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于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為斷于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父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無失其指矣。謹議。”　　

細較兩文，可以這樣說，總起來看，韓愈的《復仇狀》受到了柳宗元《駁復仇議》的影響，但他沒有說出比柳宗元更高明的話。^[25]現概括幾點，以醒豁：（一）韓愈引經據典，十有八九，在柳宗元述作的范圍內。如，《公羊傳·定公四年》：“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禮記·曲禮上》：“父之仇，弗與共戴天”、《禮記·檀弓上》：“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柳宗元用“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表述、韓愈用“見于《禮記》”表述）；《周禮·地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令勿仇，仇之則死”等，無甚新意。（二）韓愈雖獨引《周禮·秋官·朝士》“凡報仇讎者，書于士（刑官），殺之無罪”，卻又說“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是“未可以為斷于今也”^[26]。前后矛盾，難超柳宗元認識。柳宗元不但大聲疾呼“而又何誅焉”，而且，猛烈批判了“士不能聽”，^[27]即，不聞不問的嚴峻現實。（三）韓愈認識到執法人是關鍵，但不能指出官吏的知法犯法。他說，“《律》雖本于圣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官吏）也”；于是，這個官在“上施于下”的過程中，能否“一斷于法”，是關鍵因素。韓愈繼續說，法律之所以沒有“子復父仇”的條款（“深沒其文于《律》”），在于它的兩難：如果準許復仇，有可能導致殺戮難“禁”；如果不許復仇，不但傷了“孝子之心”，還違背了經典，所以，“有司”的執法，應該是“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強求一律）?！彼蛔治刺帷八皆埂?、“吏氣”、“虐于非辜”，即，“有司”的知法犯法，是社會矛盾的焦點所在（韓愈只談到“《經》”可“制（約）”有司，未及法律監督）?！　?/p>

現將《駁復仇議》與《復仇狀》所涉人、事、觀點等，一并以圖示之：　　

三　　

從《駁復仇議》，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柳宗元是一位既能關注人民生存狀況、又有獨立思考精神的杰出思想家。在他的面前，我們并不覺得須仰視才見，而感十分親近與溫和，我想，究其原因，就是他那一以貫之的“以人為本”思想。在長安，他不僅義憤填膺，為冤死者徐元慶鳴不平、寫駁論；還親自“問故老卒吏”，搜集到許多段秀實太尉愛民如子的生動材料（“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醋匀∷慈パ?，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后食。取騎馬賣。市谷代償，使勿知”^[28]）。盡管貶謫永州，卻依然憂國憂民、“能知生人艱饑羸寒”^[29]：他聞捕蛇者之泣訴^[30] 、^|問“賄賂行而征賦亂”之名實^[31]。柳州刺史任上，他一點“不鄙夷其民”，三年“為政”^[32]，使“民各自矜奮”。^[33]總之，他善體驗、懂關愛，有同情心、有洞察力，所以，深思熟慮、遠見卓識，找得到解決問題的辦法與規律，使自己昂然屹立于中華英才之列?！　?/p>

注釋：　　

[1]時有《辨侵伐論》、《駁復仇議》、《晉文公問守原議》、《六逆論》等?！　?/p>

[2][32]韓愈《柳子厚墓志銘》。　　

[3]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p>

[4]柳宗元《貞符》，草稿于永貞元年，定稿于永州時期?！吧酥狻?，當指人類（尤其是人民群眾）的生存需求?！　?/p>

[5]《駁復仇議》，見《柳河東集》第四卷，后收入《古文觀止》。明·茅坤云：“柳文之佳者”。寫于哪一年，有幾種說法：永貞元年（805年），《新唐書》195卷有“后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曰”字樣、清·何焯也有“此柳子少年之作”的說法（參見吳文治編《柳宗元資料匯編》，344頁，中華書局1964年版）；永州時期，章士釗《柳文指要》，137頁，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元和六年（811年），柳州市地方志編委會辦公室《柳宗元圖傳》242頁，廣西美術出版社2004年版；元和十四年（819年），阿忠榮、張廷銀選注《柳宗元》，305頁，大連出版社1998年版；不詳，吳文治、謝漢強主編《柳宗元大辭典》，19頁，黃山書社2004年版。此取永貞元年?！　?/p>

[6]陳子昂（661—702），字伯玉，初唐詩人?！　?/p>

[7]《舊唐書·文苑中·陳子昂傳》?！　?/p>

[8]參見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9]明·唐順之語。轉引自吳文治編《柳宗元資料匯編》245頁，中華書局1964年版?！　?/p>

[10]清·方苞語。轉引自吳文治編《柳宗元資料匯編》402頁，中華書局1964年版?！　?/p>

[11]清·過珙語。轉引自吳文治編《柳宗元資料匯編》394頁，中華書局1964年版。　　

[12]“禮”、“刑”與“防”字并舉，出處應在《禮記·坊記》：“君子禮以坊（防）德，刑以坊淫”。另外，有的書上說，柳宗元之“防亂”，是“防止人民造反”。筆者認為，結合上下文，是強調官吏不可亂殺人。　　

[13]清·姚范語。轉引自吳文治編《柳宗元資料匯編》401頁，中華書局1964年版?！　?/p>

[14]《周禮·地官·調人》杜預注：“諧，猶調也，”說，“調”，即和諧或協調。柳宗元用“大中”、“中”、“中道”、“中庸”、“中正”、“時中”等表達這一概念，包含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恰如其分、合宜、合適等意思。章士釗先生有深入研究，參見《柳文指要》1011—1018頁，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　　

[15]反殺，重復地殺，指，已殺某人，再殺其子弟，以防報仇?！　?/p>

[16]除害，除去禍根，指，怕仇人子弟加害自己，就連同他們，也一并除掉?！　?/p>

[17]明·唐順之曰：“此等文字極謹嚴，無一字懶散”。轉引自吳文治編《柳宗元資料匯編》245頁，中華書局1964年版?！　?/p>

[18]即屈原所謂“浩蕩”，參見錢鐘書《管錐編》（二）590-591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　?/p>

[19]寫于元和五年（810年）前后?！　?/p>

[20]寫于元和九年（814年）?！　?/p>

[21]寫于元和四年（809年）。　　

[22]柳宗元《宥蝮蛇文》有“彼樵豎持芟，農夫執耒，不幸而遇，將除其害。余力一揮，應手糜碎。……嗚呼悲乎，汝必死乎”句；《送薛存義序》有“凡吏……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裎沂芷渲钡∑涫抡撸煜陆匀??！瓌t（民）必甚怒而黜罰之矣?！羞_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句。　　

[23]柳宗元多次說到為官要“慚愧”，如《種柳戲題》“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送寧國范明府詩序》“夫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祿。庶可平吾心而不愧于色”?！　?/p>

[24]元和六年（811年）九月，富平縣（屬陜西省）人梁悅父親為秦果（《舊唐書·憲宗本紀》、《資治通鑒》作“秦杲” ）所殺，報仇，殺秦，自投縣請罪。唐憲宗李純九月五日下詔：“在禮父仇不同天，而法殺人必死。禮、法，王教大端也，二說異焉。下尚書省議。”時任尚書省職方員外郎的韓愈因有《復仇狀》。以后，李純再“敕”：“復仇殺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如歸，自詣公門，發于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決杖一百，配流循州（今廣東惠州）”。宋·黃震云：“合與昌黎《復仇議》參看”；清·林云銘云：“當把韓昌黎《復仇狀》參看，方見其妙”；清·何焯云：“必待韓議而后定也?！?轉引自吳文治編《柳宗元資料匯編》162頁；330頁；344頁，中華書局1964年版?！　?/p>

[25]清·愛新覺羅·弘歷（乾?。┰疲骸白谠h，……更為明白?！?轉引自吳文治編《柳宗元資料匯編》431頁，中華書局1964年版?！　?/p>

[26]章士釗認為，韓愈“游詞寡斷”，《柳文指要》107頁，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　?/p>

[27]宋·王安石也批判“士不能聽”，如《復仇解》：“《周官》之說曰：‘凡復讎仇者，書于士，殺之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仇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使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以使為人之子弟者仇之，然則何取于士而祿之也？”　　

[28]參見《段太尉逸事狀》?！　?/p>

[29]參見《送表弟呂讓將仕進序》。　　

[30]參見《捕蛇者說》?！　?/p>

[31]參見《答元饒州論政理書》。在《全義縣復北門記》中，柳宗元有“盧遵……問……詢……，賢者之作，思利乎人……，由道廢邪，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句?！　?/p>

[33]韓愈《柳州羅池廟碑》?！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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