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陽：中國道路還是中國模式？

中國道路包含多種模式

首先要明確，無論是“中國道路”還是“中國模式”，現在談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應當要防止一種傾向，就是莫名其妙地陷入與西方的爭論，好像一談“中國道路”就是刻意地說中國與西方的不同。如果“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真正有意義的話，它首先必須能夠在中國國內得到認同，對中國國內的發展起批判作用，起到內部糾正的作用。

目前談論中國道路或“中國模式”，絕大部分是基于中國經濟發展的層面，與此相反，我恰恰認為，正是在經濟發展這條路上，最沒有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可言。我不認為中國經濟目前的發展模式，包括出口導向、房地產業拉動等等，有什么特點和獨特性。中國經濟比較有自己特點、比較有中國特色的，其實是1980年代的鄉鎮企業，而鄉鎮企業這樣一種發展方式早就被扼殺了，而且，這種扼殺屬于意識形態層面的扼殺。當時不認為中國做的這套東西是對的，反而認為這不符合所謂普遍模式，鄉鎮企業也就因此失去了正當性。所以，關于“中國道路”的討論首先應該是檢討中國自己的發展問題，討論的問題應該是真正對自己有意義的問題。

真正的問題是中國內部的問題。也就是說，現在提出“中國模式”，首先要問中國人自己信不信。如果自己都不信，我們就是在西方人面前夸夸其談，沒有意義。因此，中國道路必須在中國內部有一個檢驗，有一種價值觀上的引導作用，哪些是應該的，哪些是不應該的，不能陷入純粹的事實判斷。我最擔心的是，自己不相信有中國模式。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中國人自己不信。因此，“中國模式”不能僅僅是一個現狀的描述，它應該有一個規范性的面向，說明中國應該怎么樣。

我主張用“中國道路”來談中國的發展，有幾個理由：一個是中國道路的特點，它本身包含了多重模式，它具有最大的開放性和實驗性，比如說廣東模式、重慶模式等等。現在還可以加上香港模式，甚至以后臺灣模式也可以是中國道路的一種。中國偌大一個國家，各個地區的差異非常大，這是必須要強調的。用道路可以容納很多具體的發展模式。這是中國道路本身的特點，很難用一個模式去歸納它，很難用西方“model”這個詞來概括。Model這個詞帶有西方社會科學量化的、可以復制性的特點。從這一點來看，我覺得雖然大多數人表面上看強烈主張“中國模式”，但背后仍然太受西方的束縛。社會科學在整體上是完全西方的概念，在西方也只是在19世紀后才發展出來的，不過100多年的歷史。社會科學的有些解釋很有力量，但也是建立在西方文明傳統之上的。因此，如果真的要有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的模式，我們就必須對一些社會科學的根本問題加以深刻的檢討，一定要重新考慮和中華文明的關系。

在短短的幾年內，談論中國發展問題就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談論“中國模式”，主要講30年來中國經濟發展是不是具有特殊性，但隨后馬上變成了一個60年的問題。這是2006年左右發生的轉變。繼而，這個60年的問題，又變成了一個中華文明的問題。所以，現在談論中國的問題并不是一個30年、60年的問題，而是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整體性的不同道路問題。這是為什么要用“中國道路”的一個基本立足點。

站在2010年來看，我認為最近10年、15年最大的變化，包括晚清以來最大的變化，是中國社會、中國普通民眾，特別是中國大學生對中國文明傳統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現在在大學里如果還像從前那樣對中國文明一棍子打死，人家就認為你是白癡了。這在10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中國道路”的討論問題，一定要和對中華文明的整體性重新認識結合起來，在這個基礎上，“現代化”這些詞都可以拋掉不要，首要面臨的就是中華文明自我更新的問題。如果不抓住人心上這樣一個最大的變化，不抓住對中華文明的重新認同，就是沒有抓住當前的最大問題。對整個中華文明傳統的拒絕是晚清以來最大的潮流，而現在最大的變化就是開始重新肯定傳統，這就是文明自信逐漸在恢復。這種自信超出大陸，它對香港、臺灣，包括以后可能對日本、韓國到整個東亞都有相當大的意義。在這個意義上，很多事情不是不可以想象的。比如我一直認為，國防部長這個詞就不對，應該用兵部尚書。別看只是一個詞，它的含義大不相同。如果是兵部尚書，中國的國防部長可能就沒有必要去看美國國防部長的傳記——我們甚至都沒搞清楚美國、英國的國防部長以前不叫國防部長，叫戰爭部長，連這都不知道，就瞎看人家的書；當你用了兵部尚書的稱謂，軍方可能就會去了解中國歷代兵部尚書的傳記。就是說，整個思想認同到底是橫的還是豎的。這個事情非常關鍵。我為什么要強調用“中國道路”，是因為關于中國發展的討論如果不能和中華文明幾千年傳統建立起一種有機的關系，整個討論是有問題的。

但是，這不是最終的、最大的問題。最重要的問題還是在于中國道路本身“是什么”的問題。我比較關心語詞的問題。我傾向于用一個有概括力和籠罩力大一些的語詞，比如用“儒家社會主義”，用很簡單的語詞，用這兩個包含基本價值觀念的核心概念來概括。

儒家社會主義是最高憲政問題

今天的一個關鍵是如果要概括中國的something，特色、模式、道路也好，都需要用非常簡明的詞，凸顯其最重要的概念。例如，美國就用了“自由”這個概念來概括自身，“自由”這個概念的伸張度很大。事實上，美國兩百年內很長時期基本上是不自由的，甚至是反自由的，但這并不影響它仍然使用這個概念。中國，自1949年以后，毛澤東時代最大的一個成功也是找出了一個這樣的概念或理念，那就是“人民”：人民中國、人民警察、人民海軍，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一切都是人民。在那段時期，“人民”是個中心性的概念，而且深入人心。所以，我提出兩個概念：一個是儒家，還有一個是社會主義，我覺得這兩個語詞放在一起，可以涵蓋很多問題。

20世紀以來，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國民黨基本上都認同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本身是一個比較寬的、正面的概念，雖然這個社會主義可能和后來共產黨的社會主義不太一樣，但總的來說，社會主義的接受度比較高，而且它的彈性、伸張度都也很高。用社會主義這個概念還有一個特點，在概念上、意識形態上針對性強，社會主義是針對資本主義而言的，人類社會的一個重大問題就是批判資本主義，用什么批判，當然是社會主義。在這個問題上，非洲也好，歐洲也好，對社會主義都是能接受的。

中國社會主義的特殊性是它之前的整個文明傳統是儒家傳統。最近十年以來，儒家的因素在恢復，和諧等概念的提出，用的就是中國傳統概念。在現實的執政路線上，執政黨本身日益體現“執政為民”，這和儒家接近，也和1949年以后“人民”這個概念一脈相通。儒家這個概念有一個比較大的好處，就是相對比較溫和，包括香港、臺灣、大陸都在內，都有很大的接收面。不僅如此，這個概念的彈性也足夠大。

儒家這個概念的重要性表現在它不是宗教，它是一種教育機制，是最根本的建立在情、仁愛、孝、父母和孩子等基礎之上的關系，這種關系到今天為止仍然很難有人去反駁。即便是站在純粹自由主義的立場，也很難真的從邏輯上強調父親和兒子是絕對平等關系，那樣會走向荒謬。即使面對最嚴格的自由發展理論，儒家的理念仍然可以伸張。從這一點看，它要比其他模模糊糊的概念更有力。

這兩個概念有足夠的彈性，而不是像現在我們這樣，用許多描述性的詞語，把中國道路弄得非常死板。這兩個概念簡明、寬大，還可以涵蓋今后50年，甚至100年。

我之所以提出儒家社會主義，是因為這是中國的最高憲政問題。討論中國道路，要討論的是在最高憲政層面，中國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它回答的問題是：中國這樣一個既有幾千年文明又有一百多年現代歷史的國家到底是個什么樣的國家？或者中國想成為什么樣的國家，而其憲政上仍然是一個什么樣的國家？在這個問題之下的具體問題，是可能有更多權變的。接下來可能的第二大問題，儒家社會主義是不是一定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有一個根本性的、制度性的契合關系。然后才是經濟上的問題。社會主義在經濟上主要是一個平等問題，是一個分配上相對能夠保證平等的原則，所有制不是根本問題。

必須搞清楚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到底是哪個層面的問題。中國今天最大的問題就在于芝麻綠豆的任何問題都會立即扯到最高憲政問題上。比如一個學生自殺了，都會歸結到“我們沒民主”之類的結論。為什么說到一個具體問題都會立即上升到最高憲政問題，馬上導致對憲政的否定？事實上，中國經濟取得這么大的成就都沒能成為一個正當性的基礎，這是非常奇怪的。在任何一個西方國家，如果一個執政黨取得這么大的經濟成就，毫無疑問，其正當性的基礎是穩固的。而中國并不是這樣。這是要檢討的問題。目前，大家經常把具體的政策問題，就是完全屬于權變范疇的問題，與最高層級的問題、最基本原則的問題混在一起。

道與術和經與權，這兩個方面肯定是互為辯證的。就是說，一個道沒有一個術作為體現，這個道沒法體現，但反過來，這個術如果離開了道，根本沒有一個方向、一個目標，也就不知所謂了。所以，我不是非常同意把中國發展一味解釋成只是一種實用主義的靈活。它總應該有一個目標性的東西，這個東西如果沒有，就會出問題。中國共產黨是執政黨，而且是唯一的執政黨，只有經濟增長是不夠的，總要體現出其價值觀念。

關于儒家還有特別有趣的一點。我的一位經濟學家朋友，他是非常不喜歡中國傳統文化的，但是有一點，他說他肯定要感謝孔夫子，否則兒子不會那么孝順。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特別的問題，就是人在生活當中對此用而不知。我們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往往忘掉，我懷疑如果沒有儒家，中國經濟改革早就崩潰了。現在經常忘掉中國經濟改革也是一個很殘酷的過程，幾千萬工人下崗，怎么過來的？前些年我從美國回來，給我的感覺是每個家庭都有人下崗。當年這不是靠政府補貼解決的，當時政府并沒有錢。之所以沒有出大問題是因為兄弟姐妹親戚們互相幫忙。再看今天，大學生很可能會因為房子問題鬧事的，為什么沒鬧事？因為是父母幫著買。這些不滿之所以沒有爆發，是因為這種不滿在相當程度上被緩解了。這個緩解的機制不是政府，而是家庭關系。這和儒家常年形成的文化觀念和它對社會結構的影響存在很大關系，如果不把這個講清楚，整個社會環境當中欠缺的環節我們都不知道在哪里。

所以，儒家這個問題并不僅僅是一個理想，它在現實當中起到了很多的實際作用，只是這一點往往被忽視。家庭的結構、親情的結構仍然是中國社會極為關鍵的一點，沒有這一點，中國經濟改革可能早就在兩極分化上出了大問題。

中國人應該搶提問題權

當前還有個問題要注意，就是整個事情變化是非常之快的。就像《毛選》上我們背得很熟的一篇文章標題，“事情正在發生變化”。從這個變化的角度來看就會發現，有些東西是會自然消解掉的。舉一個例子，十多年前，中央美院院長潘公凱，他有一個國家項目是關于美術的現代化問題。美術界在晚清倒臺以后整個面臨的問題，就是中國畫到底是什么的問題，或者中國美術如何現代化的問題。他要說的本來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就是清末民初最重要的畫家如黃賓虹，包括他父親潘天壽這一批最有名的畫家，到底算不算現代？他本來是想證明他們這一批就是中國現代的畫家。但在2006年，我就認為，這個問題已經從根本上消解掉了，他們這些畫現不現代根本就不是問題。

現在討論的很多問題是暫時性的。有些問題是西方強加給我們的。現在好像先要承認人家所有的價值觀，而自己一點余地都沒有。為什么西方代表的東西就是好的呢？工業化時代，一切東西都是不可循環的，和自然界相對立的，怎么就是好的呢？如果以農業文明為主，在農業文明基礎上中國大宋王朝代表人類文明的最高峰。這些本身都是很關鍵的問題，但所有這些問題都還沒有提出。實際上，西方提出的問題有些是非常奇怪的，很稀奇古怪的人家都敢提，中國人現在則是不敢提，許多問題，都還沒有提出來爭論。

如果一天到晚用西方的問題來看自己，那就永遠處在一個很被動的角色。相當多的問題是可以扔掉的，然后，我們自己重新提出問題，討論我們感興趣的問題。很多問題，再過十年就不是問題了。什么叫中國曾經落后？從長遠的視角來看，中國就偶然打了兩次敗仗而已，這沒什么了不起。這個問題取決于大的背景。有些問題，我們不要先把人家提出的問題設定下來，例如，軍事上被打敗的民族不一定是壞民族，現在每天想著在軍事上打敗人家的民族才是壞民族，成天侵略別人，成天把暴力加在人家頭上才是壞民族。再比如，工業文明好不好，這個問題再過50年一定要檢討。整個工業革命開始以來，人類就走了退化的路，一點都不好。

現在應該焦慮的重要問題是中國人是不是能作為中華文明的傳人生存下去？很多大家認為不重要的問題我認為很重要，比如說，中國大學現在一開會都要用英文，我非常反對。我怕中國人以后都不會說中國話了，香港就是一個例子。很多人可能認為這不重要，但我覺得這才是重要的問題，因為它會從根本上改變你是誰。

總之，我們要說我們想說的問題，不能成天應著人家去說。中國人現在應該搶話語權、搶提問題權，把中國人認為的重要問題提出來。

（此文根據作者在2010年12月10-11日于香港舉辦的“中國模式”研討會上的發言稿編輯整理，本刊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