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胡應麟在他的《詩藪》里對這種爭論問題是這樣評價的：“李杜二公，誠為勁敵（指后世評論家們的“揚抑”之論---光潛 注）。杜陵沈郁雄深，太白豪逸宕麗。短篇效李，多輕率而寡裁；長篇法杜或拘局而霏暢。廷禮首推太白，于麟左袒杜陵，俱非論篤。”很明顯，胡應麟已經把話說的非常清楚了：不管是揚李抑杜或者揚杜抑李都是“俱非論篤”，不得要領，沒有什么意義的，我完全同意他的這個觀點。
李白與杜甫，一個“沈郁雄深”，一個“豪逸宕麗”，放射出不同的光芒光耀華夏文化；為什么我們非要人為的去做抬高一個貶低另一個的蠢事呢？英國人沒有在莎士比亞和拜倫、雪萊之間；法國人沒有在巴爾扎克和雨果之間；德國人沒有在歌德和海涅之間；俄羅斯人沒有在普希金和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之間作這種愚蠢的“抑揚”比較。誠然，個人的喜好是一種美學個性意義上的差異，這也是正常的。
在胡應麟看來，李杜是中國詩歌史上的“雙子塔”，無人能與之比肩；后世更無人能夠兼備他們的長處。他的原話是這樣說的：“李杜歌行，雖沈郁宕麗不同，然皆才大氣雄，非子鍵、淵明判不相入者比。有能總統為一，實宇宙之極觀。第恐造物生材，無此全盛。近時作者，間能俱二公之體，至镕液二子之長，則未觀也。”我用一個成語概括就叫空前絕后。至于“歌行敘事”的絕活兒，胡應麟認為當推崔灝：“崔灝《邯鄲宮人怨》，敘事幾四百言，李杜外，盛唐歌行無瞻于此。而情致委婉，真切如見，后來連昌、長恨，皆此兆端”，前無古人，后啟來者，胡應麟對崔灝的這個評價是非常高的。
在李杜之間，毛澤東更喜歡李白一點大概是因為毛澤東的經歷與閱歷的緣故。如果我們從美學原理來分析，一個人的審美價值取向是與他的哲學觀、宇宙觀有內在聯系的。毛澤東自十幾歲就懷有改革社會的凌云壯志；而他所處的時代是一個黑云壓城城欲摧的黑暗時代；李白的詩更能夠使他堅定決心，鼓舞斗志。他說“李白的詩，文采奇異，氣勢磅礴，有脫俗之氣”；毛澤東同時也批評“李白有道士之氣”和想當官沒有當成的怨世之情。
毛澤東非常喜歡李白的《蜀道難》《將進酒》，一定應該是它們能夠啟發人不畏艱難困苦，勵志前行；毛澤東更喜歡李白的《梁父吟》，反復閱讀，鉤鉤畫畫；我們知道，毛澤東早期的革命生涯（遵義會議以前）也是幾起幾落，他從《梁父吟》中得到的不是沉淪而是奮起、堅持的勇氣和力量。李白許多詩中的不畏權貴，不崇拜偶像以及寧折不彎的錚錚鐵骨也都是毛澤東非常欣賞與效法的；這種精神在毛澤東的詩詞中我們不難找到；《沁園春-長沙》是一個典型代表。
毛澤東說“杜甫的詩有好的，大多數并不怎么樣”；又說“杜甫的詩是政治詩”。還說“杜甫的詩哭哭啼啼，不甚喜歡”，“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場”。毛澤東對杜甫的這些評價并非一種輕率的無的放矢，是在對杜甫詩進行過大量研究后的有的放矢。在毛澤東的藏書中，杜甫詩圈畫過的就有67首之多；1957年在成都會議期間，毛澤東就借閱了各種版本的杜甫詩集12種計108本。歷代杜甫的專門研究家也不過如此了；一般的杜詩愛好者就不用說了，發言權都沒有。
1971年，郭老沫若寫過一本書，名曰《李白與杜甫》。雖然從文字上找不到“揚李抑杜”證據，但是，從“篇目”設立與字里行間總能夠讀出那么一點點“揚李抑杜”的味道。我們都不妨看做百家爭鳴中的一家之言，沒有必要較真的。
對李杜的歷史文化地位應該分而論之，不要比較高低，揚此抑彼；這才是一個優秀的聰明的民族應有的人文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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