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表達一個疑問，提出一個主張。
——在中國人民大學「中華文化，今天再出發(fā)——五四研討會」發(fā)言
作者：摩羅
近代以來，中國遇到外國殖民壓力，出現(xiàn)某種變局的時候，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個說話的基本心態(tài)，就是用他者的心態(tài)來看我們自己的國家，自己的社會，自己的文化，并對這個社會給予整體性的批評。好像自己高于這個社會，高于這個文明，高于這個國家。當知識分子作出整體性的批評時，所用的資源恰好又是對我們構成殖民壓力的那些國家集團的文化資源，這種把自己的國家社會當做他者來予以批評否定的姿態(tài)，使得批評者的身份變得很可疑。
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在談論中國問題的時候，犯了一個視野上的錯誤。他們認為中國近代以來遇到變局那是中國的特殊問題，他不知道西方在他的殖民擴張過程中是對全世界構成壓力，所有非西方國家和社會都在西方的壓力之下，不是只有中國面對這個壓力。在應對西方勢力殖民掠奪的時候，世界各國都是一個很悲慘的過程。康梁一代對這一點很清楚，所以他們討論什么問題都有世界視野。
可是五四一代就不同了，他們似乎認為只有中國出現(xiàn)了這種悲慘的過程，所以他們把中國的被動與失敗看作是中國應對殖民的特殊情況，而不知道是世界性的普遍性的情況。
正因為有了這種知識視野的缺陷，“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在構建中國近代史時，出現(xiàn)了非常根本的錯誤。他們認為在中西這么一個博弈的過程之中，中國之所以屢屢失敗，那是因為中國文化出了問題——文化腐朽而又保守，中國國民出了問題——國民有不可克服的劣根性。民國時期的歷史學家，就用這種模式來建構中國近代史。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知識界竟然第二次建構這種歪曲的、錯誤的、顛倒黑白的中國近代史。這套錯誤的說法至今還是中國史學界的主流，甚至是整個中國知識界的主流。
這些人至多往政治層面想一想是萬惡的滿清王朝，不懂得西方人的游戲規(guī)則，不懂得誠心誠意跟西方人做生意，所以我們失敗了。所以責任在于那個保守的、農(nóng)業(yè)心態(tài)的、無商業(yè)意識的落后政權。這個認識也是把中國的失敗特殊化。實際上西方在擴張過程中，他給每一個被殖民的國家、民族都編造了一整套文化意識形態(tài)，就是給予一個否定的判斷。他們把文化上所有否定的詞語，加給這些被殖民的國家，所有肯定的詞語，加給自己。
五四那一代學者用來批評我們國家的，每一句話都是西方人的話。他認為我們文化這樣不好，社會這樣不好，歷史這樣不好，這就是全面否定我們中國歷史的正當性，否定我們中國文化的正當性，否定我們中國社會的正當性，最后的結論是，你們唯一的出路是接受我們西方人的統(tǒng)治，給我們當奴隸，給我們生產(chǎn)財富。這套說法西方不光是給中國人編造了，西方給印度人、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東南亞人、中亞人、中東人全部都編造好了。殖民者要建構對于全世界的統(tǒng)治，他們精心建構了對全世界各民族進行道德上、文化上徹底否定和批判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以此突出他們西方種族文化上、道德上的優(yōu)越感，進而建構他們統(tǒng)治、奴役所有其他民族的合法性、正當性。
亞里士多德曾經(jīng)這樣建構了奴隸主統(tǒng)治奴隸的正當性、合法性，對奴隸的劣根性進行過描述和評判，并說奴隸主的統(tǒng)治是對奴隸的幫助和拯救。兩千多年后，亞里士多德的后代，將整個東方世界作為奴隸世界，努力描述世界各民族的劣根性，以便建構自己廣泛的掠奪和統(tǒng)治。
問題是有的民族、有的地區(qū)不相信西方人這種說法，比如伊斯蘭世界就堅決不接受。但是中國“五四”時代知識分子全面接受了這些說法，所以我們民國時期見到的近代史和八十年代見到的近代史著作，對于近代史上中西沖突的過程，中國遭受屠殺劫掠屈辱的過程，把責任都戴在中國人頭上，戴在中國文化頭上，戴在中國社會頭上，戴在中國國民頭上。因為我們有劣根性，所以我們反抗西方的殖民侵略是錯誤的，我們的失敗全是因為我們太劣根了。言下之意，好像我們這個劣等民族，不配得到西方高貴種族的救贖——好像他們本來是來救贖我們的。
我們的知識界，已經(jīng)養(yǎng)成了這么一個用他者眼光來審視我們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國家的習慣。養(yǎng)成這個習慣之后，所有對中國的負面評價，無論是不是客觀，無論是不是誣陷、誹謗，我們都認為理所當然是正確的，在這方面，中國知識界可以說已經(jīng)達成共識。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剛才發(fā)言的朋友引述了一個著名學者的話，說：“我們中國沒有宗教信仰，所以干多么下賤的事都沒有底線。”這個判斷在中國不光是知識界的共識，幾乎是全民共識，我接觸八十年代成長起來的社會基層的骨干人士，這樣看問題的人太多了。
然而，這個判斷恰好是完全錯誤的。我們一遇到中國災難性的問題，惡性事件，比如說三聚氫案，比如加色素的饅頭，比如某些殺人案等等，都說中國人沒有信仰。這種不著邊際的判斷說明我們沒有基本的國際視野，不懂得別人的文化、別人的社會，卻偏偏喜歡趕時髦，要用別人的眼光來批評我們自己，把自己往死里整。
我們之所以說我們自己沒有宗教信仰，背后一句話沒有說出來，那就是我們認為西方是一個好的社會、好的文明、好的制度，他們是有宗教信仰的，所以他們什么都好，他們干壞事有底線，甚至恨不得編造他們不干壞事的謊言。
我就假設西方人的確是有宗教信仰的，可是他們有宗教信仰就能保證他們不干壞事，或者干壞事時真的就有什么底線嗎？
他們在五百年殖民擴張之中，把全世界都殺得只剩下幸存者。他們不但把整個美洲變成了奴隸社會，還把非洲黑人像販賣牲口一樣，販賣到美洲來當奴隸。在西方人占領美洲期間，有一個印第安部落，全體出動，帶著美食和寶物，到十里之外來犒勞西方殖民侵略軍。侵略軍頭目吃飽喝足之后說，這幫人遲早要跟我們作對，與其到時候跟他們打仗，不如現(xiàn)在就解決了。接下來他們果然把前來犒勞他們的這三千多人，男女老少全部殺光。歷史上他們對伊斯蘭世界的屠殺，更是罄竹難書。今天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的屠殺，也是有目共睹。他們有信仰為什么卻造成這么大的悲劇？我們能因為他們還留下一些幸存者，就認為他們是憑著上帝之愛而保有底線嗎？這就是底線嗎？
面對這樣的詰問，那些執(zhí)意認定中國是劣等民族的逆向種族主義者馬上反駁說，中國人是專門殺自己人，卻沒能力殺別人，西方人是專門殺別人，不殺自己人，所以，中國人的劣根性不可否定。
那好，西方兩次世界大戰(zhàn)是這么惡劣的事件，它是不是西方種族內(nèi)部的相互殘殺？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燒死那么多異教徒，希特勒德國屠殺那么多猶太人，那些人都是他們本國的國民啊。法國大革命時瘋狂的屠殺，宗教改革期間法國官方對胡格諾教徒的大肆屠殺，那是不是種族內(nèi)部的屠殺？還有美國層出不窮的槍擊案，一梭子彈就倒下一片無辜者，有的槍手竟然是牧師，為什么他們有信仰還這么殘忍、瘋狂？這些罪惡事件，難道還有什么底線可言？其嚴重程度難道比三聚氰胺還不如？
西方殖民者說我們中國民族喜歡騙人，這是一大國民劣根性，幾乎所有中國的精英和渴望成為精英的人，都跟著西方種族強調(diào)這種誣陷性的判斷。可是美國出一個麥道夫，他一個人就建構了一個幾百億美元的騙局。他們的社會、文化如果沒有騙人的性格，麥道夫的騙人動機和騙人設計，難道是借中國人的大腦制造出來的嗎？我們還天天跟著西方人說，我們社會沒有誠信，西方才有誠信，這也是建構殖民者高貴、被殖民者卑賤的一套老把戲，可是中國知識界就是愛相信這種拙劣的把戲，根本不用腦子想想對錯。就拿麥道夫的詐騙案來說，他持續(xù)行騙幾十年，在幾百億美元的騙局之中，他要做多少法律文件，來完成這場大騙局？我假設他整個騙局中制造了一千萬個法律文件，那么這一個公司，他做的一千萬個法律文件全部是假的，這百分之百的假文件，還能證明他們的種族有信仰、講誠信、有底線嗎？
“五四”以來，我們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個基本的問題，就是我們沒有世界視野，我們根本不考慮世界上其他民族是什么狀態(tài)，特別是那些統(tǒng)治我們的種族，究竟是什么狀態(tài)，我們沒有予以客觀比較的平和心態(tài)。我們一味輕信、盲從殖民者對我們的負面評價，然后我們站在殖民者的立場上，用他者的眼光來審視自己的社會和國民，越看越丑陋，越看越劣根。當我們把自己變成了西方種族的精神附庸之后，我們就把自己從這個民族中剝離出來，高高在上，像上帝一樣審視我們這個民族，甚至充滿了審判的沖動。
我們中國知識分子，越是激進的，想徹底革命的，說話越是高高在上，越是對我們中國進行一種整體性的否定。這種把自己從民族肌體中摘出來，對我們的民族文化，對我們的民族歷史，對我們的社會制度基本的正當性進行否定，這種立場和姿態(tài)，是非常奇怪的，甚至有點邪惡。秉持這種立場和姿態(tài)，要想解決中國的問題，我認為是不可能的。
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重要的不是你做多大學問，你能夠演繹多少概念，你在意識形態(tài)訓練里能夠坐多少年的冷板凳，我覺得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和現(xiàn)實結合起來，一定要有現(xiàn)場感和現(xiàn)實感。我們一定要把雙腳站在中國的大地上，站在中國的歷史中，站在中國經(jīng)濟突飛猛進的時代氛圍之中，而不能讓雙腳一直站在西方人的著作和意識形態(tài)概念中。我們不能讀了幾本西方的書，就沉浸在西方中心主義者建構的對于我們中華民族的誣陷誹謗審判中不可自拔，就戴著他者的有色眼鏡來審視中國、蔑視中國、否定中國。我們?nèi)绻麑χ袊纳鐣贫龋瑢χ袊l(fā)展道路的正當性缺乏基本的尊重，我們還坐在這里討論中國的前途干什么？還討論中國的文化干什么？都沒有這樣討論的基礎了。
中國知識分子如果不改變這種在意識形態(tài)概念里凌空舞蹈，而對現(xiàn)實卻只是居高臨下地審視它、蔑視它，如果不改變這樣的心態(tài)，中國知識分子實際上在民族發(fā)展、民族振興的過程中，很難起到正面的作用，甚至可能起到負面的作用。我們一開口就是中國如何如何劣根，如何沒有宗教沒有信仰等等，老覺得中國雖然發(fā)展了經(jīng)濟卻沒有道德，雖然提高了國際地位卻依然是劣等國家，知識分子這么一套簡單的解釋對中國一點作用都沒有的，跟中國的現(xiàn)實相去太遠。這種姿態(tài)不過是胡攪蠻纏，纏多了就只能給中國發(fā)展起負面作用。
中國百年以來爭取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的道路，立國以后進行經(jīng)濟建設的發(fā)展道路，是一條極為輝煌燦爛的道路。我們幾十年時間就讓自己的民族從歷史的最低谷發(fā)展為舉世矚目的強國，我們對這樣光輝的歷史和這樣偉大的成就不能熟視無睹，不能缺乏解釋能力。可是，今天有多少知識分子愿意肯定這部歷史和這些成就的正當性？有多少知識分子有能力從正面闡釋我們?nèi)〉眠@些成就的原因。許多知識分子依然在把自己置于民族之上，甚至置于民族之外，理直氣壯或者氣急敗壞地審視我們的文化、批判我們的社會、否定我們百年奮斗的歷史，甚至天天等著這個高速運轉(zhuǎn)的社會崩潰。而這些批判、否定、詛咒所依賴的資源、立場，全部是他者的，這幫人實際上是站在他者立場否定我們整個民族生存的合法性和正當性。
伴隨著中華民族的解放歷程和崛起歷程，我們的知識分子為什么扮演著這樣一種高高在上的他者形象？只有這樣的角色才能利益最大化嗎？才能在統(tǒng)治地球的西方社會獲得合法身份嗎、才能獲得精神上的優(yōu)越感和崇高感嗎？
我們就不能放低姿態(tài)，真正融入這個民族的苦難和奮進之中嗎？一個人一旦自命為知識分子，他就不能作為普通一員為這個民族的點滴進步而欣慰、為這個社會的巨大發(fā)展而自豪嗎？知識分子很明顯是經(jīng)濟發(fā)展和民族復興的受益者，而且是受益最大的群體之一，為什么這些受益者反倒要自外于這個奮發(fā)有為的民族，日益演變?yōu)闅饧睌牡脑{咒者？
以上是我的一個疑問，一種困惑。
以下我提一個非常具體的主張，簡單地說，我主張將古代中國最有地位的經(jīng)典作品，比如《易經(jīng)》、《禮記》、《論語》、《老子》、《莊子》、《孟子》等等，列為中國國民教育的基本資源，讓他們走進中小學的課堂。
剛才有人談到，五四運動時期實際上是一個百家爭鳴的時期，那時有很多聲音，很多資源。有魯迅、胡適這一路人，有梁啟超、梁漱溟這一路人，還有章士釗、陳寅恪這一路人，以及章太炎這一路人——這是多種資源并存的格局。為什么在后來的發(fā)展過程之中，魯迅、胡適主張新文學的這一批人，成為社會的主流。他們?yōu)槭裁茨艹蔀橹髁鳎?/p>
他們之所以成為了主流，我覺得可以從兩個角度來理解：一個他們是跟政治結合；第二他們?yōu)樯鐣x擇他們的主張做好了文化和教育的鋪墊。
跟政治結合，當然好理解，因為“五四”的真正領袖是政治家蔡元培，而蔡元培在五四運動之前，他為中國的教育資源做了一個大動作，就是廢除讀經(jīng)，他把體現(xiàn)中國人傳統(tǒng)價值觀的那些基本經(jīng)典，從國民教育中給剔除出去了。他所引進的資源是清末“新學”和五四時代的“新文學”、“新文化”，“新學”也好， “新文學”和“新文化”也好，它們背后的整個世界觀、價值觀，都是從西方引進的東西。所以蔡元培作為政治家做的這個工作，是決定后來時代文化風氣和面貌的最關鍵的工作，并不是幾個文人高喊幾句“文學革命”能起到那么大的作用。
蔡元培作為先知先覺者廢除讀經(jīng)，在社會上產(chǎn)生反響要有一個滯后的過程。蔡元培往后的二三十年，中國社會還在努力維護自己文化的正當性，還在讀四書五經(jīng)，還得背《三字經(jīng)》。但是由于國家的教育制度廢除了這些資源，學校的課堂不教這些文言經(jīng)典，文言的典籍只留下一些詩詞散文作為點綴，主要學的都是白話文，所以后來的學子實際上沒有閱讀文言文的能力，他只能讀白話文。
在只能讀白話文的情況下，他就無法留戀四書五經(jīng)那些東西，無法接觸老莊這些東西。他們當然的選擇就是讀魯迅、讀胡適、讀冰心，因為他們只能讀懂這些白話文作品。
針對這種情況，我提出這個很具體的主張。我們今天來召開會議研究五四，研究中國文化的復興，研究中華文化復興大業(yè)從哪里出發(fā)，這種氛圍正適合我討論這個主張。中國的文化復興，從資源上來說應該回到遠古，回到先秦，我非常贊同這種意見。從現(xiàn)實的運作中來說，從哪里出發(fā)最為重要呢？我認為非常簡單的一個選擇，就是要從孩子出發(fā)，要從中小學生出發(fā)。你們別以為最近二十年知識分子提倡國學多有用，這些提倡不過是過眼云煙，十年之后什么都沒有了。但是如果你的主張在教育制度上有體現(xiàn)，在教育資源上有體現(xiàn)，那么我們這個所謂傳統(tǒng)文化熱，就能開花結果。
所以，我主張中國當下的基礎教育、國民教育，要以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資源作為最主要的資源。具體的來說，能夠體現(xiàn)中國人基本世界觀、價值觀、國家觀、政治觀的這么一些傳統(tǒng)典籍，應該成為中小學校的最基本的課堂教學資源。以這個資源為基礎，再來配置其他的教學資源。剛才有人說回到康梁——我有一本書的結論就是回到康梁——，我贊成這個提法，我們就是應該回到“五四”以前，重新用我們古人千錘百煉的文化資源來教育我們下一代。
如果能夠做到這一點，我們往后的人就有閱讀文言文的能力，就能夠跟中國古代的文化典籍溝通。有了這么一個現(xiàn)實條件，再來談中國文化的復興，那才有基礎。如果做不到這一點，我認為我們在座的這些學者，你聲嘶力竭喊叫二十年三十年，沒用。三十年過眼云煙，你什么也沒留下。如果從教育制度上，規(guī)定了我們教育資源配置的新方案，你的喊叫就能花果飄香。
所以，真正能夠復興傳統(tǒng)文化的，不是我們這些讀書人，而是政治力量，是國家，是政府。如果國家不能把我們的傳統(tǒng)典籍作為我們的基本教育資源，我們復興傳統(tǒng)文化永遠不可能。要問文化復興從哪里出發(fā)？除此之外哪里都不可能出發(fā)，不可能有其他出路。
我這個主張，在《中國站起來》一書中有所表達，后來我又把這段文字從書中摘出來，在上海一家語文教育雜志《語文學習》上發(fā)表，今年一月剛發(fā)表。前兩天主編告訴我，編輯部收到許多來稿，都是批評我的觀點。他們準備發(fā)表三篇批評文章。
但是，這個批評傾向只能代表語文教育界的反響。社會上對我的主張，反響主要不是負面而是正面的。我把這個主張發(fā)表在我的新浪博客上，并且設置了調(diào)查。文章被推薦到博客首頁，網(wǎng)友們84%贊成我的主張。所以，我認為中國社會實際上已經(jīng)作好了這樣的心理準備，接受將中國傳統(tǒng)典籍，作為中小學課堂主要教學資源的主張。
現(xiàn)在關鍵問題在政府，在能不能出現(xiàn)另一個方向的蔡元培。因為確定教育制度、選擇教育資源，都是國家權力，都是政府行為。如果政府沒有這種覺悟，我認為復興傳統(tǒng)文化是無從出發(fā)的。如果政府能夠及時順應社會潮流，，我們往后還有希望，因為傳統(tǒng)文化已經(jīng)在孩子中開花了，我們再來講傳統(tǒng)文化的復興這是就有依托了，也就順理成章了。那時候，中華文化就必定會從中小學課堂上再一次出發(fā)，伴隨中華民族騰飛于世界。否則，就無從談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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