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獨有偶，頗為奇怪的是這四大名著同時又都共有一筆糊涂賬；這筆糊涂賬里又表現出共同點和不同點！
一，《三國演義》。小說取材于東漢末年的魏蜀吳三國自黃巾起義至吳亡，差不多100年的歷史變遷。晉代的史學家陳壽把這段歷史寫成《三國志》；南朝宋人裴松為之注的同時又增加了不少史料；此后，有關三國的故事在民間傳播不斷。無形中有無數的民間無名氏“作者”參與到三國故事的創作中來。詩鬼李商隱在他的《驕兒詩》中這樣反映了當時的民間創作以及家喻戶曉的盛況：“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
《三國演義》的版本很多。據考最早的三國故事是元代新安虞氏的《全相三國志平話》；所謂羅貫中著的《三國演義》則是在此基礎上又增加了戲曲本稿資料寫成的。現在我們看到的最早的《三國演義》本子是240卷，分240則的《三國志通俗演義》乃“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后學羅本貫中編次”。羅貫中何許人也？其人生平不見史傳，至今未可考也。把一個查不到戶口身份的人說是《三國演義》的作者，是不是有一點玄乎呢？
到了清代初年，滿族統治者也要看《三國演義》。于是，毛氏父子便做起“遵命文學”來了：關羽成為“忠義”的化身代表就是從此開始的。毛氏父子迎合統治者需要，否定曹魏，以朱熹的“蜀漢正統論”為是非，在故事情節、文字上都做了許多改動。又由于三國故事流傳甚廣甚久，再加上民間無名氏作者成分極其復雜：上層社會文人雅士，民間藝人，他們的政治、藝術、社會價值取向都相去甚遠，在“改”的過程中，總是加進自己的觀點和主張；這就是為什么《三國演義》反映了異常復雜的政治思想傾向的根本原由所在。
這樣的改來改去，精雕細刻，鐵杵磨成針，遂成就了一部不朽巨著?！胺菜亩?，就其序例可見，約舉大端，則一曰改。。。二曰增。。。三曰削。。。。其余小節，則一者整頓回目，二者修正文辭，三者削除論贊，四者增刪瑣事，五者，改換詩文而已”（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用現代法律觀的話說，《三國演義》真正的“版權”作者是誰，是一筆糊涂賬。
二，《水滸》?！?/STRONG>水滸》是描寫中國農民戰爭的長篇巨著。有人說，一百單八將中沒有幾個是農民，不能說它是反映“農民革命”的。這未免有一點書生氣十足了。革命的性質不是由革命者的社會階級成分來決定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和主要組織者中，也沒有幾個是地地道道的工人或者農民出身，難道我們能夠據此否定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無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嗎？
北宋末年，中國有二次規模大的農民起義：一是方臘領導的；一是宋江等人領導的；一南一北，幾乎同時；雖然最終被朝廷擊敗，但是也曾經把朝廷攪得周天寒徹！“江以三十六人橫行河朔，官兵數萬莫敢攖其鋒者”（《東都事略-侯蒙傳》），可見當時宋江的軍力聲威是非同小可的。
《水滸》與《三國演義》一樣，也是故事先在民間口口相傳，而后成書的。70回的金圣嘆本比較著名。有人對金圣嘆是否有70會古本提出質疑，我認為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改都改了，后人也再讀，這就行了。胡適先生認為，“《水滸傳》究竟是誰做的，這個問題至今無人能夠下一個確定的答案（胡適：《水滸傳》考證）”。有人說是施耐庵，有人說是羅貫中。金圣嘆把70回后刪除了，他說因為70會后是羅貫中續的，“古本”上沒有。金圣嘆刪除的部分也就是包括所謂“招安、平方臘”這個要害部分。金圣嘆說了他為什么要刪除的理由是：“后世乃復削去此節，盛夸招安，務令罪歸朝廷而功歸強盜，甚且至于衰然以忠義二字冠其端，抑何其好犯上作亂至于如是之甚也”。胡適先生研究認為：“百回本”的作者“也許是羅貫中”。我手里有一部三卷本、百二十回的《水滸》，也是有“招安、平方臘”的內容的。作者冠名就是：施耐庵、羅貫中。據胡適先生考據，施耐庵“不知道是什么人，但決不是元人，也許是元朝文人的假名，（實際上）并沒有這個人”（出處同上）。
我在前面關于《三國演義》說過，羅貫中生平無考，把他生拉活扯的與另一個也無法考證的施耐庵并列冠名《水滸》的作者，不也是一筆糊涂賬嗎！
三，《西游記》?！?/STRONG>西游記》是一部神話小說，毛澤東對《西游記》里孫悟空的革命精神、顧大局的品格和辨別敵友的一雙火眼金睛非常欣賞，在他的《七律-和郭沫若》中表現得 推崇備至，無以復加：“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
《西游記》也是在民間文學創作的基礎上進行二次創造產生的精品。沒有民間文學的基礎，就沒有《西游記》。這是《三國演義》《水滸》《西游記》最明顯的共同點。人民把自己對美好社會的希望、理想與對現實生活的批判、抗爭都在唐僧師徒身上賦予了既深刻而又豐富的社會內涵。郭沫若和毛澤東對同一個唐僧的認識，也為我們提供了認識社會，分析形形色色的人的鑰匙。郭沫若說“千刀當剮唐僧肉”，毛澤東糾正說“僧是愚氓猶可訓”，高屋建瓴，高瞻遠矚，表現了作為偉大政治家的博大胸襟、氣魄和教育、改造人的能力與自信是無須說的；唐僧屬于人民內部矛盾，只能用批評的方法，教育的方法；不能用一棍子打死的極端錯誤辦法把他推向敵人的一邊?！蔼q可訓”，是毛澤東統一戰線思想的神來之筆！
在四大名著中，只有《西游記》在著作權問題上沒有出現什么爭議，也沒有“狗尾續貂”之類的花邊新聞。但是，從深厚的民間文學土壤得到的養料，依然讓吳承恩省了不少事兒。
四，《紅樓夢》。《紅樓夢》是中國小說之皇冠。與其它三部名著最大的不同是《紅樓夢》不是來源于民間故事傳說，而是曹雪芹享有全部獨立著作權的原創作品（前80回）。正因為《紅樓夢》是曹雪芹一個人所為，又因為要“避嫌、避諱”，故在中國文壇鬧出的動靜很大，可謂綿延不斷：“索隱派紅學”大搞“抉微”，總是企圖從中尋出“微言大義”“隱秘之事”“人物原型”；20世紀初，胡適先生代表的“新紅學派”以“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方法研究《紅樓夢》，我認為本質上仍然還是“索隱”的。解放后，50年代李希凡的文章景毛澤東批示后一出，“索隱派”基本上偃旗息鼓了；半個世紀以后，劉心武先生又重新豎起“索隱”的大旗，風咋起，吹皺一池春水，《紅樓夢》研究似乎又從沉寂中蘇醒過來，這個功勞應該記在劉心武先生的賬上。新版電視劇《紅樓夢》也匆匆出籠，以許多時尚的“亮點”湊熱鬧，結果鬧了一場出師未捷身先死的悲劇。
《紅樓夢》原來是以《石頭記》之名傳抄問世的。十八世紀末，才出現的高鶚和程偉元的百二十回《紅樓夢》一瞬間成為暢銷書；當時的社會上層知識分子竟有“開談不說紅樓夢，雖都詩書也枉然”之譽；可見其在社會上的影響之深，流傳之廣。我倒是覺得，“索隱”作為百花齊放下的一種學術研究，并沒有什么不妥之處。只要能夠言之有理，自成一家，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不讓它存在；因為當年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時候，為了逃避“文字獄”，使用了“假語村言”“將真事隱去”本身的確存在許多需要“解密”的問題。有人來做這個工作有什么不好呢！文藝批評的任務只是在于幫助“索隱派”把握好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方向即可。
劉心武先生也為《紅樓夢》續了貂。也引來許多人的反對、質疑和批評。我是支持的。高鶚續得，為什么劉心武續不得？沒道理??！不管他續得 怎么樣，這也是一種創作，理論上講誰都有創作自由，包括續寫名著。藝術之審美規律，總是“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每一個人都有對名著發布自己的見解的話語權。
高鶚的后四十回歷來也被主流的批評家戴上“狗尾續貂、畫蛇添足”的帽子。我的觀點是，一個肢體殘缺者，裝一個假肢總比不裝要好一些。至于高鶚有沒有按照曹雪芹的思想主旨去完成《紅樓夢》本來應該有的“曹氏大結局”，這是我們沒有理由去苛求的，因為這是不可能的。就像《三國演義》和《水滸》一樣。
簡言之，中國四大名著的共同糊涂賬就是：1，在民間故事傳說的基礎上完成（《紅樓夢》除外）；2，作者系多人或者不能確定（《西游記》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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