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地標
——中國復興和全球地緣政治版圖的重塑和再造
王世舉
世界是一座復雜而巨大的生存迷宮，對于生活在其中的人類，要么仰望星空，借助天眼沖出迷局；要么抽身回視，透過歷史洞悉未來。——作者題記
目錄
引言：穿越美國霸權崩塌前的身份焦慮暨當代西方地緣戰略理論的虛妄
一，帝國的宿命：歷史的“地理動力學”
1，歷史的鏡鑒：國命系于地脈
1.1，兵連禍結的中東：從波斯帝國到奧斯曼帝國
1.2，地脈崩散的歐洲：從羅馬帝國到查理曼帝國
1.3，八字分脈而不聚的印度半島：從孔雀王朝到莫臥兒帝國
1.4， 大國解體的三種模式
1.5， 天垂象，地成形，道寓神州的大中華帝國
1.5.1，世界坐標下的歷史回望
1.5.1.1，大秦帝國：開啟中華領跑世界的奠基者
1.5.1.2，大漢帝國：雄踞東方，傲視天下
1.5.1.3，大唐帝國：兩強并立，澤被更遠
1.5.1.4，大明帝國：東亞霸主，也是世界霸主
1.5.2，地脈之神：天垂象，地成形
1.5.2.1，發現世界的中心和原點
1.5.2.2，天然邊界：三太六江脈系
1.5.2.2.1，發現黑龍江
1.5.2.2.2，三太一體，六江同源，八脈合抱，二島朝迎
2，國命地脈：中國的“大一統”與世界的“小一統”
3，從羅馬帝國和秦漢帝國的身后演變看對外戰略的“地理動力學”基石
二，大國未來：“一主四翼”的世界新格局
1，中國的復興：戰略重塑，王者歸來
1.1，復興之要
1.2，構筑“四角支點”戰略
1.3，對美戰略：剪除羽翼，逐步削弱，十年弱美，二十年擒美
1.3.1，美國的底牌和中國的目標
1.3.2，弱美策略：耗竭+斷奶
1.3.3，立于不敗：爭取“三斗一”
1.4，對臺新思維：兄弟鬩墻，外御其侮
1.5，東北亞：結盟一個，打一個，拉一個
1.6，東南亞：結盟一個，打一個，拉一群
1.7，大西部：結盟兩個，穩住一群
2，美國：成長的煩惱——崩潰和重組都是必然的過程
2.1，“地理動力學”：美國將復制馬其頓帝國解體模式，一分為五
2.2，政治制度頂層設計的天然缺陷
2.3，美國亡國的九大隱患
3，巴西：新大陸的新勢力
4，烏克蘭：歐洲的未來之星
5，土耳其或伊朗：穆斯林復興的備選項
6，為什么缺席俄羅斯和印度？
6.1，俄羅斯：羅馬模式的解體進程尚未走完
6.2，印度：八字分脈，傳統不改
7，關于歐盟和日本
7.1，歐盟：地脈崩碎，前路多艱
7.2，日本：亞洲逆子，后患仍存；天賦不足，速發速敗
8，地緣戰略“雙三角”：不是“五頭政治”，而是“一主四翼”
結語：警惕歷史亂象的重現暨新形勢下加強國家競爭和安全戰略的整合性研究刻不容緩
···············································································
1，中國的復興：戰略重塑，王者歸來
導言：
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總體的外交戰略和地緣戰略目標應該是“立足亞洲，經營亞洲，放眼世界，擁抱世界”。具體到操作階段的外交實踐可以歸結為四句話：以支持歐盟脫離北約為突破，分化美歐同盟，爭取以亞歐大陸大國勢力的“三斗一”戰略格局為外圍策應，利用美國在經濟和財政上的戰略軟肋，大幅提升國防開支，啟動對美軍備競賽程序，通過“耗竭”和“斷奶”策略，迫使美國戰略收縮，撤離亞洲；對于像日本、韓國、新加坡和菲律賓等這樣的亞洲的家賊和反骨仔國家，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導彈豎起——先立“威”，才能贏得“信”，所謂威信，無威則不信，面對反骨仔，中國必須徹底放棄一廂情愿的懷柔思想，利用它們在地理空間上的戰略劣勢，加強軍事威懾和外交打擊力度，通過壓縮它們的戰略博弈空間，迫使它們在中美之間做出站隊選擇，并引導它們棄暗投明；利用中國的軍事和經濟優勢，為朝鮮、緬甸、巴基斯坦、哈薩克斯坦和中國臺灣地區提供軍事安全保護，并幫助他們融入中國的經濟產業鏈條，通過加深合作，實現與上述地區的軍事結盟，構筑中國復興的“四角支點”戰略；在全球范圍內，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通過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外交原則，“爭取多數，孤立少數，打擊個別”，從而實現中國的地緣戰略和外交戰略目標，全力構筑中國塑造世界格局的能力。
從大歷史的角度——以100年為單元——來看，中華民族的現代復興尚未真正到來，1949年是一個嶄新的起點，從1949到2010年，算是基本完成了民族思維方式的轉變和工業經濟基礎的積累，以及其它體現國力的科學技術積累、基礎設施建設和人才儲備等奠基工程。時至今日，加速上行，彎道超車的時機已經來臨。未來10年將是中國復興的化蝶時期。2030年前后，如果能成功擊敗美國、重塑東亞——這是必然的，才能真正迎來中華民族百年復興的“成人禮”。而我們距離這一天并不十分遙遠。
這是個天下大爭的時代，也是個即將巨變的時代。
1.1，復興之要
正如前文所述，無論是“地理動力學”的一般原理，還是中國歷史的實踐經驗，二者都把中國的天然邊界指向“三太六江脈系”。即大致相當于今天的東盟10+3、蒙古、原清朝晚期被迫割讓給俄羅斯的巴爾喀什湖地區和整個黑龍江流域包括勘察加半島、千島群島等環鄂霍次克海地區，以及包括關島在內的北馬里亞納群島。在地脈水系上，這是一個自然完整的“三太六江脈系”，也是宇宙合力作用的結果。“天垂象，地成形”。換句話說，東亞的“三太六江脈系”屬天成之，而非人成之。
道法自然，天命所鐘。
從歷史的長期來看，“三太六江脈系”的一體化政治整合是東亞政治前景命中注定的最后歸宿。或早或晚，肯定會有這么一天，這是東亞“三太六江脈系”大一統地脈水系的地理條件決定的。至于這一天何時到來還無法確定。這也許是一個自然而然的水到渠成的過程。或者需要一個契機，一個世界范圍內的政治潮流。如19世紀的民族解放運動、20世紀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等等。前蘇聯的政治整合已有成例，其整合模式也很值得借鑒。未來也許會有一個類似的“邊界重組”運動或者“統一戰線”運動。總之，一切皆有可能。
然而，基于現實條件的限制，在可預見的短期之內，中國要整合“三太六江脈系”于一體，仍然堪稱難于上青天。目前至少有三大障礙決定了中國在短期之內難以在政治上整合“三太六江脈系”。首先是東亞“三太六江脈系”之內的國家既有民主政體，又有專制政體和君主立憲政體，世界范圍內的政治思潮出現了嚴重的混亂和分歧，要制造輿論形成共識，并非短期內所能完成。政治思潮的分歧以及多元化的政治體制無疑增加了政治一體化整合的難度。其次，從文化價值體系的角度來看，這里既有儒家文明和佛教文明，又有伊斯蘭文明和東正教文明，文化價值體系太過復雜。盡管，如本書第一章節的分析所指出的，就歷史的長期而言，政體和文化價值體系從來都不是構成一個國家統一或分離的決定性因素，但它在短期內仍然構成一定的整合障礙。第三，二戰以后美國所確立的全球地緣戰略霸權體系覆蓋了整個東亞地區，尤其是美日同盟、美韓同盟的現實存在猶如美國打入東亞地區的楔子，不僅為東亞的政治一體化平添了阻力，更是當今中國復興之路上時刻存在的最大的外部障礙。這三大障礙決定了短期之內，中國很難在政治上有效整合“三太六江脈系”。
不過，從現實意義的角度來看，本書以為，至少在2050年之前，既不容易實現，似乎也沒有必要把“三太六江脈系”進行一體化政治整合。
首先，目前“三太六江脈系”之內總人口超過21億，未來可能還會增加更多。僅以21億為基數，即在中國現有13億人口的基礎上再增加8億人口，這不僅意味著中國的漢族人口將被大大稀釋——很顯然，這將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同時，也相當于現有人口再增加60%以上，但是，國土面積、礦產資源、能源等等卻沒有相應數量的增加。目前中國之外的“三太六江脈系”地區的資源和能源并不富裕，有些地區甚至稱得上是匱乏。再加之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教育水平、社會保障水平等等差別很大，如此龐大的人口福利供應和人口管理都將面臨嚴重挑戰。說到底，對中國來說，人口的增加可能帶來的更多的不是人力資源，而是人口負擔。因此，如果把“三太六江脈系”的政治一體化整合比喻成現代公司的資產重組，無疑，對于中國，這項資產重組計劃要裝入的資產并非都是優質資產，或者，進行這項資產重組的成本和收益比到底有多高還是個未知數。
其次，時代已經變了，在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全球化來臨之前，帝國的擴張是以對領土的占領來達到對經濟資源和人口資源的掌控。然而，進入20世紀以來，經濟的全球化步伐大大加快，時至今日，貿易和投資的全球化更是已成不可逆轉之勢。貿易的自由化和投資的便利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疆域邊界對經濟資源和市場資源的限制。今天，在現有的國際框架之下，只要一國的產品和資源或者貨幣價格具有堅挺的競爭優勢，基本上可以在全球實現財貨周流，而不再受制于國界。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對領土的占領已經不再是中國對外擴張不可或缺的選項。當然，這并不是說這些地區對中國沒有價值，而且，有些地區其地緣戰略的軍事防御價值甚至可以說遠遠高于其經濟價值。
第三，未來東亞各國在經濟合作和軍事防御合作方面的前景不僅更加符合中國的戰略核心利益，也符合東亞各國的戰略核心利益。因此，東亞各國未來如能加強這兩個領域的合作，即經濟合作和軍事防御合作，無疑將更具有實際意義，也更具有操作性。
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人口大國的統計學意義就是人均資源并不富裕，相對于那些人口密度稀少的國家而言，甚至堪稱人均資源貧乏。而中國的政治哲學從來都不主張暴力掠奪。因此，無論是中國的政治傳統，還是中國的國情實況，都決定了中國若想以和平的手段實現民族復興，就必須采取向外看的國家發展戰略，以開放的胸懷和姿態面向世界，擁抱未來。依托外向型經濟，充分參與全球貿易，在世界范圍內形成自己暢通無阻的經濟貿易網絡，從而實現原料、產品、市場和貨幣的無障礙對接和流通。也只有這樣，通過維護和推動經濟全球化，讓全球的財富流動起來，中國才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通過科技創新的力量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從而在財富的全球流動和全球分配中，掙得更多的利潤分成。
因此，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21世紀中國所面臨的主要挑戰更多地是來自國家現有邊界的軍事防御安全，以及在全球范圍內的自由貿易所衍生的經濟安全，如海上運輸通道以及海外投資、貿易安全。就中國在東亞的地緣戰略和外交戰略目標而言，有兩個關乎中國復興的重點目標是可以優先實現的：一是繼續深化東盟10+3的自由貿易一體化建設，整合東亞經濟圈；二是應該在自由貿易一體化的基礎上，努力促成類似于北約的東亞軍事防御一體化，構筑外部的安全框架，為未來長期而穩定的國家繁榮奠定外部安全環境。而且，后者比前者的意義更深遠、更重大。因此，經濟合作和防御合作才是未來包括中國之內的東亞各國的戰略核心利益所在。
基于以上分析，未來中國總體的對外戰略目標絕非盲目的領土擴張，而應該更多的關注對全球經濟資源的利用和保障，以及自身的軍事防御安全鞏固。從外交戰略和地緣戰略的角度來說，保障中國能夠自由、安全地參與全球貿易和投資，就是為中國的復興提供可持續的資源和能源補給保障。而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借鑒漢朝時期鑿通西域的成功案例，通過軍事力量的投射，確保中國的海、陸商路順利的通往全球三大地域板塊：歐亞大陸的縱深腹地、非洲、南北美洲。事實上，今天的中國已經離不開世界，2010年中國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接近3萬億美元，并成為世界第一大出口國。另據媒體報道，中國對外經濟依賴度接近70％。這就意味著，中國建立全球自由貿易以及海、陸運輸通道安全網絡已經刻不容緩。
但是，現實卻很不樂觀。目前通往這三大地域的交通運輸通道，太平洋、印度洋和中亞地區全被美國控制著，至少可以說，這三個地區都有美國的重要軍事基地把守。這不僅意味著中國要鑿通上述三大地域的交通運輸通道殊為不易，同時，中國本身的國家安全也面臨著來自美國的軍事威脅。
附圖：美國在全球的軍事基地和重要補給站 圖片來源：互動百科
阿帕拉海軍基地。同時還包括設在澳大利亞、新西蘭、新加坡、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的海軍和空軍基地。
從美國在全球的軍事基地分布可以看出，今天美國的海外駐軍已經遍布世界所有重要的能源、資源富區和重要交通運輸通道。包括中東、拉美、中亞、西非以及海上交通運輸咽喉：阿拉斯加灣、朝鮮海峽、印尼望加錫海峽、巽他海峽、馬六甲海峽、紅海南端曼德海峽、北端蘇伊士運河、地中海與大西洋間的直布羅陀海峽、波斯灣的霍爾木茲海峽、古巴以北的佛羅里達海峽、從非洲南端到北美的航道、格陵蘭——冰島——英國航道。美國的地緣戰略已經和能源戰略和資源戰略緊緊地捆綁在一起，凡是有戰略利益的地方，都有美國駐軍的身影，美國的勢力幾乎無所不在。而且，中國的周邊除了北部沒有美國的軍事存在，東、西、南三面更是呈現出美國所構筑的“U”型包圍態勢，這無疑已經構成了中國復興最為嚴重的外部障礙和安全威脅。
21世紀，中國要想走出現有的國界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破除美國所構筑的地緣霸權障礙，尤其是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存在已是不可回避的戰略選擇。因此，基于中國的政治傳統、國情現狀和生存需要，以及美國所構筑的全球地緣霸權戰略體系，當前以及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中國的外交戰略和地緣戰略目標可以大致總結為五句話：
1， 推動和深化全球化，為中國的偉大復興提供可持續發展的資源和能源補給。
2， 破除美國的地緣霸權障礙，尤其是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存在。
3， 建立類似于北約的東亞軍事防御一體化機制，構筑近身外部安全框架。
4， 打通進入太平洋、印度洋和歐亞大陸縱深腹地的貿易運輸通道并確保其安全。
5，確立中國塑造世界格局的能力，發揮中國的世界影響力，保障中國在全球的利益。
這五大外交戰略和地緣戰略目標是21世紀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無法回避的戰略選擇，尤其是前四項作為中國復興最基本的條件，也是最起碼的地緣戰略目標。而且一個都不能少，每缺少一項，中國的復興計劃都將對半打折。其中，第一項基本上屬于外交戰略范疇，牽涉的地緣戰略問題較少，后四項既是外交戰略范疇，更是地緣戰略范疇。
此外，這五個戰略目標的共同點是，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美國。面對美國在中國周邊所構建的軍事基地和軍事存在的事實，這無疑已經非常明確地顯示：21世紀中國復興的最大外部障礙和首要對手必然是美國。中國的戰略決策者必須認識到這一點。至少，在美國的軍事力量撤離亞洲之前，這一判斷既是事實存在，更不能動搖和改變。
推動和深化全球化
所謂推動和深化全球化，主要是基于當今由歐美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全球化進程具有兩個先天性缺陷。其表現之一是貿易保護主義時有抬頭，真正的自由貿易尚未完全實現。本來，經濟的全球化是歐美國家所提倡和主導的，然而，當它們處于有利形勢的時候，它們大聲疾呼全球化；當它們出現問題的時候又豎起貿易保護主義的壁壘。近年來由于美國的金融危機和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來自西方的貿易保護主義大有愈演愈烈之勢，這種出爾反爾的自相矛盾突顯了由歐美發達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的不公平。好在當今發達國家的經濟水平總體上相對于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仍然處于強勢地位，因此，在可預見的將來，經濟的全球化依然是不可能逆轉的世界大趨勢。這也意味著只要中國順應當前的世界貿易體系，并通過國際貿易規則來維護自己的國家利益，在推動經濟全球化方面不會占用中國太多的外交資源。
中國所要努力的是如何深化全球化，這就是當前全球化運動的另一個先天缺陷：只強調貿易的自由化和投資的便利化，卻有意或無意地忽略人口自由流動的全球化，至少，移民的自由化和便利化遠遠跟不上貿易和投資的全球化。完整的全球化應該是信息流、資金流、產品流、貨幣流、人口流等全方位的全球化。電腦網絡已經帶來了信息流的全球化，自由市場經濟帶來了貿易、投資和金融市場的全球化，而人口的自由流動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受制于種族歧視和國界壁壘。
這種具有先天缺陷的人口和財富分離的全球化運動所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財富可以被集中于某一個地區，而人口卻被滯留于另一個地區。這就人為導致了財富在全球流動過程中的分配不公，以及由于國界的限制所導致的人類自然資源分配的不公。正如我們今天所看到的，一邊是人口稠密，但是卻地域狹小，自然資源匱乏，從而導致人口貧困以及南北兩極分化趨勢加重；一邊是人口稀少，卻占據了大片土地和大量自然資源得不到開發。比如美國、加拿大、俄羅斯、巴西等國家，人口稀少卻占領大片土地和大量資源，造成資源閑置和浪費。日本、印度、中國等國家，人口稠密，人均資源貧乏，導致經濟發展本身的動能不足。
為什么會這樣？到底是誰規定了某一地區只有某國人民可以居住，而另一個國家的人民卻不能自由進入？國家疆域邊界只代表作為政治行為體的國家的管轄范圍，但不代表可以豎起籬笆。上帝從來沒有說過，某地只有某人可以進入，而某人不準進入。人生而平等，每一個人的出生都相當于獲得進入人類社會的通行證。類似于每個人都擁有進入電影院的入場券，但是就因為某人早先進場或者比較強大，就可以占據大量座位，而后進場或者處于弱勢的某些人就只能無座可坐或者擁擠而坐？人類的公義何在？道德倫理何在？
世界歷史的經驗充分說明，戰爭源于以國家或族群為單位的人類群體對空間和財富的分配不均。世界歷史上的哪一次戰爭不是為了侵占地盤和掠奪財富呢？戰爭的代價已經有目共睹，難道非要通過大炮才能打破空間和財富的分配不均？才能打破國界壁壘對人口自由流動的限制？因此，推動人口自由流動的全球化，或許這也是21世紀人類可以避免戰爭的一種有效途徑：只要可以在世界范圍內實現人口的自由流動，資源和空間的人均分配便能在一定程度上實現相對的均衡，人類發動戰爭的動機也許可以因此消解于無形。
這正是21世紀全球化運動所面臨的一項重大使命：推動人力資源自由流動的全球化。中國完全可以攜手日本、印度、伊斯蘭世界等人口密度較高的國家共同推動和深化人口自由流動的全球化運動。至少，可以推動投資和人口流動同步，既然投資可以便利化，貿易可以自由化，那么，人口遷移自然也應該實現自由化和便利化。
破除美國的地緣霸權障礙，尤其是美國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存在
所謂破除美國的地緣霸權障礙，尤其是美國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存在，這是歷史經驗的沉痛教訓。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無論是歐洲的霸權還是美國的霸權，歐洲人和美國人在打開中國的大門之后，給中國帶來的幾乎都是記憶深處最為沉痛的傷害。19世紀的兩次鴉片戰爭，20世紀日俄在中國境內的開戰，日本侵華戰爭，都是列強直接侵略和肢解中國的齷齪證明。冷戰期間美國發動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以及九十年代美國轟炸中國大使館、南海撞機事件、支持藏獨、疆獨等等，這些都是美國在中國的家門口耀武揚威地圍堵、遏制和挑釁中國的齷齪之舉。如何讓中國人再相信西方人？求人不如求己。只有中國自己足夠強大了，才能免于外辱。因此，中國復興和破除美國的霸權障礙二者相互聯動，斷然難以割裂。換句話說，中國要在21世紀實現國家和民族的偉大復興，破除美國的霸權障礙尤其是美國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存在是不可能回避，也不必隱諱的戰略任務。
事實上，中國想回避也回避不了，懷柔和回避只能是權宜之計，亦或是掩耳盜鈴。二戰之后美國在全球所構筑的霸權體系有其深刻的地緣戰略指導思想背景。長期浸淫于麥金德的心臟地帶學說、斯皮克曼的邊緣地帶學說、馬漢的海權說，以及基辛格的均勢理論、布熱津斯基的地緣棋手和地緣支軸理論等等，構成了美國戰后歷屆政府所搭建的全球霸權地緣戰略指導思想體系。從美國在全球的軍事基地分布可以一覽無遺地看出其背后的地緣戰略指導思想正是上述理論的集體體現。不見棺材不掉淚，美國是一個崇拜實力的國家，只要手里還握有可以揮動的大棒，美國絕不會輕易放棄它業已構建的地區和全球霸權。2011年6月4日，在新加坡出席第十屆亞洲安全會議的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表示：“美國不會因為削減軍費和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而減少對亞洲盟友的安全承諾，美國將深化和提升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和軍力”。美國的戰略動機昭然若揭。
然而，本書還是不得不非常痛惜的指出，作為工業革命以來西方人最為典型的政治膨脹，以控制世界為目標指向的地緣戰略指導思想注定將把美國帶入萬劫不復的絕命之地。自伊拉克戰爭以來，美國已經連續10年保持了其軍費開支占聯邦財政收入20—30%左右的高位運行，2010年軍費開支更是達到財政收入的32%，這一比例已經接近前蘇聯80年代初，即其崩潰前的水平。龐大的軍費開支導致財政入不敷出，政府只有大力發債，擴大赤字，而美國的聯邦債務已經高達其GDP的100%以上。這意味著，即使是以目前的國債水平和經濟基數，一旦經濟增長率低于聯邦債務利率，美國的國家財富每一時每一刻都在縮水。更何況，美國的財政赤字還在逐年增加。換句話說，如果把美國比喻成一家公司，它已經滑行在破產的邊緣。美國還能支撐多久呢?占財政收入高達30%左右的軍費開支美國還能再承受幾個10年？
2010年中國的制造業總產值超過美國，如果把農業的產值核算在內，即以實體經濟來衡量，根據美國商務部和中國國家統計局公開的資料，中國的實體經濟總量已經于2008年就超越了美國。這一中國的實體經濟總量超越美國的政治意義標志著中國破除美國的霸權體系尤其是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存在的時機已經顯現。
高手對局，勝負的關鍵不僅僅在于是否抓到一手好牌，還在于能否把抓到手的牌打好。田忌賽馬的故事更是告訴我們，勝負的關鍵不在于牌力，而在于出牌的能力。
今天，中國手里掌握的戰略資源包括經濟財政資源、戰略武器資源、外交資源和地理空間資源等等，只要運籌得當、落子有謀，至少已經具備可以穿透美國在中國周邊布設的地緣戰略防線的能力。關于這一點，后文還將有更為詳細的論述。
建立類似于北約的東亞軍事防御一體化機制，構筑外部安全框架
所謂建立類似于北約的東亞軍事防御一體化機制，構筑外部安全框架。這不僅是中國國家安全的需要，同時也是東亞國家地緣戰略安全的需要。目前中國的當務之急是需要首先喚醒東亞一體化意識，并通過東亞國家的集體合作和整體安排，致力于構筑共同的長期外部安全框架。毫無疑問，19世紀之前，中國一直是東亞政治穩定的定海神針，不僅中國的強大保障了自身的安全，同時也為地區的和平和安全提供保障，比如明清兩朝中國政府曾多次幫助朝鮮半島擊退日本的侵略，為朝鮮半島主持公道。也曾多次幫助越南抗擊法國人和美國人的入侵等等都是最好的證明。19世紀之后，由于中國的衰落使其喪失了東亞安全定海神針的作用，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導致了東亞地緣政治的大混亂和大失控。兩次鴉片戰爭，英國、法國、荷蘭、葡萄牙等西方國家對緬甸、越南、泰國和柬埔寨等中南半島國家的入侵，日俄在中國境內的開戰，日本侵略中國和占領東亞、東南亞，美國發動的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等等這些都是在中國衰落的大背景之下發生的。100多年來，正是由于中國的衰落，使其東亞政治穩定的定海神針的作用失效，給西方的殖民勢力和本地區的家賊留下了可乘之機，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導致東亞地區發生了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要多得多的政治動蕩。如果東亞各國的人民不是太健忘，應該不會忘記這些血淋漓的歷史教訓。
21世紀，伴隨著中國的強勢崛起，中國仍需擔當起東亞政治穩定的定海神針的使命，這不僅是東亞政治穩定的需要，也是中國自身國家安全的需要。單就中國的國家安全來說，沒有東亞軍事防御一體化機制的安全框架，就等于給外部勢力的介入留下可乘之機，中國的外部國家安全漏洞就永遠存在。而且家賊難防，還總有反骨仔出世。因此中國就時刻處于來自外部敵對勢力的武力威脅。就像今天所看到的一樣，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已經構成中國復興和國家安全最為嚴重的外部障礙和安全威脅。
此外，由于現代高科技武器裝備的大量研制和運用，包括生化武器、核武器等，以及恐怖主義的出現，世界的安全度越來越降低。建立東亞軍事防御一體化機制可以有效地化敵為友，減少潛在的安全隱患。同時，也可以堵住外部強大勢力離間亞洲、分化亞洲的戰略企圖，對于構筑中國的外部安全環境至關重要。
不可否認，中國要構筑類似于北約的東亞軍事防御一體化機制，面臨的首要的任務就是解決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問題，尤其是美日同盟和美韓同盟關系。這是橫在中國面前而又必須邁過去的一道坎兒。邁過了這道坎兒，中國就能擁抱世界，迎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邁不過去，中國就只能繼續蝸居大陸腹地，民族復興就變的前途未卜、路途多艱。
據說西方有句諺語：當上帝關上所有的門，它必為你留下一扇窗。
無論美國多么強大，受制于天然距離的遙遠，美國在亞洲相對于中國永遠在距離和空間上處于劣勢，這是美國布局東亞的先天性戰略缺陷。正是由于中國在距離和空間上的先天優勢，彌補了中國在實力上的劣勢，使得中國在50年代和70年代那種幾乎是一窮二白的條件下仍然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兩度擊敗了處于巔峰時期的美國。歷史已經做了最好的證明。更何況今天的中國亦非往日可比，而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也并非鐵板一塊。站在歷史的高度打量東亞，充其量不過是被美國暫時性打入了楔子。以中國今天所握有的戰略資源，以及美國所顯露的戰略疲態，要拔掉這幾根楔子也并非不可能。正如前文所述，21世紀中國要確立其域中獨尊的天下共主地位，要做的不僅僅是拔掉美國在東亞的軍事存在，還需要全力打造具備塑造國際格局的能力。同時，還必須權衡利弊，以最小的地緣政治成本來達成這一戰略目標。這需要結合中國的第四個地緣戰略和外交戰略選擇，即打通并確保中國進入太平洋、印度洋和歐亞大陸縱深腹地的貿易運輸通道并確保其安全。
2000多年前，大漢帝國的鐵馬軍團曾經從河西走廊出發，一路向西，決勝天山南北；1300多年前，大唐帝國的威猛雄師曾經越過蔥嶺，威震中亞；600多年前，大明帝國的強兵悍將曾經北上蒙古高原，蕩平大漠。如果說在以農業和手工業經濟為主導的冷兵器時代，在交通、信息以及兵力投射手段等大受限制的條件下，中國人都能夠締造出一波波威名遠揚、光照史冊的帝國榮耀，那么，今天在人類社會早已進入能夠上天入海的以工業和信息化為主導的高科技時代，中國人又有什么理由要蝸居一隅，固步自封，隱忍茍活，仰人鼻息呢？
2.1.2，構筑“四角支點”戰略
正如前文所述，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而又人均資源相對貧乏的國家。加之中國的政治哲學從來都不主張暴力掠奪。因此，無論是中國的政治傳統，還是中國的國情實況，都決定了中國的長期對外戰略是維護和推動經濟全球化，參與全球資源流動和資源分配，從而為中國的復興提供可持續的資源和能源補給。然而，全球化只是為中國的復興提供了一種資源和能源補給的可能性。而要確保資源和能源補給的安全，則必須保證運輸通道的安全。沒有運輸通道的安全，世界政局稍有動蕩，便外面的進不來，里面的出不去，世界的資源再多，市場再大，對中國都變得毫無意義。而資源、能源和市場在全球的地域分布上主要集中于三大區域板塊：亞歐大陸、非洲和南北美洲。因此，構筑通往這三大區域的海、陸交通運輸通道就成為中國不可或缺的戰略選擇。簡單地說，就是要鑿通通往太平洋、印度洋和亞歐大陸縱深腹地的戰略交通運輸通道，并通過武器裝備提升和兵力投射來確保其安全。這意味著未來中國必須具有建立海陸空一體化的大海軍和大空軍的意識——具備遠洋作戰、護航能力以及高空對抗和防御能力。
從地緣戰略布局來看，環顧中國四周，能實現這一戰略目標最便捷、最節約地緣政治成本的整體地緣戰略安排莫過于結盟四個具有杠桿支點功能的國家和地區：中國臺灣、緬甸、巴基斯坦和哈薩克斯坦。
這四個支點地區都具有撬動一個邊角地區政治格局的功能，而且對于中國來說都不必經過第二國，可以直接一對一形成雙邊互動。如果中國能與這四個邊角地區結成軍事安全防御同盟，為對方提供安全保護，并建立相應的軍事基地，爭取在當地實現駐軍，毫無疑問，這不僅確保中國可以順利進入太平洋、印度洋和亞歐大陸縱深腹地，也為中國未來在太平洋海域、印度洋海域以及亞歐大陸的縱深腹地取得制海權、制空權和制陸權，并確保上述區域的海、陸交通運輸通道安全構筑了一個結構良好的戰略平臺。同時，從區域軍事戰略布局的角度來說，目前美國在亞洲地區對中國構筑的地緣戰略優勢也將蕩然無存。
如圖所示，臺灣地區的地理空間優勢在于，不僅可以使中國直接穿透美國布設的日本、韓國、琉球群島、菲律賓和關島這條防線，順利進入太平洋，而且還足以切斷日韓美軍基地駐軍的南下戰略通道，使其南北首尾無法就近呼應，更是中國未來構筑西太平洋海域制海權和制空權的戰略平臺；緬甸的地理空間優勢在于可以使中國直接繞開美國控制下的馬六甲海峽，順利進入印度洋，同時還構成了從西部對馬六甲海峽的封鎖；巴基斯坦的地理空間優勢在于可以令中國繞過印度洋查戈斯群島的美軍基地，直接進入阿拉伯海，同時，還可以從外部封鎖波斯灣，而且從中國的戰略通道安全來看，距離中東和非洲更近，也是中國保障印度洋海域運輸通道安全非常重要的戰略平臺；哈薩克斯坦的地理空間優勢不僅在于可以讓中國直接深入亞歐大陸的縱深腹地，同時還可以通過里海折翼向南，策應中東。此外，由于中朝傳統友誼的存在（目前來看還有進一步加強的趨勢），未來如果能在為北韓政權穩定提供保障的前提下實現駐軍，那么，中國在整個亞洲的地緣戰略布局就基本上到位了。
正如前文所述，由于當代高科技武器裝備的大量應用，如洲際導彈、戰略核潛艇、航空母艦戰斗群、遠程戰略轟炸機、第五代戰斗機等等這些高科技武器裝備的大量應用，使得現代戰爭的作戰半徑大大擴大，這無異于國家防御空間的大大縮小，傳統的距離和空間概念已經大為改變。2000公里甚至是3000公里以內的區域已經從傳統的戰爭的大后方變成了戰場的最前線，從而也遠遠超過了地域狹小國家的疆域邊界防線。這種距離和空間概念的巨大變化意味著當今世界的外交戰略和地緣戰略必須服從于軍事戰爭的前線布防戰略。如果未來中國能與朝鮮、中國臺灣地區、緬甸、巴基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結成同盟，為對方提供保護，并實現駐軍，從戰場前線的武力布防來看，以現代高科技武器裝備的遠程打擊能力，這相當于中國在東、西、南三面布設的四座戰前攻擊平臺，只要把導彈豎起，戰機升空，艦船下海，便如在中國周邊地區張開的極具威懾力的四個口袋，而袋口之內的地區將輕而易舉地成為戰略平臺武器攻擊的目標。因此，在中國的武器裝備和兵力投送能力有相當保障的條件下，無論是哪個國家敢于充當反骨仔為外部勢力提供軍事基地，不僅僅在戰略上都將失去遏制和包圍中國的意義，而且其本身也將處于中國的反包圍之中。這一地緣戰略布局的威懾力不僅使美國在亞太地區對中國構筑的地緣優勢蕩然無存，而且其所謂對中國構成包圍和遏制的島鏈戰略也幾乎因為找不到著力點而成為廢地，這無異于間接破除了美國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存在，尤其是在東亞地區的霸權存在。
這正是中國在地理位置上所具有的距離和空間優勢。對于美國而言，受制于戰爭補給的距離遙遠，這永遠是它無法超越的地緣戰略劣勢。
附圖：“四角支點”戰略
同時，這一地緣戰略布局在空間和功能上已經大大超越了東亞軍事防御的一體化。這相當于在空間上擴大版的東亞軍事防御一體化；在成員數量上縮小版的東亞軍事防御一體化：這將更加節約中國的外交戰略資源；在功能上強化版的東亞軍事防御一體化。
事實上，一旦中國完成了亞洲地區的地緣戰略布局，清除美國在亞洲的霸權存在就是一種必然的邏輯結果，中國便可以順理成章地通過武力軍備構筑太平洋海域、印度洋海域以及亞歐大陸縱深腹地的海、陸運輸通道安全網絡，并進一步發揮自身亞洲安全和穩定的定海神針功能，成為亞洲地區的主導力量。這無疑已經具備了塑造世界格局的能力，并能在全球范圍內發揮影響力。
這樣一來，回歸到具體的實踐和操作程序，前文總結出的中國在21世紀實現民族復興的地緣戰略和外交戰略目標的五句話就可以更加簡潔地壓縮為一個詞：“四角支點”戰略。即：通過與中國臺灣、緬甸、巴基斯坦和哈薩克斯坦這四個邊角支點地區建立軍事防御同盟，構筑亞洲的地區安全框架，并依靠武力軍備來確保中國在太平洋海域、印度洋海域以及亞歐大陸縱深腹地的海、陸交通運輸安全。同時破除美國在亞洲的霸權存在，并進一步支撐起中華民族于21世紀的偉大復興。
近來關于中國的第一艘航母下水的消息成為眾多國際國內媒體的焦點，有關中國可能擁有的航母數量也成為眾多軍事評論員熱議的話題。在本書看來，要構筑中國的“四角支點”戰略，就必須確立中國的大海軍和大空軍意識。而要有效維護中國海權，中國必須至少擁有6艘航母戰斗編隊才能滿足未來中國最基本的經濟安全和戰略安全需要：和平時期游弋在廣闊的大洋海域，確保中國的海洋運輸安全：北太平洋一艘，南太平洋一艘，印度洋一艘，南海一艘，另外一艘用于訓練，一艘進行維護。戰爭時期作為海、空作戰平臺，近岸收縮：三艘布防西太平洋，三艘布防北印度洋，從海、空兩基構筑安全隔離層，拒敵于國門之外，確保中國路基經濟和民生中樞安全。少于6艘，中國的經濟安全和戰略安全就會出現布防漏洞。
針對中國的“四角支點”戰略，需要特別說明一點，之所以沒有把朝鮮列入“四角支點”之內，是因為朝鮮的地理位置只是在短期內具有配合臺灣地區壓縮日、韓兩國戰略空間的功能（后文將有更為詳細的論述），只是在收服日、韓之前，朝鮮的地緣戰略價值也是不可低估的。但是，從遠景來看，一旦中國清除了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并收服了日、韓，朝鮮的地緣戰略價值無疑就大大下降了。相反，與朝鮮的地緣戰略價值大大不同的是，另外的四個地區無論到什么時候，它們的地緣戰略價值都絲毫不減。也因此“四角支點”戰略對于中國更具有不可動搖的遠景意義。換句話說，“四角支點”戰略對中國永遠適用，除非中國完成了東亞政治一體化整合，否則，無論是50年，還是500年，它的地緣戰略和軍事防御意義都不會喪失。
戰略重塑，王者歸來。
毫無疑問，這是一個在理論上具有較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的地緣戰略構想。
多年來，中國一直奉行不結盟政策，然而，時移世易，面對美國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包圍圈，中國的不結盟政策只能為美國留下可乘之機，讓美國有機會在“中國威脅論”的呼喊聲中逐步孤立中國。特別是冷戰之后，美國在中國周邊地區如菲律賓、新加坡、阿富汗、哈薩克、塔吉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等地的軍事基地布局，以及中國缺乏戰略盟友導致中國外交受困的事實，證明中國的不結盟政策并不成功。如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聯手制裁，以及近年來東亞、東南亞部分國家對美國在東亞圍堵和遏制中國的戰略的追隨和附和，甚至如菲律賓、越南和新加坡者，更是直言不諱地主動邀請美國進駐亞洲，制衡中國，這些都已經令中國的不結盟政策捉襟見肘。
同時也應該看到，由于恐怖主義、生化武器、核武器以及其他高科技戰略武器裝備的大量研制和運用等，世界的安全度大大降低，不結盟政策意味著中國周邊所有國家都有可能隨時被外部強大的勢力所挑撥離間而成為中國的敵人，外部的國家安全威脅隨時都可能降臨，這已經構成中國外部安全威脅不可忽視的一部分。識時務者為俊杰。國際安全環境的現實變化不容忽視。外交戰略的規劃與設計更應該與時俱進。結盟并不單純意味著針對某個集團的軍事對抗，也是為了消除自身的安全隱患，以及確保自身的戰略安全和戰略利益。今天是改變不結盟政策的時候了，無疑，構筑中國在亞洲地區的“四角支點”戰略將是中國營造外部安全框架的起點，也是中國真正邁向世界軍事強國的起點。
然而，若要實踐，接下來將面臨兩個實質性問題，第一，面對當前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如何才能調離或清除美國這個障礙。第二，這四個邊角地區是否具有結盟意愿，以及如何才能利用中國握有的優勢資源，通過合作共贏的方式，在可以讓對方戰略受惠的條件下實現結盟目標。
正像前文所分析的，21世紀中國復興的最大外部障礙和首要對手必然是美國。中國的崛起和結盟政策必然引發美國的疑慮和抵制。關于這一點，即便中國不愿意承認，或者目前還沒有意識到，伴隨著中國自身的強大，美國也必然將中國列為美國的首要對手和遏制目標。這是美國幾代戰略家的地緣戰略指導思想早就確定了的。正如上世紀80年代美國最著名的外交政策制定者之一的基辛格在其外交戰略專著《基辛格——美國的全球戰略》一書中所反復向美國的執政當局強調的那樣：“抵制任何國家稱霸亞洲的企圖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萬不得已時，哪怕沒有盟國的支持，美國也要抵制”，“若有人想稱霸亞洲，無論來自哪一國，美國一定會像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抵制日本和冷戰時抵制蘇聯那樣加以抵制”，“中國若是稱霸的話，當然要加以抵制”等。因此，未來無論中國如何示好或出于多么善良的愿望，只要中國的崛起之勢不可逆轉，美國都不會改變其既定的對華戰略。更何況，近年來美國的戰略重點東移，以及美軍在東海和南海的頻繁軍演已經凸顯了美國的這種戰略意圖。在某種程度上，這并不是中國的主觀意志所能決定的，更不是中國所愿意看到的，而是由于美國在全球的霸權之手伸得過長而引起的。美國的軍事基地遍布全球，在當今美國所構筑的全球霸權框架之下，任何一個國家的崛起都將與美國產生可能的利益沖突，而不僅僅是中國。
因此，由于美國在亞洲的霸權存在，中國要構筑21世紀民族復興的“四角支點”戰略，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美國， 更何況東亞地區還有美國豢養的亞洲的家賊和反骨仔。正是基于此，如果把外交比喻成下棋，未來中國在亞洲外交的一舉一動都必須睜大兩只眼：一只眼盯住對面的弈者，另一只眼盯住站在弈者背后下指導棋的美國。
這意味著，中國的外交戰略必須是基于美國霸權背景之下的通盤考慮和整體安排，至少，在美國的軍事力量撤離亞洲之前，任何罔顧美國在亞洲霸權存在的外交戰略其功效可能都將大打折扣。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正是基于這種考慮，如果能把美國從對面的弈者背后調離，使其自顧不暇，或者干脆擇機清除掉，無疑，中國將輕而易舉地主導亞洲對局盤面的勝負，并進一步發揮亞洲和平與安全的定海神針功能。相對于中國要構筑的地緣戰略目標的意義而言，調離或清除美國，雖然難度最大，但卻是事半功倍、釜底抽薪之策。反之，則如揚湯止沸，事倍功半。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未來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以清除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為戰略重點的對美戰略都將構成中國對外戰略的主基調。否則，那不僅僅是中國的固步自封和自我麻痹，也必將是中國外交在對手認定上所犯下的最為嚴重的戰略性的、方向性的低級錯誤。
1.3，對美戰略：剪除羽翼，逐步削弱，十年弱美，二十年擒美
1.3.1，美國的底牌和中國的目標
正像前文所分析，由于美國霸權在亞洲的存在，中國要構筑21世紀民族復興的“四角支點”戰略，無論如何都繞不開美國。如果把外交比喻成下棋，毫無疑問，未來中國在亞洲外交的一舉一動都必須睜大兩只眼：一只眼盯住對面的弈者，另一只眼盯住站在弈者背后下指導棋的美國。揚湯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因此，如果能把美國從對面的弈者背后調離，使其自顧不暇，或者干脆擇機清除掉，無疑中國將輕而易舉地主導亞洲對局盤面的勝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制定對美戰略就成為中國對外戰略中必然的優先選擇。
理論是實踐的先導，預判是行動的前提。在制定對美戰略之前，有幾個問題必須事先厘清，否則，戰略的執行就缺乏基本底線的框定，從而會變的漫無邊際：第一，中國要確立的不容美國討價還價的國家安全以及亞洲安全的戰略邊界在哪里？第二，中國的首要目標是打破美國的全球霸權，還是在亞洲的地區霸權？第三，在戰術上，是推倒美國，還是削弱美國？第四，美國的底牌何在？中美直接軍事沖突的可能性有多大？第五，武力在外交博弈中的權重幾何？這五大問題關涉中國對美戰略的目標、合縱連橫的范圍、戰略博弈的機會成本、允許沖撞的政策安全擺動幅度以及可以動用的方法和手段。
首先從“地理動力學”的角度來說，“三太六江脈系”覆蓋了北達勘察加半島，東到北馬里亞納群島，南抵爪哇島，西至帕米爾高原的廣大區域。從“四角支點”戰略的角度來說，北、東、南三面安全邊界幾乎不變，西部安全戰略邊界則延伸到里海和阿曼灣。因此，中國的戰略安全邊界就基本上框定在大致東經60°至東經180°之間亞太地區的陸域、空域和海域。這是中國國家安全和亞洲安全與穩定的基本戰略安全范圍。從歷史的經驗來看，無論是中國在19世紀之前的強大，還是19世紀之后的衰落，盛衰兩個方向的歷史都證明，中國只有取得在這個范圍之內的戰略主導優勢，才能保障國家安全，也才能維護和保障亞洲的安全與穩定，否則，中國則國無寧日，外患不斷。
這意味著未來中國的海軍、空軍和陸軍建設應該以取得上述區域之內的制海權、制空權和制陸權為戰略目標，來研發和更新中國的武器裝備，調整國防戰略思路。
需要重點強調的是，中國的戰略目標所追求的是國家安全和亞洲安全戰略框架，而并非領土擴張和領土占領。因此，中國的戰略謀求符合亞洲的整體利益，從而不會在亞洲內部樹敵。當然，這一地緣戰略目標所追求的不僅是中國發揮其亞洲安全和穩定的定海神針功能，同時也是中國擁抱世界，實現民族復興的地緣戰略需要。
從全球的地緣范圍來說，大國的戰略利益具有某種兼容性，比如當今的世界大國在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區的戰略利益就是彼此兼容的。但是中美在亞洲地區的主導權之爭無疑具有排他性。這就意味著，無論困難多么巨大，未來中國都必須動用握有的戰略資源迫使美國撤出包括關島在內的美國在東亞、東南亞以及中亞的軍事存在。這對于美國也許并非全是個壞消息。一方面這說明中國的首要目標并非打破美國的全球霸權，而是美國在亞洲的地區霸權。另一方面也無異于讓美國清楚地知道，中國用無意于打破美國的全球霸權來換取美國退出在亞洲的地區霸權存在，從而為中國騰出本來就屬于中國的戰略發展空間。在某種程度上，這是美國必須做出的讓步。否則，結果只能是，伴隨著中國經濟、科技和軍事實力的增強，中國將運用掌握的戰略資源在更大的范圍內合縱連橫、絕地反擊，來打破美國的全球霸權，屆時，美國要付出的代價將比退出亞洲所做出的讓步更為巨大。而中國接下來要做的就是如何讓美國能清楚地明白這一點。
其次，在戰術上，是推倒美國，還是削弱美國？這既是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也是基于國際大國力量格局的聯動考量。大國的世界影響力具有此消彼長的特征，或者說，在世界范圍內存在著一個大國影響力守恒定律。即一個大國影響力的上升，必然導致另一個大國影響力的下降，反之亦然。而大國的影響力是由其綜合實力決定的。就中國的綜合實力而言，如果在世界范圍內爭奪影響力，至少在未來可預見的10年之內中國可能仍然落后于美國，包括經濟實力、金融實力、科技實力和軍事實力。此外，在大致相當的這個時間段之內，中國的經濟和科技實力可能還落后于歐盟，而整體的軍事實力可能還落后于俄羅斯。這意味著，在中國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和軍事實力超越美國之前，即便中國聯合世界的其他大國力量推倒了美國的霸權，中國也難以坐上世界第一的領袖位置，而只能是為他人作嫁衣。基于此，在未來可預見的10年之內，中國對美策略的戰術首選還應該是削弱美國，而非推倒美國。而且，從所要動用的地緣戰略成本來看，削弱美國比推倒美國至少在策略上成本更小，也更容易實現。
此外，作為外來勢力，美國在亞洲之所以能夠建立霸權，一方面是美國的實力使然，另一方面也與美國在亞洲培植的羽翼不無關系。如果亞洲國家團結一致，抱團取暖，外部勢力也很難插足。而現實是，亞洲的整體權力結構在19世紀被歐洲的霸權勢力沖散之后，進入20世紀又一次被美國的霸權勢力沖散了。二戰中美國通過兩顆原子彈迫使日本投降，隨即把日本變成了美國的殖民地和美國遏制中國、俄羅斯等歐亞大陸國家的前哨。此后，出于圍堵中蘇社會主義國家陣營的需要，又先后出兵臺灣海峽、朝鮮半島和越南，并在東南亞先后建立了許多軍事基地，如除了在日韓有大量海軍和空軍基地之外，還有菲律賓蘇比克灣海軍基地和克拉克空軍基地，以及新加坡樟宜軍事基地等等，形成了對中國的第一島鏈包圍圈。正是基于這些事實，在中國的對美戰略中，剪除美國在亞洲的羽翼，打擊東亞內部的家賊和反骨仔，就必然構成了削弱美國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環。
再次，美國的底牌何在？未來中美開戰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作為歐洲的文明基因在美洲的延續，美國的政治哲學不僅保留了歐洲大陸的馬基雅維利主義，而且進化出比歐洲更加濃厚的商業邏輯。商業邏輯的重要特征就是唯利是圖，且注重衡量成本和收益比。這和中國重道義、講誠信的外交思想有著天然的思維邏輯差別。
可以設想，若中美開戰，戰局將如何演變而結果又會如何呢？
就雙方可以承受的結果而言，可以肯定的是，一旦開戰，這將是一場中美雙方都輸不起的戰爭。對于美國來說，輸了，就意味著美國霸權的終結以及其全球領導地位的喪失，這是美國絕對不可接受的。同樣，對于中國來說，輸了，就意味著中國的百年強國夢想變成了泡影，屆時整個國家極度的失落感和挫敗感勢必導致政治的大失控和社會的大混亂，這是中國絕對不可接受的，也違背中國復興的戰略構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美一旦開打，由于雙方都沒有退路，必勝就成為唯一的選擇，如此以來，戰爭必然逐漸升級。由于中美都擁有核武器以及戰略遠程導彈，同時雙方也都具有二次核打擊能力。一場太平洋兩岸的核大戰勢必不可避免，這不僅是中美兩國的悲劇，更是世界的悲劇。當年冷戰期間的美蘇爭霸，正是因為核恐怖的威懾，最終彼此都不敢打響第一槍。對此，卡特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美國最著名的外交戰略操盤手之一的布熱津斯基深有體會：“美國對歐亞大陸集團（意指蘇聯）為有效的支配整個歐亞大陸所做努力地成功遏制，意味著爭奪的結果最后是由非軍事手段決定的。因為雙方都害怕一場核戰爭，直到最后誰也未敢挑起直接軍事沖突······”（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
如果把美國今天在全球的實力以100為基數指數來衡量，綜合起來看，中國的實力指數大體應該在80左右。以美國政治哲學的商業邏輯思維，中美開戰的結果至少會使美國的實力削去一半，即美國的實力指數將從設定的100變成50，這不僅僅是美國霸權地位的喪失，而是美國將因此被拖入第三世界。可以想象，從霸主到第三世界，對于美國，這個成本未免太大了。這種結果是美國絕對不愿看到的，也嚴重違背美國政治哲學的商業邏輯。因此，未來中美之間的爭奪仍將限制在非戰爭手段。可以斷定，無論中美外交如何沖撞，在不喪失基本理性的情況下，中美開戰尤其是核大戰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但是，對于中國來說，這并不意味著武力軍備就喪失了在戰略博弈中的作用。相反，甚至可以說，武力軍備仍然是戰略博弈中決定勝負的最后的威懾手段。對美國這種特別崇尚武力的國家更是如此。這一點可以從美國戰后的對外政策中窺豹一斑。冷戰及冷戰之后美國在東亞、加勒比地區、巴爾干、中東、北非和南亞發動了大大小小的十余場地區戰爭，尤其是最近20年來，比如，1991年第一次伊拉克戰爭，1992年出兵索馬里，1994年8月轟炸波黑，1994年底入侵海地太子港， 1998年襲擊蘇丹，1999年空襲南聯盟，2001年出兵阿富汗，2003年第二次出兵伊拉克，2011年空襲利比亞等等。其中一個最為顯著地特征就是，這些國家的武器裝備實力太弱，根本無力對抗美國強大的軍事打擊，更不可能把戰線拉到美國本土從而對美國構成安全威脅。對于那些無力把戰線拉到美國本土的弱小國家，美國從來都是不吝動用武力的。所以，二戰之后，美國平均每隔兩三年就可以發動一場地區戰爭，但是美蘇爭霸世界半個世紀，美國卻始終不敢對蘇聯發動一槍一炮，這就是美國政治哲學的商業邏輯，也是美國大國博弈的最后的底牌。
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人比歐洲人聰明多了，歐洲人發動的兩次強強對抗的世界大戰不僅未能成就自己世界霸權的夢想，反而把自己打殘廢了。美國人知道，強強對抗、兩敗俱傷的零和游戲是不合算的，所以美蘇爭霸的最后還是不得不通過非軍事手段決出勝負。事實上，中美之間不要說是一場核大戰，就是一場常規戰爭，哪怕是落入美國本土的一顆炮彈都是美國所不可承受的，這是由當前美國經濟的脆弱性決定的。
眾所周知，上世紀80年代以后，由于美國低端制造業的大量外遷，以及金融衍生品的大量運用，美國的經濟已經產生嚴重的實體經濟虛擬化，虛擬經濟泡沫化的趨勢。根據南開大學最近的一份研究資料顯示，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制造業創造的產值占美國gdp的27%以上，到次貸危機暴發前的2007年，這一比例已經下降到11.68%，對美國gdp貢獻最大的行業已是金融、房地產服務業(不包括住宅建筑業)為代表的虛擬經濟，美國金融、房地產服務業的利潤總額占美國企業利潤總額的40%以上。
從經濟全球化的整體格局來看，這種經濟產業結構的形成源于由成本差異導致的國際經濟產業的垂直分工，產業經濟的垂直分工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成本，從而可以實現資源的全球配置。經濟全球化浪潮之下所形成的這種全球經濟產業和市場的垂直分工模式，在和平年代自然非常受用，也看不出什么問題。然而，一旦爆發戰爭，尤其是大國之間的戰爭，不僅國際間的貿易將豎起籬笆，國際貿易和海運通道將被割斷，經濟產業的全球鏈條必將斷裂。經濟產業結構和經濟體系不健全的國家顯然更容易面臨經濟崩潰的風險，同時也暴露出國家安全和經濟安全的戰略軟肋。這意味著，一旦中美開戰，只需一顆炮彈落到紐約，便可以造成大量金融資本逃離美國，致使美國的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以及美元指數的三重大崩盤，虛擬化和空心化了的美國經濟頃刻便能崩潰。一旦美國崩盤，美元隨之崩盤，美國要再想收拾殘局，那根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這正是美國經濟的脆弱性所無法承受的。相比起來，中國的經濟由于金融業和服務業所占的比例較小，經濟結構相對比較合理，也因此而更具中美軍事對抗的抗震能力。
此外，2010年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制造業生產國。全世界約有500種工業產品，其中 220種產品中國產量世界第一。其中，2010年中國鋼產量是美國的3.6倍；中國高技術制造業規模位居世界第二。從基礎設施的角度看，中國主要通訊基礎設施擁有量已經超過美國；中國沿海港口貨物吞吐量能力已居世界首位；2010年中國高速公路里程已達7.4萬公里，接近美國的7.5萬公里；中國高速鐵路里程達到7531公里，是全世界高鐵運營里程最長、速度最快、在建規模最大的國家。2015年中國高速公路里程將達11萬公里，大大超過美國；中國高速鐵路里程將達到1.2萬公里；2010年中國具有大學以上教育的人口1.2億人左右，位居世界第一，中國從事研究與試驗發展活動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人數已經先后超過日本、歐盟(27國)、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研發人才國家。上述種種數據說明，建國60年來，經過幾代人的艱苦奮斗，隱忍不發，中國社會已經在基礎設施、工業制造、科技進步、人才儲備等多方面具備足夠的自我循環的造血功能。如果中美之間發生不可避免的軍事對抗，那么這場戰爭相對于中國充其量就是一場龍卷風，龍卷風過后，以中國的基礎設施、工業生產能力、人才儲備資源等等，30年過后就可以再造一個強大的中國。二戰之后，德國和日本的經濟迅速崛起就是最好的證明。而對于經濟已經高度虛擬化的美國，一場戰爭的龍卷風過后，除了國際金融資本逃離美國，美元變成廢紙，經濟社會全面崩潰，不知道經濟空心化和虛擬化了的美國最后還能剩下什么。
毫無疑問，未來對美戰略的策略運用中，絕不能少了武力軍備元素，而且，武備的重點應該放在足以打擊美國本土的戰略武器之上，尤其是可以把戰線拉到美國本土，甚至把戰線固定在美國本土的戰略武器裝備之上。比如戰略遠程導彈、戰略核潛艇、航母戰斗群、戰略轟炸機、第五代戰略殲擊機 、激光武器系統、可覆蓋全球的衛星定位與武器通信系統等。尤其是戰略核潛艇的隱蔽潛伏能力和二次核打擊能力更具戰略威懾力。“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中國的戰略決策者必須明白，只有準備戰爭，才能避免戰爭。“以戰止戰”才是不易真理。強軍才能保國，也只有這樣，中國才能在地緣戰略和外交戰略的對美博弈中立于不敗之地。也只有擊敗美國，才能釜底抽薪，跨越障礙，實現復興，贏得和平。
據說前美國總統羅斯福有句名言：“說話時盡量面帶微笑，但手里要提著大棒”，中國需要以美國為師。
綜上所述，在未來可預見的10年甚至20年之內，中美地緣戰略和外交戰略博弈的思路就逐漸清晰了。即：要爭取以最小的地緣政治成本，實現最大的地緣戰略收益，這就意味著中國對美戰略博弈的指導思想應該是貼身擒拿，而不是導彈對射；美國經濟產業的脆弱性決定了中美開戰的可能性幾乎為零，但前提是中國必須具備把戰線拉到美國本土的能力；對美戰略的首要目標是把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存在從東經60°至東經180°的范圍之內的亞太地區清除出去，并取得相應區域的制海權、制空權和制陸權，迫使美國必須為中國的復興騰出戰略發展空間；在具體的策略運用上，以削弱美國的實力以及剪除美國在亞洲的羽翼為戰術重點。
這樣以來，對美戰略回歸到實踐的層面就可以更為簡潔地概括為一句話：“剪除羽翼，削弱美國，伐謀為上，軍備為盾”。關于“剪除羽翼”部分，本書將在后文中有更為詳細的論述，本章節專論“削弱美國”部分。
那么，如何才能實現這一點？
1.3.2，弱美策略：耗竭+斷奶
“···遺之巧匠，使起宮室高臺，盡其財，疲其力···遺其諛臣，使之易伐···”。
——《伐吳九術》
“國雖大，好戰必亡”。
自上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以來，美國取得了一超獨霸的世界霸主地位。然而，這絲毫未能讓美國的戰爭步伐稍作停歇，取得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國反而變本加厲，愈加窮兵黷武，對外出兵更是美國的外交常態。1991年第一次伊拉克戰爭，1992年出兵索馬里，1994年8月轟炸波黑，1994年底入侵海地太子港， 1998年襲擊蘇丹，1999年空襲南聯盟，2001年出兵阿富汗，2003年第二次出兵伊拉克。短短的13年之間，美國發動了8場大大小小的地區戰爭，幾乎每隔一年半就來一場局部戰爭，對外出兵構成了美國外交的一部分。對于美國近半個世紀以來在全球的窮兵黷武，美國學者喬姆斯基在其《9·11》一書中更是直言不諱的指出“美國本身便是頭號恐怖主義國家”。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如果這個世界沒有美國，世人每天從媒體看到或聽到來自世界各地有關戰爭的消息將會減少很多。
美國在全球的軍事基地分布揭示了美國霸權背后的全方位主導戰略。今天，美國的武裝力量幾乎已經滲透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天之道，損有余而彌不足”。美國在全球的貪得無厭必然暴露其自身的脆弱性。毫無疑問，戰爭讓美國獲得了巨大的利益，然而，戰爭也讓美國背上沉重的財政包袱，并留下大國博弈的戰略軟肋。這就是，龐大的軍費開支已經令美國不堪重負；沉重的債務負擔已經構成美國經濟振興的巨大包袱；而更為可怕的是，美國經濟的虛擬化程度已經注定了美國經不起未來中美軍事對抗的風險。這三方面薄弱環節的疊加效應已經構成美國難以彌合的戰略軟肋。2010年美國國防部長20年來首次要求壓縮軍費開支，證明美國的擴張步伐已經顯露疲態。2011年北非發生動亂，西方國家對利比亞采取武力介入政策，美國自二戰以來在歐美的集體行動中第一次退居二線，可以看作是美國擴張疲態的延續。
人類的歷史一再證明，政治野心膨脹所導致的無節制地對外擴張是要付出代價的。否則，天道何在？公理何在？既然美國已經露出擴張疲態，那就不要輕易讓它走下戰車獲得喘息，接下來中國要做的就是運用自己的戰略資源優勢拖垮它，竭其能，疲其力，慢慢等待其自己倒下。此即當今國際關系理論中所總結的一個重要的國家競爭策略概念：“耗竭”。
美國歷年軍費開支占聯邦財政收入的比例 單位：億美元
從上述圖表可以看出，自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以來到2010年，美國的軍費開支增加了2.5倍，但是其財政收入僅增加了1.9倍，軍費開支的增幅遠遠超過其財政收入的增幅。此外，從1991年開始，其軍費開支一直保持在占國家財政收入的25%左右。1996年開始，軍費占財政收入的比例有所下降，2003年第二次海灣戰爭以來，軍費開支再次攀升到占財政收入的20%以上，2009年開始，美國的軍費開支更是接近或者超過占財政收入的30%。不僅軍費開支總額創下了美國軍費開支的歷史，其占財政收入的比例也創下了歷史新高。更具戰略隱患的是，美國軍費開支占財政收入的比例已經接近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前蘇聯崩潰前的水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美蘇爭霸升級，蘇聯開始全面發力，軍費開支也逐年上升，1965年蘇聯的軍費開支僅有320億美元，1970年上升到550億美元，1975年猛增到1100億美元，1979年又增至1400億美元，同年，蘇聯的軍費開支占其財政支出的30%以上。到了80年代末期，蘇聯終于不堪重負，不得不向美國低頭，接受美國的一攬子政治經濟改革建議，然而為時已晚，1991年蘇聯帝國轟然倒塌，分崩離析。
根據國際軍控機構的研究資料，近年來，美國的軍備開支一直保持在占世界軍費開支總額的50%左右。這意味著，美國一家的軍備費用就占據了世界的一半。拿破侖有句名言：上帝欲其滅亡，必先使其瘋狂。龐大的軍費開支構成了美國財政赤字的一部分，2010年美國的軍費開支高達7000億美元左右，而當年聯邦財政赤字大概1.3萬億美元左右，軍費開支占其財政赤字的55%左右，這說明美國大部分赤字開支都用于槍炮制造、對外駐軍和打仗去了。近20年來，為了維持在世界各地的軍事存在，美國政府不得不繼續發債，擴大赤字，致使聯邦政府債臺高筑，危機重重。
2008年美國軍費開支占世界的比例
1940—2009年美國國防預算支出
1965—2010年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總額
從上述圖表可以看出，美國的聯邦政府債務從八十年代后期開始大幅上升，并迅速脫離2萬億美元的底部區域，直奔14萬億美元大關，增幅高達7倍左右。美國的軍費開支則從八十年代前期開始大幅上升，從1000多億美元直奔7000億美元大關，增幅高達7倍左右。通過對兩種曲線的比較可知，第一，軍費開支的大幅增長先于聯邦債務的增長，第二，聯邦政府債務上升的節奏和美國軍費開支的逐年增長節奏幾乎是平行向上。這種美國的軍費增加和債務上升的趨同走勢，足以說明美國在全世界的軍事行動已經構成美國債務負擔的罪魁禍首。換句話說，是軍備和戰爭推升美國聯邦債務的高企。事實上，2010年美國軍費開支占其年度財政赤字的55%以上，已經證明了上述結論。
2011年1月美國聯邦債務總額超過14萬億美元，占美國2010年全年GDP的100%左右。還不僅僅如此，如果考慮到美國的地方債務、企業債務和私人債務，2010年美國的各類債務總額超過65萬億美元，已經超過美國全年GDP的4.5倍。如果把美國比喻成一家公司，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今天的美國已經滑行在破產的邊緣。
包括聯邦政府債務在內的美國各類債務占GDP的比例
此外，從美國的經濟結構來看，美國已經經不起與像中國、俄羅斯這樣的大國直接軍事對抗的折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制造業創造的產值占美國GDP的27%以上，到次貸危機暴發前的2007年，這一比例已經下降到11.68%，而且，這其中的80%又都與軍事工業有關，與生活用品相關的輕工業占比很少。對美國GDP貢獻最大的行業已是金融、房地產服務業(不包括住宅建筑業)為代表的虛擬經濟，美國金融、房地產服務業的利潤總額占美國企業利潤總額的40%以上。這意味著，一旦中美軍事直接對抗，只需一顆炮彈落到紐約，便可以造成大量金融資本逃離美國，致使美國的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以及美元指數的三重大崩盤，美國經濟頃刻便會崩潰，失去金融和地產等服務業的美國還會留下什么呢？尤其是美元崩盤將導致美元的購買力變的一文不值，由于美國經濟結構的不健全，導致大量生活用品短缺，這意味著缺少傳統制造業的美國其國民生活用品都必須從外部購買，但崩盤之后變成廢紙的美元還能買什么呢？前蘇聯崩潰的悲劇殷鑒不遠。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戰爭對美國可能的打擊絕對是美國所無法承受的。而美國要振興它的制造業，由于美國勞動力成本的大幅上升，美國早已喪失了比較成本優勢，要重操舊業恐怕沒有那么容易，也許根本就不可能實現。實體經濟的空心化和虛擬經濟的高比例已經構成美國外強中干的一幅虛幻景象，以美元霸權所構筑的虛擬經濟的繁榮幻想早已令美國危如累卵，其經濟結構的脆弱性已經構成美國最為棘手的國家對外戰略軟肋之一。
附圖：2008年中外國防費用投入水平
中國歷年軍費開支及其占財政收入的比例 單位：億元|人民幣
從上述圖表可以看出，進入90年代以來，中國的軍費占財政收入以及GDP的比例就一直在下降，但軍費總額卻呈直線上升態勢，這說明中國的經濟質量和財政能力在大幅上升。同時，從中國的軍費開支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來看，無論是軍費總額、占財政收入的比例、占GDP的比例、人均國防費用、軍人人均國防費用等多個指標來看，中國的軍費開支都還有大幅提升的空間。即便是在現有的基礎上增加一倍，也只是達到發達國家的中上等水平。同時，略高于中國在90年代初的水平。這說明對于中國的經濟基礎而言，即使軍費增加一倍，仍然是財政經濟可以承受的安全范圍。然而，疲態盡顯、經濟乏力的美國卻不可能承受軍費再度翻番的負重。
附表：1998——2008中美工農業總產值和建筑業總產值比較
從上述圖表可以看出，如果以實體經濟核算，2008年，中國的農業、工業和建筑業三項產業即實體經濟總量已經超越美國。實體經濟代表國家創造財富的能力，而虛擬經濟本身并不創造財富，僅僅是財富分配和財富轉移的手段。這正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在和平年代和戰爭年代所體現出的不同的戰略意義。然而，長久以來，國家經濟產業結構的戰略意義因為經濟全球化的表面繁榮而被嚴重的忽略了。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實體經濟總量已經可以提供足以對抗美國的財富物質基礎。另據意大利安莎社2011年3月14日報道，國際研究機構“環球透視”的一份調查研究報告顯示，按照當前匯率計算，2010年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當年中國制造業產值躍升至1.995萬億美元(同比增長12.3%)，美國制造業產值則為1.952萬億美元(同比增長6.6%)。同時，中國2010年制造生產份額占全球比例的19.8%，而美國的該項數據為19.4%。同時，2010年中國的制造業產值占GDP的比重為34.7%，美國的該項數據僅為13.3%。中美兩國的經濟結構的安全性以及經濟成長的動力差距可見一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美對抗將令美國更加難以承受。
此外，從經濟發展趨勢來看，由于中國的產業升級和產業調整正在進行中，無論是傳統產業，還是高端產業，提升的空間都相當巨大，而美國的制造業受制于成本上升和產業的天花板效應，發展空間已經相當有限。上述數據說明，排除匯率變動的影響，如果不出所料，10年以后，中國的制造業產值將接近美國的兩倍。屆時，中國不僅是名副其實的制造業大國，也必將成為制造業強國。
可以預料，只要中國的內政決策不出現大的失誤，并保持社會的長期穩定和經濟的平穩增長，伴隨著中國的產業經濟逐步升級，經濟結構更加合理，財政支付能力也必然逐步增強，同時，伴隨著高科技武器裝備的逐步更新和擴充，未來中國的對美戰略博弈必然信心更強，優勢更大。
從上述一系列的數據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結論：一是美國龐大的軍費開支、沉重的債務負擔以及美國經濟的虛擬化三者的疊加效應已經構成美國難以彌合的戰略軟肋。第二，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中國的經濟基礎已經可以為中國的軍費大幅提升提供持久而健康的物質保障。相對于美國，在軍費開支的潛力上，中國已經具備壓倒性的戰略優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軍備競賽已經悄然成為中國對美戰略的最大王牌。同時，也是中國貼身擒拿美國，即弱美策略的最佳王牌：“耗竭”。竭其能，耗其力，而后令其俯首稱臣或者自斃。
20年的韜光養晦、隱忍不發，終于迎來了中美戰略對決的攻守易勢。
2010年以來，釣魚島問題，南海問題，中國周邊的島嶼和領海爭端升級，面對美國在東海和南海大規模軍演的咄咄攻勢，這無異于送給中國軍備競賽最好的借口，很遺憾，中國未能及時做出強有力的戰略回擊。眾所周知，由于美國參加軍演的航空母艦艦載武器裝備的作戰半徑足以覆蓋中國的北京、天津、上海、青島等重要城市，美日、美韓軍演行動已經對中國構成了明顯的安全威脅，其軍事威懾的政治意圖更是昭然若揭。為什么中國不能借機啟動自己手握的戰略王牌呢？相比之下，俄羅斯的軍事、政治斗爭意識要強烈許多，如08年的金融危機當口，美國自顧不暇，俄羅斯不失時機地迅速出兵格魯吉亞，次年宣布強化遠東的戰略布局，2010年普京政府更是宣布啟動20萬億盧布（約合6500億美元）的軍費預算案，這無疑是蘇聯崩潰以來，俄羅斯對美戰略對抗中最具戰略意義的進攻態勢。
本書可以預料，在未來可預見的10年甚至20年之內，以戰止戰的軍備競賽策略將是中國對美戰略博弈的最佳王牌。理由有四，其一，面對中國在經濟總量、金融貨幣、科技水平、軍事實力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影響力等多方面尚不具備戰略優勢的條件下，財政收入的穩健增長是中國對美戰略博弈最為堅實的戰略優勢。其二，狹路相逢勇者勝，當對手越是走近的時候，只有磨刀的聲音越響亮，才越能贏得安全。軍備競賽堪稱進可攻、退可守，可謂攻守兼備的完美之策；其三，也是最為重要的，無論是短期、中期還是長期，大幅提升國防和軍備預算，加快高端武器的研制和更新步伐，提升軍隊的整體戰斗力，都符合中國復興的戰略選擇；其四，正如前文所分析，現代工業和信息化條件下的“以戰止戰”以及戰前的軍備擴充已經改變了傳統的戰爭和軍備的意義，即以高科技武器裝備為依托的擴軍備戰已經不是純粹的資源消耗。相反，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武器裝備的科技水平提升可以帶動產業經濟崛起和加速國家復興。換句話說，擴軍備戰所帶動的軍工產業的升級換代已經成為產業經濟崛起的先導和國家綜合實力崛起的助推器。
正如前文所述，中國復興的戰略目標絕不僅僅是蝸居內陸腹地，或者茍安于東亞一隅，而是要具備塑造世界格局的能力，并重回世界的中心位置，光復昔日大國榮耀，造化天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這是一百多年來中國衰弱以致被動挨打最為沉痛的歷史教訓使然，也是西方肢解和侵略中國所留給中國的一項最具價值的政治遺產。
古今中外的兵典理論在突圍戰略的制定和選擇上無不遵循著兩個原則：一是抓住關鍵環節，解決主要矛盾，即所謂的蛇打七寸，或者擒賊先擒王，射人先射馬；二是避實擊虛，選擇從最薄弱環節突破。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外交所面臨的最大難點就在于上述兩者無法合二為一，即：美國既是中國外交的主要矛盾，偏偏又是最強大的環節。
二戰之后，由于美國霸權的延伸，尤其是在東亞地區的霸權存在，美國因素構成了新中國最為關鍵的外交戰略因素。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著只有先搞定或穩住美國，中國才能贏得主動。韓戰和越戰令美國灰頭土臉，不僅打出了新中國的威勢，而且令中國迅速從對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戰略困境中擺脫出來；中印之戰則是利用美蘇古巴導彈危機升級，無暇插手南亞事務而得以速戰速決；70年代末期中國出兵越南則是在中美關系升溫的大背景之下再次得以速戰速決。這些都是典型的例證。正是由于美國因素既是中國外交的主要矛盾，又是最強大的一個環節，因此，多年來中國的外交戰略決策也格外小心謹慎。如果說當初毛澤東選擇打擊美國是因為美國的霸權之手伸得過長而不得已而為之，那么，未來中美之間可能的對抗同樣是因為美國的霸權不肯退出亞洲而中國的不得已而為之。
同時，國際競爭格局已經今非昔比。最大的區別就在于，此前由于中國不夠強大，美國從未把中國列為首要對手，今天的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必然視中國為首要對手。正如前文所述，這是美國霸權戰略的指導思想使然。這意味著，在主要矛盾和最薄弱環節兩者不能合二為一的前提之下，中國必須再次盯住美國因素這個主要矛盾，并尋求從美國這個最強大的環節尋找最薄弱之處，強勢突圍，加速前行，從而實現彎道超車。本書認為，美國這個最強大環節的最薄弱之處正是軍備競賽。
可以設想，假如中國效仿俄羅斯，突然宣布軍費翻番，全速發力，大規模建造和更新諸如遠程戰略核導彈、航空母艦戰斗群、戰略核潛艇、戰略轟炸機、超級戰斗機以及航空航天、激光制導等這些當代戰略威懾武器裝備，世界會如何反應呢？
最直接的結果可能是從亞歐大陸的南北兩側向西部產生沖擊波：在北方，由于中日、日韓、日俄存在不同程度的領土爭議以及俄歐關系對立，中國的軍費翻番必然刺激日本，日本刺激韓國和俄羅斯，俄羅斯進而刺激整個歐洲；在南方，由于中印、印巴存在領土爭議，中國的軍費翻番必然刺激印度，印度刺激巴基斯坦，然后繼續向西，波及整個穆斯林世界。從大的世界格局來說，這就意味著，一旦中國啟動軍備競賽的旋轉木馬，無論美國是否跟進，美國都敗局已定。
理由很簡單，如果美國不跟進，這意味著當前由美國塑造的世界格局必然發生美國難以掌控的裂變，大國角逐的形勢更為復雜，新舊勢力交替的矛盾更加突出，結果必然是美國的霸權優勢逐步喪失，直至由美國構筑的國際格局最終分崩離析，重新洗牌；若美國想維持現有的世界格局，就必須跟進軍備，強化其在全球的領導地位，這無疑需要進一步擴大軍費開支，而這卻是美國的財政經濟所無力承受的。由于當前中國軍費開支只占美國軍費開支的六分之一（2010年中國軍費預算5321億元人民幣，相當于849億美元，國外媒體普遍認為大概在1190億美元左右；美國軍費預算6980億美元。同年，中國的中央財政收入大約1.6萬億美元，美國的聯邦財政收入大約為2.3萬億美元），這無異于中國以1個銅板的消耗至少可以撬動美國6至8個銅板的消耗，而美國的財政收入僅為中國的1.4倍，很顯然，這是美國絕對難以承受的。只有軍備競賽才能帶動美國加速飛奔，增大消耗，美國的戰略軟肋必將在此付出沉重代價，其跟進軍備競賽的結果就是被中國拖垮，最終耗竭而亡。
同時，面對中國軍備競賽的戰略攻勢，對于美國這無疑是一個想攻而無處下手，想守又守不住的兩難選擇：打又打不得，拼又缺乏后備實力。更無異于一場追魂索命而又揮之不去的世紀噩夢。因此，它跟進或者不跟進，都敗局已定，區別就在于后者可以讓敗局來的遲緩一些，可以為美國贏得戰略調整的時機，并維持美國在亞洲之外的軍事存在，從而來延緩美國世界霸權的崩潰期限。因此，面對中國軍備競賽的戰略攻勢，投子認輸，撤離亞洲，這是美國最為明智的戰略選擇。
可以預料，一旦中美軍備競賽開打，中國便可以不必再遮遮掩掩、縮手縮腳的韜光養晦，大可把牌撂倒桌面上，與美國打明牌（之所以要打明牌，這同樣是出于策略的考量，因為只有打明牌，甚至越是高調才越能激起歐亞大陸軍備競賽的連鎖反應，并以此來增加美國的全球戰略壓力，也才能分解中國在亞太地區來自美國的戰略壓力，從而加速美國霸權的崩潰進程），迫使美國要么棄子求活，撤離亞洲，要么亡命跟進，積累風險。以今天世界格局的演變速度，以及美國的財政經濟現狀，不出10年便見成效，10年不成，就20年。只是，美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危機還能再承受幾個10年？
此外，為了配合軍備競賽的“耗竭”策略，中國尚可以充分利用手中掌握的巨額美國國債和美元儲備在國際金融市場采取拉鋸式來回拋售和買進操作，從而形成美元的大幅波動，打擊美元的國際信用。切斷美國通過向國際發債進行融資的外部資金來源。即“斷奶”策略。
2010年11月11日，上證交易所中國石油的交易盤面上，短短20分鐘的時間中國石油的股價被迅速拉升接近漲停板，當日收盤漲幅高達7.69%，但換手率僅有0.09%，尚不足中國石油流通盤的百分之一。當日市場僅以不足18億元的成交量撬動1800多億元的流通市值，更是撬動中國石油2200多億元的總市值。這充分說明在金融市場上，以很小的杠桿就可以撬動巨量的資金盤面。到2010年底，中國外匯儲備超過2.85萬億美元，持有美國國債超過一萬億美元，占美國國債外國持有量的25%左右。以中國手里握有的巨額美元和美國國債資源足以撬動美元的大幅波動，同時利用期貨市場的高杠桿效應，做成石油和美元指數的雙重下行也未必不可能。
2009年3月至2011年3月的兩年期間，國際石油價格以及大宗商品價格和美元指數的走勢就出現了這種吊詭的背離現象。倫敦布倫特原油價格從每桶47美元一路漲到119美元，漲幅高達253%，同期的銅、鋁、鋅、鉛、棉花等等大宗商品價格更是漲幅達到250%—350%之間，而美元指數同期只停留在89—75之間，即在15%的幅度之內上下震蕩。這足以說明美元指數和以美元計價的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不僅不像西方經濟學原理所灌輸的那樣具有必然的同步反向聯動，而且事實證明二者完全可能發生大幅價格背離，甚至是同步同向聯動的趨勢。比較耐人尋味的是，這種不符合西方經濟學原理的背離現象卻對中國產生了嚴重的雙重負面影響。美元的貶值導致中國巨額外匯儲備的價值縮水；石油等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暴漲推高了中國的輸入性通貨膨脹以及資源、能源成本。雖然目前還無法斷定這是國際金融資本針對中國的一種人為現象，至少，這說明中國也可以利用手里握有的美元儲備使美元指數和石油等大宗商品價格向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生背離。為什么不能呢？背離的事實已經存在。因此，通過美元和大宗商品價格的同步同向聯動操作，這無疑不僅可以降低中國進口資源和能源的成本，也必將重創美元的國際信用，切斷美國通過發行主權債務從外國進行融資的籌資渠道，最終實現對美“斷奶”策略。
2009．1—2011.3國際石油價格和美元指數走勢
上圖：倫敦布倫特石油價格 下圖：美元指數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持有巨量美元儲備和美國國債的合理性遭遇了來自中國朝野上下的多方質疑。然而，在本書看來，中國擴大美元儲備、購買美國國債的最大錯誤不在于美元儲備的數量以及購買美國國債的多少，而在于購買之后的消極持有和主動鎖倉，這一消極行為卻在無形中把它變成了“死”的資產。這顯然說明了中國對美投資的主要動機缺乏更為深層的戰略考慮。面對美國在東海和南海的軍演挑釁以及對臺軍售和對人民幣匯率的公然干預，中國手里握有的大量籌碼不僅沒有配合中國的對美戰略博弈，反而為美元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奠定了堅實的貨幣信用基礎。從戰略層面來說，這無異于在無意識中支持了美國對中國的戰略圍堵和遏制。
2008年美國國債外國持有量及其占比
十年弱美，二十年擒美，我們距離這一天并不十分遙遠。
“耗竭+斷奶”其實就是目標指向竭其能、疲其力的“堵流截源”策略。早在兩千多年之前，中國人就發明并成功進行了實踐。2500年前，吳越爭霸，文種以“伐吳九術”獻于勾踐，并聯手范蠡最終協助勾踐擊敗吳國，開創了一個絕地求生、敗戰復國的經典案例，越國也因此一舉成為春秋時代的霸主之一。而伐吳九術的核心思想就是“竭能疲力”。上世紀80年代美國以同樣的策略擊垮了蘇聯。當時，針對前蘇聯的財政狀況，美國一方面啟動軍備競賽，耗竭蘇聯財政，另一方面在國際市場大幅打擊石油價格，令蘇聯通過出售石油獲得財政收入的來源大打折扣，最終蘇聯經不住美國軍備競賽拖累，終于于1991年轟然倒塌、分崩離析。遺憾的是今天的美國沒有汲取前蘇聯崩潰的歷史教訓，不惜債臺高筑，濫發貨幣，窮兵黷武，逆天悖道，最終還是留下了難以彌合的大國博弈戰略軟肋。
1.3.3，立于不敗：爭取“三斗一”
正如前文所述，今天的世界政治舞臺上基本上是以美國、歐盟、中國和俄羅斯為四大主角，中國作為世界最為重要的大國力量之一，玩好大國政治博弈游戲是實現國家戰略目標不可動搖的思想主軸。換句話說，大國政治博弈理應成為中國外交的主戰場。否則就是主次不分，輕重不分。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大國政治游戲從來都居于大國國家外交戰略的主導地位，尤其是二戰之后的國際政治實踐清楚地揭示了這一點。如冷戰時期美蘇爭霸半個世紀，雙方互有攻守，但雙方仍能繼續維持力量“均勢”。然而90年代初期蘇聯的解體不僅令俄羅斯在對美外交戰略博弈中處于守勢，在東歐、高加索和中亞地區，俄羅斯的地區外交同樣節節后退。而美國由于在這場爭霸中勝出則顯示出了全方位的戰略攻勢。國際政治斗爭的殘酷現實證明了國家利益的博弈結局依然在延續賭牌牌局中的“勝者通吃”現象。
這說明作為世界最為重要的大國政治力量之一，區域戰略必須服從于全球戰略。只有先下好大國政治博弈這盤大棋，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因此，從對美外交博弈的外圍環境以及今天全球化背景之下國際競爭格局來看，中美對決的成敗在一定程度上將取決于中國外交在中、美、俄、歐這四大勢力之間合縱連橫的成敗。
二戰之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美國、歐洲、俄羅斯（原蘇聯）和中國這四大政治勢力基本上保持了二對二的東西冷戰格局，即美歐對中蘇。上世紀60年代中蘇關系惡化，70年代中美關系升溫，世界格局開始形成三斗一的態勢。90年代，蘇聯崩潰，冷戰結束，美國的“一超”地位凸現出來。從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三對一格局的形成源于原蘇聯帝國的擴張政策導致中蘇同盟出現結構性矛盾，中蘇關系的惡化，以及蘇聯入侵阿富汗，又進一步促使中美關系升溫，從而有機會形成了三對一的戰略格局。歷史的經驗表明，在中、美、俄、歐四大勢力之間，二對二可以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均勢”格局，而三對一則必然一家輸。
冷戰之后，美國獲得了一超獨霸的優勢地位，開始重拾進攻性的對外擴張政策，并利用自身在北約中的主導地位偕同歐洲在亞歐大陸的東、西、中三面強勢介入，企圖全方位主導亞歐大陸。從大國博弈的角度來說，由于中國外交的韜光養晦政策顯示出一定程度的超然態度，中、美、俄、歐之間再也沒有形成二對二的戰略格局，這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美國一超獨霸地位的存在。其間，中國之所以采取一定程度的超然態度，主要是由于國內、國際存在兩方面的現實因素：一方面，中國急需進一步積聚能量，通過繼續經濟改革和工業化進程來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在經濟、科技和軍事方面的實力差距，恢復冷戰不符合中國的改革開放戰略；另一方面也是由于80年代之后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中、美、俄、歐這四大勢力之間戰略利益的復雜性已經遠遠超過冷戰時期。眾所周知，70年代中美建交之前，不僅美國敵視中國，歐洲除了法國戴高樂政府之外的主要大國基本上都跟隨美國敵視中國。再加上經濟的全球化尚不明顯，彼此之間的經濟依賴度并不是很高，因此，當美歐結盟拉起鐵幕對抗蘇聯帝國的時候，美歐作為中蘇共同的敵人，中蘇結盟就是一種必然的戰略選擇。70、80年代，中美關系升溫的同時，中歐關系也同步升溫，尤其是中法關系遠遠好于中美關系。冷戰之后，雖然由于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霸權存在，中美之間存在著結構性的戰略矛盾沖突，但是基于經濟利益的需要，中歐之間不僅不存在結構性的戰略沖突，而且還存在一定的經濟利益鏈條。然而，因為北約的存在，美歐之間事實上又在戰略上是一體的，這就增加了中國戰略選擇的難度：如果選擇中俄結盟對抗美國，由于美歐戰略一體，這無異于輕率地把歐洲推到中國的對立面，這顯然不符合中國的戰略利益。因此，冷戰之后，當美國主導的北約勢力在東歐、高加索和中亞地區繼續擴大冷戰的勝利成果，對俄羅斯采取戰略攻勢的時候，中國則配合國內的改革開放要求，提出了“韜光養晦”的外交戰略，對美、歐、俄之間的戰略博弈顯示出一定程度的超然態度。
客觀的說，雖然中國的韜光養晦外交為中國贏得了寶貴的發展經濟、積聚實力的外部安全與和平時機，但是其負面效應也逐漸顯示出來，典型的例證就是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基地布局對中國所形成的“U”型包圍態勢：從日本、韓國、菲律賓、新加坡，到印度洋上的查戈斯群島、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在中國周邊這一“U”型陣線上布滿了美國的軍事基地。其中，新加坡、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哈薩克斯坦的美軍基地都是進入新世紀之后剛剛布局的。目前美國在中國周邊地區的駐軍人數大概在20萬人左右，占美國海外駐軍總人數的60%上下。中國人要明白，美國大兵不是去玩兒的。事實上正是這一美國軍事霸權在亞洲的存在，導致了中國周邊部分國家尤其是美國的盟國不時的挑戰中國的外交底線，日本、韓國、菲律賓、越南等國不斷地制造地區沖突事件。近年來，中日釣魚島之爭、南海島嶼之爭等逐漸升級，再加之美國的推波助瀾，大有群毆中國的跡象。
如果說“9·11”事件之后美國的主要精力重點在反恐，那么，在結束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之后，由于中國的實力上升，并危及美國在東亞地區的霸權格局，美國很有可能將把中國列為未來美國對外戰略的首要對手并加以遏制。這意味著，無論是通過戰爭手段還是非戰爭手段，未來中美之間的巔峰對決都將難以避免。
然而，20年河東，20年河西。經過冷戰之后20年的經濟和政治格局的演變，今天，在中、美、俄、歐四大勢力之間，由于中俄邊界糾紛已經解決，而中歐距離遙遠，中俄、中歐之間除了文化價值觀的不同而有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猜忌之外，并不存在結構性的戰略利益沖突。相反，美歐、美俄、俄歐以及中美之間同時存在著結構性戰略矛盾沖突，這種多重雙邊結構性戰略矛盾的存在，一方面凸顯了美國正處于最沉重的結構性戰略矛盾的漩渦地帶：中、俄、歐三家同時與美國存在難以調和的戰略利益沖突；另一方面也意味著中、俄、歐三家聯手圍獵和遏制美國霸權時代的來臨。在本書看來，目前中國外交戰略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利用上述結構性戰略矛盾，聯手歐洲和俄羅斯，協調立場，步調一致，促成大國政治博弈“三斗一”格局的形成。從而為中美之間的巔峰對決營造立于不敗的外圍大勢。
首先是美歐之間已經出現了結構性戰略矛盾，即歐元和美元的國際貨幣主導權的爭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消耗，歐洲于19世紀之后建立的霸權格局崩潰，實力明顯下降，并退居次席。當時出于遏制蘇聯的需要，美國實施了著名的“馬歇爾計劃”扶持歐洲復興，到了上世紀80年代，歐洲主要大國如英法德等國家基本上已經從二戰的廢墟中站立起來。同時，伴隨著歐洲經濟合作程度的加深，尤其是歐盟的成立，歐洲各國逐漸以一個整體的政治形象發聲，有力的維持了歐洲的大國政治地位。1999年歐元誕生，2002年歐元正式啟用，歐元的啟用標志著歐洲的經濟整合進一步加強。同時，由于歐元區經濟總量和美國經濟總量相當，且有多個政治大國，科技和軍事實力不容小視，歐元作為世界貿易的主要儲備貨幣之一，很顯然將不可避免地危及美元國際貨幣結算的統治地位。資料顯示，歐元誕生以來，美元在全球的國際儲備比例已經從此前的85%左右下降到60%左右。眾所周知，今天美國的霸權主要得益于美國超強的軍事實力和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地位二者互為支撐的霸權地位。正是由于超強的軍事實力，美國才得以把美元信用和美國國債信用維持在一個神話般的水平。缺少了美國的軍事霸權實力，美元的國際信用將大打折扣；而沒有美元信用，美國就無法通過債務擴張和美元的“鑄幣稅”來支撐美國的軍費投入和軍力提升，即通過擴張主權債務，開動印鈔機，以紙美元換取實物資產。對于美國的霸權來說，武力和美元，二者缺一不可。歐元的誕生毫無疑問將危及美元的統治地位，并構成美國霸權崩潰的主要因素之一，這正是歐洲和美國難以調和的結構性戰略矛盾所在。歐元的國際地位提升對于美元來說，如果不用“斷頭鍘刀”來形容，至少也構成了美元統治地位的最有力的挑戰。可以預料，只要歐洲能夠維持歐元的穩定，并繼續新成員的加入，未來歐洲和美國的戰略矛盾必將進一步加深，伴隨著歐洲主要國家大國意識的覺醒，歐美必將反目，而最終的結局很可能是歐洲突破由美國主導的北約的限制，自成一格，北約解體。歐盟將以自身的實力構筑自己獨立的武裝力量，形成真正的世界一極。如果這一局面果然形成，毫無疑問，這將構成美國霸權格局崩潰的標志性事件之一。
其次是美俄之間難以調和的戰略矛盾的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蘇曾經聯手對付以德國為首的軸心國的瘋狂擴張。二戰之后，歐洲衰落，鑒于蘇聯帝國的崛起和強大，為了防止蘇聯稱霸歐亞大陸，同時也是美國走向全球霸權的戰略需要，美國便不失時機地對蘇聯采取了長期的而有計劃的“遏制”戰略，即喬治凱南提出的“遏制”政策，隨后形成美蘇之間的冷戰對抗。1990年，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東西對抗，蘇聯解體，冷戰結束。然而，由于俄羅斯的軍事實力和國際影響力仍然不容小覷，冷戰的結束并未讓美國人放下心結，反而激起美國更大的、全方位主導世界的霸權欲望，北約的東擴以及反導體系在東歐的部署足以說明美國仍在進一步鞏固冷戰的勝利成果，繼續壓制俄羅斯。阿富汗戰爭打響之后，美國的軍事基地進入中亞——這里曾經是原蘇聯的加盟共和國，也是俄羅斯的傳統勢力范圍，美國的進入意味著俄羅斯的戰略空間進一步受到擠壓。因此，美國對中亞的強勢介入也可以看作是美俄戰略矛盾的延續。這決定了美俄之間的戰略矛盾難以調和。毫無疑問，如果美國從上述任何一個地區退出，都意味著美國主動放棄冷戰勝利的果實，這顯然是美國所不愿意的，除非美國可以從其他方面獲得比退出上述地區更大的戰略利益。因此，可以預料，美俄之間的結構性戰略矛盾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仍將繼續存在。
再次是俄歐之間的戰略矛盾。關于俄歐之間的戰略矛盾問題，應該說既有歷史的淵源，也不能排除美國因素。從歷史的經驗來看，自16、17世紀以來，俄羅斯帝國與歐洲主要大國的政治矛盾就接連不斷。從16世紀蒙古欽察汗國控制下的莫斯科公國，到20世紀蘇聯帝國時期，俄羅斯人從未停止對外擴張。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一部俄羅斯歷史就是一部俄羅斯帝國的對外擴張史。期間，為了打通通往波羅的海和黑海的出海口，俄羅斯帝國在過去的兩三百年間曾無數次向西擴展，波蘭立陶宛王國、哈布斯堡王朝、德意志帝國、拿破侖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等等，都曾與俄羅斯帝國正面交鋒，這也構成了俄羅斯與歐洲傳統大國之間的不可磨滅的歷史恩怨。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蘇聯曾經和英法結盟對抗德國的擴在，然而，二戰之后，由于美國的遏制政策，鐵幕合攏，歐洲反手與美國結盟對抗蘇聯，這顯然與美國主導的大西洋聯盟不無關系，換句話說，二戰之后俄歐之間的矛盾誘因在于美國。冷戰之后，蘇聯解體，俄歐關系不僅未能獲得根本改善，反而伴隨著北約東擴和反導體系在東歐的部署，俄歐矛盾有進一步加深的趨勢。不過，未來這一局面也許可以獲得改善，其根本原因在于，美歐戰略矛盾的加深必將導致歐盟的分離傾向。很顯然，歐盟若要自成一格，并形成一支獨立的政治勢力，就必須擺脫由美國主導的北約的限制，同樣，歐盟要脫離由美國控制的北約集團，改善俄歐關系就是一種必然的戰略選擇。而俄歐關系緩和不僅符合歐洲的戰略利益，也符合俄羅斯的戰略利益。不過，這可能需要時間，各方戰略矛盾轉換的時間，以及俄歐雙方權衡戰略利弊的時間。至于未來俄歐關系到底如何演變，時間會最終給出答案。
最后是中美戰略矛盾。上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意識形態的對立，中美處于戰略對抗之中。韓戰和越戰讓美國人明白，沒有中國的許可，美國的勢力難以登上東亞大陸。70年代到80年代，美國開始調整戰略，一方面是出于對抗蘇聯擴張的需要，同時，美國也想盡快從越戰中脫身，中美關系開始正常化。80年代到90年代，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作為冷戰中美國的最大敵人，蘇聯集團的瓦解意味著美國不再需要中國，中美關系再生波瀾。89風波之后，美國更是帶頭制裁中國，進入90年代之后，中美沖突便接連不斷，南海撞機事件，炸大使館事件，支持臺獨、藏獨、疆獨等接二連三。由于這一時期中國致力于內部經濟建設，提出“韜光養晦”的外交方針，中美沖突大多以中國的“隱忍”而很快獲得解決。“9·11”之后，美國專注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兩場反恐戰爭，中美關系表面上獲得了一定程度的緩和。然而，美國的地緣戰略布局可謂“成就斐然”：先后在新加坡、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土庫曼斯坦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建立了多處海、空軍事基地，并成功占領了阿富汗。如果再加上北約的東擴，以及對伊拉克的占領，從地緣戰略的角度來看，冷戰之后的20年，美國借助其“一超獨霸”的歷史機遇，總體上地強化了對亞歐大陸的全方位主導戰略。
對于中國來說，冷戰之后的20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工業化進程、軍事裝備、基礎設施建設、人才儲備等等則有了質的突破，中國也進一步融入了世界。2010年，中國一躍而成為世界第一大制造業大國，經濟總量位居世界第二，綜合國力比之20年前明顯上了一個臺階。由于中國經濟的對外依賴度急劇上升，中國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經濟安全需要和戰略需要也比此前的任何時候都更為迫切。然而，中國的外部戰略安全環境卻遠不及20年前，典型的例證就是美國以接近20萬人的兵力之巨在中國周邊所構筑的“U”型包圍態勢，其中包括重點駐扎在日、韓的8萬兵力左右，以及駐阿富汗的10萬兵力。
毫無疑問，中國要實現21世紀的偉大復興，走向海洋、走向世界，首先就必須突破美國構筑的“U”型包圍態勢。2009年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在泰國訪問時高調向世界宣布美國“重返”亞洲。2011年6月，在新加坡出席第十屆亞洲安全會議的美國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表示：“美國不會因為削減軍費和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而減少對亞洲盟友的安全承諾，美國將深化和提升其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和軍力”。2011年7月，正值南海紛爭加劇之時，正在中國訪問的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倫強調：“美國不會離開。我們在該地區長期存在對我們幾十年的盟友很重要，我們將繼續存在于該區域”。中國要突破美國的包圍，而美國卻不愿意主動離場。這說明中美之間的戰略矛盾和戰略沖突將難以避免。
從上述分析可知，美歐、美俄和中美之間的結構性戰略矛盾是難以調和的，對于美國、歐洲、俄羅斯和中國而言，任何一方的戰略妥協和戰略退讓都意味著其戰略利益的喪失。然而，美國作為歐、俄、中三家共同的戰略矛盾交匯點，這顯然已經預示著中、俄、歐三家聯手遏制美國霸權時代的來臨。從綜合實力上來看，目前的美、歐、中、俄這四大勢力之中，美國仍然處于明顯的優勢地位，但是也存在著戰略軟肋，即：經濟的高度空心化和虛擬化、高負債、高赤字三重危機的疊加效應已經顯現。歐、中、俄三家的綜合實力基本相當，但都不足以單獨遏制或擊敗美國。其中，歐洲的優勢在于金融貨幣和高科技產業經濟，俄羅斯的優勢在于軍事和能源資源，中國的優勢在于以工業生產能力為重要特征的經濟總量和市場容量。很顯然，中、歐、俄三家如果能實現優勢互補，三家聯手遏制和圍獵美國，根據歷史的經驗，其結果必然是三家贏而一家輸。這顯然意味著今天的中、俄、歐三家手里都已經握有一手戰略利益重組的好牌，問題的關鍵是如何協調立場，步調一致，避免落入美國“分而治之”的戰略陷阱，同時把這手好牌打好。尤其是如何分化美歐同盟，將是中、俄、歐三家聯手的關鍵。這顯然將考驗中、俄、歐三家的外交智慧。很顯然，如果歐盟能借助歐元來推倒美元，并終結美國在北約中的統治地位；如果俄羅斯能在東歐、高加索和中亞地帶清除美國的勢力；同樣，如果中國能把美國從中國周邊地區清除出去——對于歐、俄、中三家來說，這些籌碼足夠分量，足夠誘惑力，那么，未來中、俄、歐三家聯手形成“三斗一”的戰略格局就是可能的。
然而，美國絕不會束手就擒。如果說美國在亞歐大陸的全方位主導戰略已經無法延續，那么，戰略收縮就是美國的必然選擇。即通過在局部區域妥協讓步，誘使歐、俄、中三家中的任何一家追隨美國，從而瓦解中、俄、歐聯盟，最終分而治之。從美國的軍事基地布局來看，目前美國在亞歐大陸的戰略攻勢和戰略利益主要分布在四個區域方向：西歐和東歐方向、中東和北非方向、中亞和南亞方向以及東亞和東南亞方向。毫無疑問，美國在上述四個區域方向的戰略布局旨在通過控制世界資源、能源以及海上運輸要道，在地緣戰略和能源戰略上挾持和威懾歐洲、俄羅斯和中國這三大政治勢力。美國要分而治之，就必須至少在一個方向上做出妥協讓步。對于美國來說，最為難以決斷的也許就是難以確定在中、俄、歐三個方向上應該從哪里做出妥協讓步。
不過，從戰略“均勢”的角度來說，由于美國一超獨大，而歐、俄、中三家均弱于美國，這意味著未來如果美國拉攏任何一、兩家打壓或遏制其中的一家，這都不符合被拉攏國家長遠的戰略利益——抑弱扶強，只能是弱者更弱，強者更強。因此，未來歐、俄、中三家中的任何一家如果與美國結盟遏制其中一家，都只能是增強美國的霸權實力，最終也必將受制于美國。“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對于歐、俄、中三家而言，如果大家都想活的比較滋潤，就必須打破霸權，重構戰略“均勢”。毫無疑問，只有歐、俄、中三家聯手三斗一，圍獵美國，才是最佳戰略組合。
結語：
正如前文所述，中國要確保自身的國家安全，并構筑亞洲安全框架，發揮中國亞洲和平與穩定的定海神針功能，進而鑄就中國具備塑造世界格局的能力，無疑，建立亞洲地區的“四角支點”戰略就是一種比較安全、可靠而又節約外交成本的地緣戰略選擇。然而，由于美國在亞洲的霸權地位，尤其是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存在，導致了二者難以回避的博弈關系格局。破除美國在中國周邊的軍事存在就成為中國復興最為緊迫的地緣戰略和外交戰略目標之一。如果排除戰爭手段，那么，通過中國握有的戰略優勢資源，把美國的勢力從亞洲調離，或者擇機清除，無疑就是一種比較理想的戰略選擇。考慮到對美戰略的可操作性，在中美之間戰略博弈的所有備選項里，以戰止戰的軍備競賽策略無疑就是個集眾多優勢于一身的優選：既能為國家外部安全增添砝碼，又可以在手握主動權的背景下迫使美國戰略收縮，主動離場，還符合中國的長遠地緣戰略目標，最為關鍵的，還是中國具備這個財政經濟能力，甚至是舉重若輕。可謂投一子而收多效。
《棋經》曰：“茍弈者當取勢”。從外圍戰略布局來看，中國要構筑在亞洲地區的“四角支點”戰略，成敗關鍵將取決于對美戰略博弈的成敗，對美戰略博弈的成敗在一定程度上將取決于中國外交在中、美、俄、歐這四大勢力之間合縱連橫的成敗，而合縱連橫的成敗最終很可能將取決于能否成功分化美歐同盟——要讓歐洲人覺得，脫離美國主導的北約要比維持美國的霸權將獲得更大的經濟利益、主權自由和大國榮耀。
可以預料，一旦在中、美、俄、歐之間形成“三斗一”的戰略格局，即中、俄、歐聯手圍堵和遏制美國，外圍大勢即可圍成。在亞歐大陸西端有了歐洲和俄羅斯的戰略配合，中國在亞歐大陸東端收服日韓、掌控臺海、穩定東南亞，以及實施對美貼身擒拿的“弱美策略”便可啟動程序。事實上，不要說擒獲美國，只要能爭取對美戰略博弈的攻守主動權，中國便可以決勝東亞（參見后文章節）。屆時，不僅中國在東亞地區的臺海統獨之爭，釣魚島之爭、南海島嶼之爭、中印領土之爭等都將不是問題，同時，中國復興大業所要構筑的“四角支點”戰略也必將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
2010年以來，中美沖突的風險正在加劇，美國通過不斷地聯合軍演，策動東北亞、攪局南海，中國周邊的地區安全形勢顯示出日益緊張的趨勢。可以預料，伴隨著中國綜合實力的進一步增強，中美在亞太地區的權力爭奪沖突將與日俱增。未來如果美國在臺海統獨之爭、釣魚島主權之爭、南海島嶼主權之爭等問題上繼續執意攪局，制造事端，挑戰中國的忍耐度，那么，結盟俄歐，并啟動對美軍備競賽的戰略攻勢將是中美之間攻守易勢的外交轉折。
需要再次強調的是，在美國的駐軍撤離亞洲之前，對美戰略博弈的成敗將決定中國在亞洲外交的一舉一動，當中國走近亞洲外交對局的盤面時，一定要睜大兩只眼睛，一只眼盯住對面的弈者，一只眼盯住站在弈者背后下指導棋的美國。從國際政治的外圍大勢來看，中美博弈的勝負關鍵很可能將取決于能否處理好中、美、俄、歐這四大勢力之間的合縱連橫大局。而中、俄、歐三家聯手圍獵美國的破局關鍵在一定程度上將取決于能否成功分化美歐同盟。
相關文章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